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5年，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卫生机关和医疗组织被强行卷入“国策化”“军事化”轨道，在战争与医学的交叉和互动中形成了非常时期的医学体制。正是在这种战时医学体制驱动之下，七三一部队、陆军军医学校、大陆科学院等军事医学组织，九州帝国大学、“满洲”医科大学、佳木斯医科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陆军医院、野战医院和兵站医院等陆军附设机构，都强制利用战俘、平民和病患进行生物感染、活体解剖和冻伤测试等人体实验。无论从受试对象来源，还是从实施目的和性质来看，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与医学界定义的人体实验都有着本质差异。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导致受试者全部被残害致死，完全超出医学实验的底线，是二战期间骇人听闻的医学犯罪、反人道犯罪和战争犯罪。
围绕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问题，学界从战争暴行、医学犯罪和伦理责任视角出发，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已有研究虽对人体实验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探讨，但鲜有从史料本身深入剖析进而判定人体实验的实际状况，这给本文的“再解析”留下了空间。笔者试以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保存的史料为中心，厘清人体实验相关报告的文本生成、主要内容、流转路径和内在关联，判定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的性质、目的及其过程，揭示其战争犯罪、反人道犯罪的本质，同时亦可透过人体实验相关报告探究美国自身生物战研究的利益关切。
一、 美国馆藏人体实验报告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二战甫一结束，美国国防部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基地先后派出桑德斯（Murray Sanders）、汤普森(Arvo T. Thompson)、费尔（Norbert H. Fell）和希尔（Edwin V. Hill）四位军事医学专家，作为调查官前往日本调查生物战和人体实验情况。从1945年到1948年，这四人绕开东京审判，摆脱苏联的追踪，在战后特殊的环境下获取了数量庞大的生物战和人体实验数据资料。这些资料随后成为美国德特里克基地、达格威实验基地生物战项目的重要参考。2000年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有选择地解密了日本生物战和人体实验资料。两馆馆藏人体实验报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美国人秘密讯问七三一部队成员之后，依据七三一部队成员提供的实验数据资料，由美国人撰写的调查、评估和总结报告书，如《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费尔报告》和《希尔报告》；二是由七三一部队成员在战时撰写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战后翻译成英文并提交给美国，如《A报告》和《G报告》。
在美军的秘密调查中，第一任调查官桑德斯和第二任调查官汤普森虽然非常怀疑七三一部队使用了活体受试者，但他们都没有得到人体实验数据资料。首次得到人体实验资料的是第三任调查官费尔，他讯问了七三一部队、陆军军医学校、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核心成员，于1947年6月20日撰成《日本生物战活动最新资料概要》，即通常所说的《费尔报告》。
（一）《费尔报告》
《费尔报告》首次记述了七三一部队采取直接口服、针剂注射和环境感染等方式，进行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细菌性痢疾、霍乱和鼻疽等人体实验。费尔记录了感染力、直接感染、免疫实验、喷洒实验、炸弹实验、野外感染和实验室感染等实验活动的详细数据。
鼠疫菌感染力的人体实验，“鼠疫菌皮下注射的半数死亡感染量（动物最小感染量的50%）为10-6毫克，口服为0.1毫克，在浓度为5毫克/立方米的空气中呼吸10秒，受感染概率为80%。直接感染潜伏期一般为3—5天，在发热后3—7天内死亡”。低空喷洒鼠疫菌液的人体实验，“无论把受试者囚禁在屋子里，还是暴露在室外，通过飞机低空喷洒细菌，受试者有30%—100%受到感染，死亡率至少为60%”。鼠疫媒介物跳蚤感染人体实验，“如果受试者在一个每平方米20只跳蚤的室内随意走动，10人中有6人被感染，其中有4人会死亡”。通过注射和口服炭疽菌直接感染受试者，进而得出人体最低致死剂量数据。炭疽菌感染力的人体实验，“通过人体皮下注射的半数感染量（动物最小感染量的50%）是10毫克，人体口服的半数感染量是50毫克；皮下注射感染人群死亡率为66%，口服感染死亡率为90%，开放性伤口和吸入感染死亡率为100%”。炭疽菌炸弹野外感染人体实验，“在一次使用15名受试者的炸弹实验中，其中6人被炸死，4人被炸弹碎片感染，这4个人中有3人死亡”。
