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役胜利70周年活动上，习近平同志宣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是东方主战场的正义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始自1931年9月18日，史称“九一八事变”，终于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此前在讨论鲁迅与抗战关系的时候，1936年10月19日既已去世的鲁迅先生，显然是无法抗战的。但是如今用新的抗战起迄世间计算，鲁迅先生的人生有5年多的时间与抗战“重合”。作为文化界抗战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这段时间里，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第一，发起文化界抗敌联盟。创立于1930年3月2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在成立大会上，鲁迅所作的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被认为是左联的纲领。左联是后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社团，它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鲁迅还将自己的稿酬捐给左联作为最初的活动经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左联为核心的爱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工作。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发表《告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宣言，抗议日本侵略者；左联与美术研究会联合编辑的连环图画《东洋人出兵》也同月出版，大胆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1932年1月，“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左联派代表参加，并安排作家深入前线采访，撰写抗日宣传文章，鼓舞士气，同仇敌忾。1932年9月28日，为抗议日本侵占东北，左联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发表《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抗议日本侵略。

第二，与其他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对日本的侵略和屠杀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抗议。1932年2月4日，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抗议日本进攻上海。1932年2月7日，鲁迅等129名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第三，积极推介年轻作家的抗日作品，是鲁迅积极参与抗战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当时文坛的主将，鲁迅一言九鼎。他大力推介了一些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使一批文学新人快速崭露头角。1935年8月和12月，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终于出版发行。鲁迅为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年轻作家，亲写序言，高度评价。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鲁迅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葛琴的《总退却》短篇小说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军民在1932年1到3月“淞沪抗战”中的英勇表现，鲁迅也为之作序，盛赞其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

第四，鲁迅还领导了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1936年6月1日，鲁迅、冯雪峰等商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6月15日，《夜莺》第四期刊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表鲁迅等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7月1日，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强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口号，“国防文学”是“随机应变的具体口号”。同日，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痛斥托洛茨基派反对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并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8月15日，鲁迅在《作家》上发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主张作家应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认为当时左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右翼的“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侧重点不同，可以在“抗日”的旗帜下并存。他主张抗日旗帜下面要保持各自的文学特色和思想意识，不希望一刀切，非此即彼。

1936年10月1日，距离逝世还有18天，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鲁迅，仍会同21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民族大义面前，鲁迅毫不犹豫站到了超越派别、团结御侮的高度，这对文化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能够迅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积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旁证，鲁迅先生去世后，国内文化界，不分左中右派系，都积极参加了鲁迅先生的殡葬和祭奠活动。送殡队伍很长，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进步人士成为第一方阵的重要人物。灵柩上覆盖着的“民族魂”旗帜成为了当时人们对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文化战士最浓缩的盖棺论定。此后的每一个周年纪念日，鲁迅先生都作为文化界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活动的灵魂人物，是一面最有号召力的旗帜，是能够凝聚社会各界共识的伟大的文化符号。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鲁迅作为新文化的旗手地位，至今无人能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