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是我军著名战将，以骁勇著称，是刘邓麾下的著名“三陈”（陈赓、陈锡联、陈再道）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再道是军委铁道兵最后一任司令员。随着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作为一个兵种不复存在，因而陈再道被人戏称“末代司令”。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到我军高级将领，陈再道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骁勇陈再道
陈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4月，陈再道参加了麻城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中旬参加了黄麻起义。1928年，陈再道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了长生口战斗、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和黄崖底伏击战，均以极小的代价而大量歼灭敌人，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1937年底，第一二九师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开赴冀南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到冀南仅3个多月时间，陈再道就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了20多个抗日政权，并广泛团结各路抗日武装，使最初只有500人的东进纵队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使我党我军在冀南平原站稳了脚跟。
◆1936年底于甘肃合影。左起：萧克、刘伯承、陈再道、耿飙。
1938年底，日军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陈再道先后率领冀南军民采用游击袭扰和伏击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多次围攻。1940年8月，冀南军区与东进纵队的领导机构合并，陈再道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率领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对冀南根据地发起的多次“扫荡”合围与袭击。1943年10月，陈再道入延安中央学校学习。
战争年代的陈再道喜欢打仗，甚至上了瘾。听到枪声就心里发痒，尤其喜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地拼杀。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战斗中，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有利的地形和猛烈的火力，压住红军的攻势。陈再道请求担当突击任务，率领全营冒着枪林弹雨冲入敌阵，同敌人展开白刃战，终于突破敌阵，为全师打开了通道。陈再道却不幸后颈负伤，血流如注，他命令警卫员用匕首将弹头挖出，警卫员哆哆嗦嗦，不忍心下手。陈再道怒目圆睁，咬牙猛挤，硬是用手将弹头挤了出来。在担任师长、军长后，他常擅离指挥位置，亲赴前沿冲锋。因此每次战斗之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作战命令时，必补充一句：“不许陈再道打冲锋！”
抗日战争期间，陈再道是冀南军区司令员，经常穿着便衣带部队出没在敌人的碉堡中间，抓鬼子、杀汉奸。一次在向伪军炮楼喊话中，他暴露了身份，伪军头目喊道：“陈司令你敢上炮楼来，我们就缴枪。”陈再道竟然出人意料地从掩蔽部内跳了起来，走向敌人的吊桥，把手枪往地上一甩，向伪军大声喝道：“我就是陈再道，今天来搭救你们，欢迎有种的弟兄们下来和我一起打鬼子。”几十个伪军被他的正义声威和英勇行为镇住了。顷刻间，炮楼上摇起了白旗，放下吊桥，敌人乖乖地投降了。
◆1945年，陈再道（后排左三）与宋任穷（后排左二）等人于邯郸合影。
1945年7月，陈再道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1945年11月4日，冀南纵队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陈再道先后率部参加了佯攻豫北行动、定陶战役、龙固集防御战、鄄南战役、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等一系列作战。其中龙固集防御战打得尤为出色，被刘伯承、邓小平誉为“值得全军学习”的“模范防御战例”。1947年1月，为配合山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鲁南会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皖边战役，陈再道指挥北集团（第一、二、三纵队）将敌王敬久集团吸引到冀鲁豫腹地并歼其一部，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作战目的。3月下旬至5月下旬，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分为四个集团发动了豫北攻势，陈再道负责指挥第二集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鲁西南战役。陈再道统一指挥第二、三纵队力克羊山集，全歼国民党守军整编六十六师，生俘中将师长宋瑞珂以下官兵3000余人。激战中，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仅十八团营以上干部就伤亡好几个。许多年以后，陈再道回首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羊山集这一仗，是我打得最艰苦的一仗！牺牲的战士也最多！”1984年6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再道应邀参加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纪念会，遇到了黄埔毕业的宋瑞珂。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举杯畅饮。让人很难想像，这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竟是羊山集战斗中兵戎相见的死敌。