《费尔报告》还记载了七三一部队进行鼻疽、伤寒等人体实验情况。如关于一次鼻疽菌实验，其中描述道：“把1克干化的细菌放在一个小玻璃盒子里，然后用送风机吹动，把连接盒子的橡皮管分别插进3个受试人的鼻子里，这3个人在吸入约0.1毫克细菌后全部被感染。人体皮下注射的半数感染量是0.2毫克，由此产生的死亡率是20%。”在伤寒人体实验中“口服半数感染量是4毫克，由此产生轻度的典型病例，但不会致死”；在甲乙型副伤寒人体实验中“口服这两种微生物的半数感染量是1毫克”；在细菌性痢疾人体实验中“口服志贺菌的半数感染量是10毫克”。
费尔在报告中总结道：“关于人体实验的资料，当我把他们与我们已有的动物实验资料联系在一起时，会证明其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另外，美国海军情报部主任英格里斯（Thos B. Inglis）于1947年8月30日完成的《海军方面生物战报告书》中全文引用了《费尔报告》中的人体实验数据。由此可见，这些数据在美国陆军和海军看来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情报价值。
（二）《希尔报告》
1947年10月28日，希尔受美国国防部指派前往东京接替费尔。他们调查了七三一部队、陆军军医学校、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相关成员石井四郎、冈本耕造、石川太刀雄丸、小岛三郎等20余人，于1947年12月撰成《生物战调查总结报告》（即《希尔报告》），提交美国国防部。
希尔在报告中记述：“在金泽市得到的病理学资料，是依据石川太刀雄丸1943年从哈尔滨带回去的约500份人体病例整理而成。”希尔根据石川第一次提供的样本清单，判定其仍保留大量的样本材料。他“对石川医生稍加鼓励之后便得到了其他样本，且远远多于首次提交的数量”。《希尔报告》同时记述：“冈本医生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推测石川医生从哈尔滨带回大约不到500例病例。”据此可以确定七三一部队基础研究部“冈本班”班长冈本耕造也协助了希尔。希尔最终得到850例记录在案的病例数据，其中401例是完整的人体实验数据，317个病例数据有缺失，其余病例数据未予说明。
在《希尔报告》末尾处有一附录“主题索引”，罗列了炭疽、霍乱、鼻疽、鼠疫、伤寒等34个细菌和病毒种类，并在每个种类之下列出多则180个、少则一两个的两位数或三位数的不规则编号，这些数字编号的含义并没有特别说明。附录的左上角处标有“※为不足或缺失部分”，且“※”标识在数字编号之前。在“炭疽菌”之下共有35个数字编号，分别是：17、18、26、53、54、225、318、320、325、328、383、388、389、390、393、394、396、397、399、400、401、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2、413、414、416、417、743。在“鼻疽菌”之下共有22个数字编号，分别是：16、50、85、146、152、167、176、178、180、190、193、205、207、221、222、224、229、254、256、727、731、778。
这些不规则的数字编号代指什么？是不是人体实验受试者的数字编号？笔者带着这样的疑问考查了《A报告》和《G报告》。
（三）《A报告》和《G报告》
《A报告》中的A指的是“Anthrax”，意为炭疽菌，全文共408页，书写文字为英文。《A报告》分为两部分：第1—95页为第一部分“前言和调查病例提要”，记载了全部32个病例的基本情况，包括受试者编号、性别、感染方式、从实验到死亡的病程天数，心脏、脾、胃等器官的感染路径和病变数据。第96—406页为第二部分“微观详细观察记录”，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受试者心脏、肺、扁桃体等器官病理变化的跟踪记录，另附有大量图纸、图表和病理切片照片。
《A报告》详细记载了32名受试者不同器官的感染过程、病理变化和实验结果，文中可以明确看到人体实验的精确信息。如正文第1页写道：“此9名病例是通过口服含有炭疽菌的食物感染的，这些人几天后全部因为严重的腹部感染和腹水出血症状而死亡。”正文第9页写道：“在一些牢房中突然爆发了炭疽病疫情，接连有20个人在牢房中被含有炭疽菌的污浊空气感染，几天后这些人由于严重的胸腹部症状全部死亡。感染初期他们主诉患严重的扁桃体炎症，之后由于炭疽菌在人体内扩散，他们出现了严重的出血症状。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支气管周围和口腔周围。”依《A报告》文字所述，9名受试者的感染方式是“经口服感染”，其他20人的感染方式是“经鼻腔感染”。这些受试者在死亡之前“主诉患有严重的扁桃体炎症”，受试者感染地点是“集体牢房”。另外还附有近百幅彩色人体简图、病变图表和病理切片照片等。据此可断定：《A报告》是炭疽菌人体实验报告书，受试者经过短则2天、长则7天的人体实验之后全部死亡，死亡之后被病理解剖，并制成病理切片。
《G报告》中的G指的是“Glanders”，意为鼻疽菌，全文共376页，书写文字为英文。第1—72页是目录和前言，记载了受试者病例的基本信息和病变状况；第73—372页为显微镜观察记录，记录了受试者心脏、肝脏、脾脏、肾脏、淋巴结等器官感染程度和病理变化。报告记载了受试者年龄、病程和感染模式等基本信息，直接隐去姓名，代之以数字编号。报告所记受试者共有21例，全部为男性，其中“经鼻感染”5例，“经皮肤感染”16例。除178、221号没有年龄记载外，其他19名受试者皆有明确的年龄记载，最小者23岁，最大者40岁，平均年龄约30岁。关于“病程”的记载，从实验到死亡之间的病程最短为4天，编号为224，为经皮肤感染病例；病程最长为105天，为经鼻感染病例，编号为727。
