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爱国卫生运动70周年。作为“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称赞，更充分体现我国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

“需要时就会出现的骑士”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抗美援朝时期。

1952年，朝鲜战争呈现胶着状态。1月28日，志愿军战士在驻地发现异常现象：大量苍蝇、跳蚤和类似蜘蛛的虫子散布在雪地上。其中，不少带有霍乱弧菌和鼠疫杆菌。这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早记录。

不久，美军又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我国东北乃至沿海地区，包括在安东、临江、青岛等地大量撒布带有传染病菌的昆虫等。

针对美军实施的细菌战，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知名学者也迅速行动起来，发出声讨。哲学家汤用彤撰文写道：“科学技术在帝国主义者的手中，不但不能为人类谋取福利，恰恰相反变成了残杀人类的工具。”

同年3月至8月，朝中两国政府先后接受两次国际人士调查，有力回击了美国当局对发动细菌战的否认。其中，“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最为详尽，影响也最大。

这一委员会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的主持下成立，由来自瑞典、英国、巴西等国的科学家组成。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委员会最后形成了一份长达669页，附录有大量文件、照片和图表的报告。

报告将美国细菌战与当年的日本细菌战相联系，得出严正判断：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这份报告的主要撰写人是李约瑟。此时，他在国际生物化学领域享有很高声望，并早已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回国后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在那里不是法官或律师，而是应当做出权威的结论的专家，而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对于协助撰写报告的“参谋”钱三强，李约瑟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其为“1952年北京、沈阳和朝鲜每当需要时就会出现的骑士”。

“八净”“五灭”“一捕”

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军行径的同时，反细菌战防疫工作也同步展开。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以副司令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进行卫生知识教育、驻区清洁、疫苗接种等工作。

当时，每位指战员手里都有一张“预防注射证”，用来记录接种情况，并印有详细的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包括“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的口罩要清洁，常烫洗，不借用，不反戴”以及“我保证饭前烫碗、筷和洗手”等内容。

我国国内的防疫工作从3月中旬开始。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5天后，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发出指示，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划分为紧急防疫区、防疫监视区和防疫准备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

由此，一场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防疫卫生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一“爱国卫生运动”，推动讲卫生、防疫情从个人行为转化为保卫国家的全民行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和参与热情。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个月内，仅山东和北京、天津、重庆，参加环境卫生大扫除的人数就达1400余万；在吉林，50%至60%的农民都能够定期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

人民群众还进一步提出“八净”（孩子、身体、室内、院子、街道、厨房、厕所、牲畜圈都要干净）、“五灭”（灭蝇、蚊、虱、蚤、臭虫）、“一捕”（捕鼠）的要求。

在上海，有关方面主要采取了六项措施，包括加强预防接种和海港检疫以及由消防、清洁、卫生消毒站共同组成全市清洁消毒队伍。全市人民积极响应，涌现出大批先进地区和单位。其中，徐汇区北平民村、原老闸区分别被评为全国乙等和丙等卫生模范。

截至1952年底，爱国卫生运动取得显著成效。比如，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超过130万口。

对此，国际社会有这样的评价：“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减低了。”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总结了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

毛泽东还专门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转为“经常性卫生工作”

1952年底，政务院发出指示，将各级防疫委员会统一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

1956年，爱国卫生运动被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始由“突击性的运动”转变为“经常性的卫生工作”。以此为号召，“除四害”工作适时启动。

关于“除四害”的初衷，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谈道：在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必须消灭四害才能根本消灭这些疾病，消灭麻雀则是为了保护庄稼。此后，由于麻雀在控制园林害虫方面的作用受到重视，其“四害”的身份被臭虫代替。

1958年是“除四害”开展力度最大的一年。年初，毛泽东来到浙江杭州小营巷视察，称赞了这里的卫生工作。2003年，为抗击“非典”疫情，小营巷启动“5803抗非典、清洁家园”卫生工程。将两个历史年份融为一体的命名方式，体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传承。2017年，全国首个爱国卫生运动纪念馆也在此揭牌落成。

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不断深入，鼠疫、疟疾、血吸虫病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传染病基本上得到了防治。

血吸虫病曾广泛流行于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患病人数超过1000万人。1958年，毛泽东看到江西余江率先消灭血吸虫的报道，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诗中用“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与“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强烈对比，生动描述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积极成就。

在创作时，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篇后记，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总结为成功送走“瘟神”的关键所在。

带动生活习惯改变

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也带动了人居环境和人民生活习惯的改变。

上海解放前，横浜河一带是臭气熏天、蚊蝇成团之地。1953年，虹口区组织3000多名干部群众对这条5公里的“垃圾河”进行了集中治理。

据记载，在这一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中，上海全市共填没污水沟1400多处、疏通沟渠6000多处。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人畜粪便的管理初见成效。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做到了人有厕、畜有圈、禽有窝。很多地区开始采用泥封堆肥、高温发酵等方法，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广大人民群众初步养成了管理粪便和垃圾的习惯，随地便溺、乱倒马桶的现象大大减少。

在爱国卫生运动带来的生活习惯改变中，最有意思的可能要数“喝开水”了。

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喝生水现象比较普遍。美国作家格兰姆·贝克在《战时中国》中记载，他见过一对靠砍柴为生的四川夫妻，只有在春节时才舍得把生水烧开饮用。

20世纪50年代，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引领下，全国各地的工厂、机关、学校乃至农村食堂开始免费供应开水，现代卫生观念逐渐确立起来。这可经由热水瓶的普及得到佐证——当时，我国城乡青年结婚，往往将热水瓶作为嫁妆或贺礼；生产单位表彰劳模，也会把热水瓶作为奖品。

除了“喝开水”以外，今天许多习以为常的习惯和观念，包括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等，可以说都是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才普及到千家万户的。

总之，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将我国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健康绩效，创造了卫生健康领域的“中国奇迹”。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孙越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乐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