1947年8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兵分3路挺进大别山。陈再道率二纵在东路斩关夺隘，跃进千里，参加宛西、宛东战役，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腹地，直接威逼国民党统治心脏。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陈再道继续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淮海战役开始后，陈再道带病指挥部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后又胜利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的任务。1949年2月，他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1951年，陈再道在河南首届民兵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3月，陈再道出任刚成立的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后，他满怀感慨地说：“我挨饿时，不知道有红军。王树声领我参加了红军，只知道打敌人，不知道是死是活。打了20多年仗，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好同志，谁也没想到肩膀上挂金星。你们知道这金星该有多重?”1961年9月，在武汉的毛泽东陪同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陈再道也陪同登上了汽艇。毛泽东见陈再道走过来就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书，打仗很勇敢。”蒙哥马利非常惊奇，亲切地与陈再道握手。
“七二〇事件”与陈再道的“文革”岁月
1967年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经毛泽东审批的“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以稳定武汉地区的形势。四天以后，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司令员陈再道要求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行动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此后，武汉乃至湖北全省的局势得到了稳定，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称赞。但同时也引起了林彪、江青的不满。江青4月16日在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直言不讳地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1967年3月下旬，中央军委通知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4月6日，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截然相反的“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全军执行。这使武汉军区一下子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的通知。唯独给陈、钟下达了离开北京的命令。当他们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已陷入了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标语。
7月10日，周恩来给陈再道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接完电话，陈再道等人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对于各群众组织的渡江活动，也—一作了安排。7月14日晚9时，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昌车站，住在东湖宾馆。中午，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北航“红旗”的四个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则住在百花二号。毛泽东等到达武汉，知道的人只有陈再道等军区少数领导，属绝密的行动。
7月18日晚上，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起身和他们—一握手，问：“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直性子，有点想不通。“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向他表态。毛泽东还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晚10点钟左右，陈、钟告别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客气地把他们送到走廊上。这时候，正巧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一同陈、钟握手。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毛泽东又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在陈、钟离开梅岭一号的时候，周恩来也要乘飞机离开武汉。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到武汉的大街上看大字报不可。7月18日夜周恩来离开武汉之后，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谢富治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王力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7月19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武汉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而“百万雄师”则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涌入军区，把王力抓走了。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7月20日，武汉三镇如同开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
鉴于武汉地区的紧张形势，7月21日，在大家的劝说下，毛泽东不情愿地乘飞机离开武汉去上海。事隔十年后，杨成武回忆随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天夜晚散步时，毛泽东曾对他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问他，“你认识陈再道吗？”“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他会反对我吗？”“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毛泽东这句话，道出了他对陈再道的信任。
7月23日凌晨，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接到中央命令，要他们到北京去开会。24日凌晨3点钟，陈再道等人乘坐飞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向北京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这则批示，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酷的时期，而幸免于死。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两个字，他们要整死我，那是易如反掌的。”