《G报告》将受试者病程状况分成四个类型：一是急性期，病程0—14天，共8个病例，其中有5个经皮肤感染病例，3个经鼻感染病例；二是亚急性期，病程14—28天，共7个经皮肤感染病例；三是亚慢性期，病程28天—7周，共3个经鼻感染病例；四是较慢性期，病程7周—数月，有两个经皮肤感染病例和1个经鼻感染病例。此外，《G报告》中随文粘贴有近百份病理切片照片、数十张手工绘制的人体彩图、不同颜色标识的细菌感染路径图。结合“经皮肤感染”和“经鼻感染”的记录，以及受试者感染之后的病理变化，可以认定《G报告》是鼻疽菌人体实验报告书，而且受试者在实验之后全部死亡,这无疑是七三一部队医学犯罪的实证。
二、 人体实验报告的文本解析与价值判断
据文本比对所见，《费尔报告》《希尔报告》《A报告》《G报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希尔作为美军派往日本的最后一任调查官，既在费尔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希尔报告》，又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费尔未竟的人体实验情报整理任务，而对《A报告》和《G报告》的整理也正是希尔赴东京的目的之一。
（一）数字编码透露出的文本关联
将《希尔报告》与《A报告》比较，《A报告》记录了32个炭疽菌感染的人体实验病例，病例编号是：54、17、18、26、225、318、320、325、328、383、388、389、390、393、396、397、399、400、401、403、404、405、406、407、409、410、411、412、413、414、416、417。《希尔报告》中有而《A报告》没有的病例编号是53、394、408、743，《A报告》中有而《希尔报告》中没有的病例编号是411。将《希尔报告》与《G报告》比较，《G报告》记录了21个鼻疽菌感染的人体实验病例，病例编号是：16、50、85、146、152、167、176、178、180、190、193、205、207、221、222、224、229、254、256、727、731。除了比《希尔报告》缺少一个编号778，与《希尔报告》记载的数字编号相同。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希尔报告》记载的炭疽病例、鼻疽病例与《A报告》《G报告》的人体病例是一致的。在希尔的主导下，石川太刀雄丸等人须配合美军系统整理实验报告，极有可能因为在整理过程中的某种失误，才出现病例编号的遗漏或衍生，从而导致《希尔报告》病例编号与《A报告》《G报告》所载绝大部分相同，但又有少量病例编号多出或缺少的现象。当然，并不排除不同时期病例追加等其他原因导致此结果。获取和整理人体实验报告是希尔赴日调查的目的之一，将人体实验报告系统整理并译成英文的过程印证了《希尔报告》开篇所记：“获取必要的说明文件，用以理解上述病理标本的含义。”
（二）人体实验报告的流转路径
《A报告》和《G报告》的彩色封面上留有不同时期的文字记录，据此可追踪档案来源和流转轨迹。《A报告》封面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和“达格威实验基地技术图书馆”黑色墨印，并明确标识：1956年10月24日，由希尔授权，将其重新定级为机密文件等。《G报告》彩色封面有机打的“德特里克基地管理编号56MC1817”和“达格威实验基地技术图书馆”黑色墨印等。《A报告》和《G报告》封面的顶端和底端用黑墨涂掉了“绝密”（TOP SECRET）各一处，手写涂掉了“机密”（CONFIDENTIAL），重新盖上了“解密”（UNCLASSIFIED）墨章，以及机打的黑墨文字“现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与商务部档案室”等。
希尔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生物战调查的收尾工作，正是希尔将《A报告》和《G报告》随同《希尔报告》一起提交给美国国防部，使之后来成为德特里克基地和达格威实验基地的参考资料。美国关于生物战情报解密期限的规定，如《费尔报告》首页所记，信息安全部档案380—5第26条规定：“每隔三年降低一次保密级别，12年后密级解除。”由此推之，1947年12月希尔将《希尔报告》提交给美国国防部后，1950年、1953年、1956年三次降低密级，直到1960年密级解除。21世纪初，美国解密了约10万页日本战时档案，负责此次档案解密工作的机构是“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跨机构工作组”（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以下简称“IWG”）。IWG编辑了《日本战争犯罪与日本生物战文献选编（1934—2006）》（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4-2006）的检索文本，《A报告》《G报告》和《希尔报告》等即在检索文本当中。据笔者赴美实地调研，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A报告》和《G报告》是彩色副本，封面及内页相关标记清晰可见；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本为黑白副本，相关标记清晰度较低。上述副本均已对外开放，可接受来访者查阅和复制。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希尔报告》所附“主题索引”涵盖34种人体实验病例，且“有401个是完整的人类病例数据”。目前所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解密了七三一部队解剖报告书《Q报告》，其中有鼠疫菌人体病例57例，加之《A报告》中有炭疽菌人体病例32例，《G报告》中有鼻疽菌人体病例21例，共计有110例人体实验病例。然而，据《希尔报告》记载，尚有流行性出血热人体病例52例、霍乱人体病例50例、肺结核人体病例41例、伤寒人体病例22例等，共291个人体病例没有被公开,抑或未被发现，其中极有可能包括大量人体实验受试者病例。目前A、G、Q三个报告副本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结合《A报告》和《G报告》封面标识可以判断，尚未发现的291个人体病例报告仍可能保存在美国的机构之中。此外，如果IWG当时解密了这291个人体病例的研究报告书，解密文档应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或美国国家档案馆。如果还没有解密的话，报告书应该仍然尘封在德特里克基地或达格威实验基地。
（三）价值判断
《A报告》《G报告》等人体实验报告书，既是七三一部队1933年到1945年进行大规模生化人体实验的关键证据，也可补充现存史料的不足，具有相当的证据价值和研究价值。
其一，美国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具有相当高的史证价值，补充和丰富了七三一部队医学犯罪的证据链条。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在战时环境下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在其成员执笔的研究报告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如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池田苗夫的研究报告《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和《关于破伤风毒素和芽孢接种时肌肉的时值》，陆军军医学校一条泰一、栉田忠夫的《关于现行陆军预防接种液效果的人体实验》等文章，在叙述实验方式和实验过程时明显透露出人体实验数据，但对受试者病理变化、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的记载较为简略，更没有受试者死亡与否的明确记载，这导致七三一部队医学犯罪证据链条的缺失。《A报告》和《G报告》记载了53例受试者被强制实施人体实验的详细过程，从受试者选择、感染路径、病理变化到死亡过程，从实验目的、实验性质、实验方法、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来看，完全是致人死亡的医学犯罪。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目前所见记录相当典型的、较为完整的人体实验报告书，且执笔者、保管机构、文本来源、流转路径清晰明确，具备相当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是七三一部队医学犯罪的重要史证。
其二，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美国馆藏史料揭示了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的详细过程。有别于此前学界发现的其他史料，美国馆藏史料体现了战争犯罪和反人道犯罪的鲜明特征，从目标、性质、结果三个方面显示了人体实验的根本动机及其隐秘过程。在判断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动机方面，通过梳理《A报告》和《G报告》可见，受试者全部为人类活体生命，这种使用人体直接感染炭疽菌和鼻疽菌的实验与研究，具有较强的实战针对性和防疫目的性，“很可能是为了掌握在不同途径下感染炭疽菌和鼻疽菌的致死时间、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至少基于两个目标：一是以生物战防御和攻击为目标的深层次观察，即把炭疽菌和鼻疽菌等作为生物制剂，通过呼吸系统和皮肤感染来观察感染路径并测定感染效果，进而做出攻击性生物制剂的优先选择。这在《费尔报告》中有明确体现。费尔有针对性地记录了鼠疫、炭疽、伤寒、痢疾、霍乱的感染方式和感染效果等相关信息。二是进行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等深度医学研究，从受试者选择、实验设计、病理解剖、报告完成的整个过程，全部采取医学的技术手段，据此取得的研究成果则刊载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报告》和《军医团杂志》等内部报告和学术期刊上。战后，七三一部队原成员有的成为大学教授，有的创办医药公司，有的开设私人诊所，成为日本医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战时对数千名受试者蓄意折磨、伤害和杀戮，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超乎常人的熟练技术，而这些技术也成为他们战后攫取经济利益、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的垫脚石。这既是对人类的犯罪，也是对医学的逆用。