在7月26日举行的扩大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陈再道遭到批斗。“三军造反派”在京西宾馆对陈再道展开了武斗，拳打脚踢，勒令他交代搞“兵变”的计划，交出“黑后台”。批斗会接二连三，经常不断，成了家常便饭。9月23日上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九百多名成员。毛泽东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高举右臂回答：“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大约两个月后，周恩来又让杨成武派车把陈再道和钟汉华接回到京西宾馆，传达毛泽东的三条指示:第一条，好好休息；第二条，注意安全;第三条，有错误就检讨。
“文革”前的大军区司令陈再道，复出后任大军区副司令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的政局有了转机。在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后，在不长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得到平反。
一天，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突然被周恩来打电话叫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马上赶来。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到此时为止，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Ο事件”而被打倒的陈再道与钟汉华，已蒙冤达六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中央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陈再道“解放”后，被安排在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陈再道重新工作的喜讯不胫而走，许多同志对他表示了祝贺。
作为一个上将和大军区的老司令，陈再道对自己改任副司令员并在过去自己的下级领导下工作毫无怨言，而且配合得很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那时候虽然林彪集团垮台了，但“左”倾错误还没有纠正，“四人帮”仍然横行无忌，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只批林彪的极右，不批林彪的极“左”。对此，福州军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以及在福州疗养的支持福州军区工作的罗瑞卿、张爱萍等同志头脑都是清楚的。他们对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叶剑英、邓小平指示态度是坚决的，对“四人帮”的阴谋是有警惕的。
◆1974年，陈再道与许世友(右)在一起。
1974年3月，陈再道到中央党校第3期学习班上海组参加学习。上海组的许多成员，是张春桥、王洪文等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塞进中央机关工作的。为了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把陈再道当“活靶子”、“反面教员”。但是陈再道正气凛然，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多次面对面地斗争。他有理有节，对方无计可施就到江青那里告状。江青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斥责陈再道“翘尾巴”。但陈再道一如既往，毫不畏惧。学习班结束时，学员合影，有人在前排给陈再道摆了张椅子。陈再道却坚决不坐。他语带双关地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坐到一块儿呢！”
情系铁道兵
1975年8月，陈再道调任中央军委顾问，退居二线。1977年2月，他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尊重民意，尽快为四五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
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给陈再道打来电话：“再道同志，你如果有空的话，请现在到我这里一趟，有事情要和你谈。”陈再道放下电话，立即驱车前往罗瑞卿的办公室。“再道同志，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你重返第一线，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命令最近就下。”罗瑞卿微笑着向他介绍了铁道兵的情况，“指战员们很艰苦，部队高度分散，流动性大，任务也很重。文化革命以来，部队建设比较复杂，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需要你去大刀阔斧干一场。”陈再道说：“让我干，我就干，没什么可说的。”
◆陈再道与罗瑞卿、谭政在一起。
197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再道为铁道兵司令员。他一到铁道兵，就狠抓整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铁道兵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整顿了百分之七十的军师级党委和近半数的团级党委；调整充实了部分领导班子；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增强了团结，使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一些领导班子“软懒散”的状况有了明显转变。铁道兵施工生产等各项工作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邓小平听到汇报，高兴地哈哈大笑：“还是再道有办法！”
陈再道为修建新的铁路，经常风尘仆仆地奔波各地。有一次，他到南疆铁路、青藏铁路沿线检查工作，这两条铁路分别通过戈壁大沙漠和海拔2700米至3700米的冰峰雪原。指战员在这冰天雪地，连点热饭都吃不上，成天胸闷呕吐，头发脱落。陈再道握住这些干部、战士的手，看到他们长满厚茧的手上指甲大部分凹陷。他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战士们显得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要是下班回来能洗个热水澡就好了。”陈再道不禁潸然泪下。他后来回忆说：“如果仅仅是艰苦，那还不足为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指战员每时每刻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许多干部四五十岁了，还是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有的同志从十八九参军那天起，钻了三十年的山沟，打了三十年的隧道，住了三十年的帐篷或简易房。每一条重要铁路干线接轨通车的同时，筑路部队在那里都会留下一座或几座烈士陵园。”