其三，美国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能够体现美国生物战项目的利益关切，有助于重新认识美国秘密调查七三一部队的动机和目的。东京审判期间，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国防部都非常关切日本生物战研究和人体实验数据，桑德斯、汤普森、费尔、希尔等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秘密调查的。这种关切和行动背后的深层缘由折射出美国垄断日本生物战情报的目标以及美国自身生物武器研究的“技术诉求”。希尔在对人体实验报告的评价中写道：“此次收集到的证据很大程度上补充完善了此前在这个领域的调查。这是日本科研人员花费数百万美元、历经多年取得的研究成果，这些疾病数据是通过生物感染人类取得的。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遭受良心的谴责，致使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此类数据。”显而易见，美国策划和执行的对日秘密调查，最初目标是全面掌握日本生物战研究情况，排他性地占有生物战和人体实验数据资料，最终目的是加快美国生物战实验和研究的进程。
三、 多维度视野下的人体实验
七三一部队将人体实验冠以“国家利益、科学研究、医学发展”的名义，秘密进行了大规模反人道、反文明、反伦理的人体感染、冻伤实验和活体解剖，数千名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被残害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犯罪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美国庇护下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他们几乎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反而成为日本高等院校、医药企业和医院的所谓“学术权威”和“领导者”。将人体实验置于“史实与证据”“战争与医学”和“纽伦堡法则”三重视野下，有助于深入考察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
（一）史实与证据视野下的人体实验
长期以来，囿于原始资料的缺失，中日学界对人体实验历史的调查，多依赖加害方口述证言及论文中隐藏的数据信息，难以形成严密的逻辑链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题研究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因此，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何以证明？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历史资料的调查、梳理及考辨，综合比对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和遗址遗物，深入研究人体实验实施的主体、方式、过程、结果及影响，从而提升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有细菌感染实验、病毒感染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测试和活体解剖等多种类型。《费尔报告》真实地记述了七三一部队通过炭疽、鼻疽、鼠疫、伤寒、痢疾、霍乱等多种微生物感染受试者的历史事实。《希尔报告》较《费尔报告》记载的范围更广，共记述了结核、破伤风、冻伤、流行性出血热等34种人体实验类型。在实物证据方面，现存七三一部队遗址有冻伤实验室、结核实验室、细菌实验室和特设监狱。在细菌实验室遗址范围内还出土了大量七三一部队遗留下来的手术刀、止血钳、血清瓶等医疗器具。证人证词方面，有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等12名战犯于1949年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Khabarovsk Trial）上的供词，以及七三一部队原成员篠塚良雄、大川福松、胡桃泽正邦等人在战后采访中的证词。将美国档案、日本档案、遗址遗物、供词证言等多方史证立体结合起来，可形成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犯罪的完整证据链条。
（二）战争与医学视野下的人体实验