陈再道的夫人张双群曾对老战友、原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冯征说：“老陈老是忘记自己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又恢复了战争时期那股劲头。”一次，时任总参政治部主任的冯征在列席军委办公会议时，听到陈再道汇报青海格尔木到西藏铁路的勘探、修建情况。他不看书面材料，把情况和数字说得一清二楚，把铁道兵指战员修建铁路的生动事迹说得活灵活现。
◆陈再道（右）在青海乌兰施工现场检查工作。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铁道兵是否在解放军序列中保留的问题，经过许多争论和曲折，最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才决定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1975年，中央军委初步拟定铁道兵只保留14万人，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其人员不计入军队定额，全部经费由国家工程费支付。工程技术业务受铁道部指导，工程计划、机械装备、材料、财务等，均由铁道部统一归口。但铁道兵党委在讨论这一方案时，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归口铁道部，最终这一方案没有实行。1980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方案，铁道兵裁减兵员17万人，撤销了3个军级指挥部，减少了3个师的建制，每个师也由5个团改为4个团，各级机关也相应进行了压缩。这是铁道兵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缩减。
1981年10月30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在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部队要继续大量精减的指示。各大单位立刻进行了讨论。这时，原来反对合并的人也感到改革势在必行了。在讨论中，他们提出，只要不脱军装，保留铁道兵，合并就合并吧！于是，陈再道等人再次向中央军委领导提出了他们将铁道工程局与铁道兵合并的具体设想。
1982年1月31日，陈再道前往总参谋长杨得志住地，直截了当地问他：“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杨得志若有所思，略顿片刻，点了点头。2月4日，陈再道在铁道兵党委常委会上说：“小平同志已经拍板，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与军队脱钩，脱军装。基建工程兵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会议开了一整天，决定了三条：第一、个人的安排，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第二、坚决执行军委关于撤销铁道兵的决定，一如既往地抓好稳定部队的工作。在抓好施工任务的同时，特别不能放松兖石线、引滦入津工程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第三、司令员、政委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小平详细汇报一下铁道兵体制改革的问题。
对于第三条，陈再道为难了。他长期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很清楚小平同志的特点。他考虑问题深思熟虑，条理分明，一旦下了决心，是毫不动摇的。但陈再道也想，自己在服从上级的前提下，有想法光明正大提出来，不仅在党的纪律上允许，而且也是下级向上级负责的表现。于是，他把大家的意见以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旷伏兆）的名义，写了一封报告，于1982年2月16日交给副总参谋长张震，让他转呈小平同志。
3月25日，杨尚昆召集铁道兵、铁道部主要领导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说，撤销铁道兵的建制，已经决定了。铁道兵脱离军委，脱军装，合到铁道部。我们把你们的意见向军委邓主席作了汇报。说到要求保留铁道兵时，邓主席说，撤销铁道兵已经定了，这没有二话可讲。当汇报到打起仗来还需要铁道兵时，邓主席说，打起仗来，铁道部都是铁道兵。当汇报到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都是自负盈亏，不增加国家负担时，邓主席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实行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至此，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大局最后敲定。杨尚昆对陈再道微笑道：“你这个铁道兵司令可是在我军历史上真正留下了名字的，这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壮举呀！”
陈再道在各种场合要求各级领导，稳定部队，首先稳定自己，在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完成任务等各方面，领导要给部属做出好样子。他说：“要说对部队的感情，我最深，当了五十多年兵，从来没有想过脱军装的事。但是，也正因为我们对部队有感情，才更有责任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去行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把部队带得乱七八糟，怎么能说你对部队有感情呢？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提，但是军人就是要讲纪律，领导必须坚持原则。谁把部队搞乱了搞散了，我拿谁是问。”在铁道兵的兵改工大会上，陈再道动情地说：“铁道兵撤销了，我们的队伍还在，我们的事业还在！铁道兵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铁道兵的创业精神，永放光芒！”此后，这支队伍仍肩负共和国的重托，续写光荣，续写辉煌。
◆邓小平与陈再道握手。
1982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1983年2月1日，铁道兵党委、机关并入铁道部党委、机关。至此，铁道兵党委、机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同年10月1日，铁道兵正式归国家铁道部建制领导，编制为铁道部第十一到二十工程局。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指挥部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从此，铁道兵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所有移交并入铁道部的单位，都脱下了军装，降下了军旗。在部队举行的告别军旗仪式上，军旗徐徐降落时，指战员们嚎啕大哭、泣不成声，以致驻地附近的群众也被感动得纷纷落泪。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陈再道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83年5月，陈再道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