日本军事医学研究肇始于1886年设立的陆军军医学校。该校作为对外军事作战的“附属医疗”机构，相继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战争。陆军军医学校与日本对外侵略如影相随，军事医学研究也大规模应用到了战地医疗。随着日本对华作战连续得逞，军事医学相关机构也快速向中国内地渗透，相继建立了同仁会、“满洲”医科大学、伪满大陆科学院和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的军事医学研究在目标上侧重战时卫生和防疫应用，在实验设计和研究方法上与人体实验的关联并不十分紧密。直到1933年七三一部队组建，人体实验才逐步成为战时日本军事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从七三一部队科目齐全的机构设置、配套完备的实验设施、众多的高学历人员配置、数额巨大的经费保障和充分供应的受试者数量中即可看出端倪。特别是，从1938年到1940年，侵华日军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日占地区相继设立“陆军防疫机关”，如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华北防疫给水部、华中防疫给水部、华南防疫给水部等，七三一部队在其中均扮演核心角色。而1940年哈尔滨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人体实验基地的建成则标志着七三一部队全面并入日本的总体战轨道。可以说，人体实验既是战时日本军方和医学界共同的犯罪行径，也是日本医学史上难以遮掩的可耻污点。
（三）“纽伦堡法则”视野下的人体实验
1947年8月，美国主导的纽伦堡后续审判第一军事法庭（Military Tribunal Ⅰ）对16名纳粹医生分别裁定死刑、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在纽伦堡法庭上，控方首席医学专家安德鲁·艾维（Andrew Ivy）向法庭提交了备忘录《可获准的医学实验》（Permissible Medical Experiments），其中包括10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最终被写在判决书上，成为指控和裁定纳粹医生“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主要依据。这10项基本原则是：
1.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2.实验应该产生有益于社会并卓有成效的结果，且该结果通过其他研究方法或手段无法实现，绝不能草率从事和施行不必要之行为。3.实验应有充分计划且应立足于动物实验取得之结果，以及对疾病的自然历史和其他问题有所认知的基础上，实验的预期结果将能够证明执行实验是正当的。4.实验应力求避免对受试者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创伤。5.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导致死亡或残废的实验，医生对自身进行的实验不受此限制。6.实验的危险性不能超出实验预期所要解决问题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7.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并有足够能力保护受试者免于创伤、残废和死亡，即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8.实验只能由具备科学资格的人来进行，实验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在实验的每一阶段都需要采用极高的技术并提供优质的护理。9.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出现肉体或精神上不适宜继续实验的状况，受试者有权利终止实验。10.主持实验的科学工作者在实验过程中必须随时做好终止实验的准备。
关于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名的指控，判决书记述道：“从1939年9月到1945年4月，所有被告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主要参与、协助、命令、教唆、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的计划及项目。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残暴、虐待、酷刑、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可获准的医学实验》即后来的“纽伦堡法则”，成为界定医学实验的“道德的、伦理的和法律的基本概念”。
以“纽伦堡法则”为基准观察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以《A报告》和《G报告》所记53例受试者为个案，所有人都是在强制状态下成为受试者。如《A报告》描述的感染地点为“集体牢房”，无疑是关押受试者的特设监狱，这亦是《A报告》的原始现场。被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受试者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显然与“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原则相悖，必然也没有任何权利终止实验。七三一部队的炭疽感染和鼻疽感染实验是必然导致受试者死亡的实验，实验的预期结果也完全超出了“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并且实验主持者也没有“在实验过程中必须随时做好终止实验的准备”，而是在准备实验时就已经预计到受试者出现“创伤、残废或死亡”的必然结果。
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从受试者选择、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实验目的和最终结果来看，完全异于医学意义上的人体实验，其在性质上属于致人死亡的故意谋杀，也完全符合“谋杀、残暴、虐待、酷刑、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这一特征。换言之，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背离了《可获准的医学实验》中的主要原则，在性质上同纳粹医学实验一样，犯下了无可置疑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
余 论
关于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犯罪史料，依文本来源可分为四类：一是日本保存的战时文献，既有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高等院校、医学机构等公藏机构的收藏，也有民间私人保存的研究报告、日记、信件等手稿；二是中国境内留存的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七三一部队原成员的口供笔供材料，主要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三是俄罗斯保存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相关史料；四是美国公藏机构保存的生物战调查总结报告，以及七三一部队战后提交的人体实验报告等。因中国和日本收藏的史料中战时人体实验报告难得一见，当事人后来的笔供和口供又存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美国档案虽形成于二战之后，仍有难以替代的史证价值。
不仅如此，美国档案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生物战研究和实验的某些侧面。鲜为人知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48年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选译了32篇关于细菌、病毒和病理方面的研究报告，包括内藤良一等人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夏季肠道疾病的病原及流行相关资料》和《红军中预防接种的构成》。这显然与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有关。也就是说，美国的关切不仅仅是战时日本的生物战情报，也包括战后竞争对手苏联方面的相关情报。1977年2月，美国陆军部还编制《1942—1977年美军在生物战领域活动的总结报告》，全面总结了1942—1977年美军在生物战领域的活动，包括德特里克基地和达格威实验基地的生物战研究、实验和测试等12个方面的内容。
如果将中央情报局选译报告与《费尔报告》《希尔报告》《A报告》《G报告》以及《1942—1977年美军在生物战领域活动的总结报告》综合起来考察，美国调查七三一部队的终极目标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一是美国在战后和冷战时期非常关注日本及其他国家生物战研发进程和实际效果，以及美国在生物战假想环境下的攻击准备和防御应对。二是美国异常关切生物感染的实验方式和科学数据，特别是人体实验和人体极限相关医学数据。正如《1942—1977年美军在生物战领域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所记：“主要目标是研发防御方法，防止敌人可能使用生物制剂，但有必要对进攻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措施适用于防御。”1946—1948年，美国医生卡特勒（John C. Cutler）在危地马拉某监狱秘密开展了一项梅毒人体实验。这一事件在2010年被披露出来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此向危地马拉正式道歉。在臭名昭著的塔斯克基人体实验中，美国公共卫生署从1932年开始，授权塔斯克基研究所开展了一项长达40年的人体实验。这是一桩“以观察梅毒在黑人病患身体中的自然发展情形而出现的医疗丑闻”。毫无疑问，美国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生物战研究，而且秘密进行了人体实验。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报告书的生成过程和主要内容，既与七三一部队进行大规模人体实验直接相关，又因其保存在德特里克基地和达格威实验基地长达50余年，也必然与美国的生物战研究有所关联，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