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父亲刘伯承先后参加过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在同李德、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争中，曾两次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职务，但他大义当先，荣辱不惊，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他在强渡湘江中的殿后血战，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善战与智取，在巧渡金沙江中扮演主角的重复诈敌，在彝海结盟中与小叶丹的民族礼赞，在大渡河畔昭示“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的必胜信心，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斗争中的大义凛然……这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留下了千古的绝唱。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也是父亲逝世20祭年。追忆历史，缅怀父亲，我尽我的所知，把父亲在长征途中的尘封往事，告诉读者，留给历史的后来人。
荣辱不惊：长征初期父亲的降职与复出
从1934年起，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的支持下，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我的父亲刘伯承虽然身为红军总参谋长，但由于李德的专横跋扈，既不能“参”也不能“谋”，在作战指挥上也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李德先后五次到前线视察，由于父亲与他的意见相左，一次也没有陪同，因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他当面训斥父亲。翻译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父亲听后纠正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有几个战士在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父亲目睹这一幕，严重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感到李德对自己的训斥，有些是工作上的不同见解和争论，他可以做到荣辱不惊，但对我们的红军战士这样无理，实在是令他怒不可遏，便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指着李德，用俄语厉声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你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与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尊重！”李德面对愤怒的父亲和周围的红军战士，吓得未敢争辩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父亲一状，说父亲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要求罢免父亲的职务。为此，博古找父亲谈话，告知他被降职，到第5军团任参谋长。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在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前，父亲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5军团上任。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等热烈欢迎父亲的到来。父亲到任后，积极履行参谋长的职责，为第5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13师与第34师交替前进。又抽出第13师第37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他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企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突破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第5军团从兴国城外到桃江，一路上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10月25日，第5军团最后过桃江，忽然后面远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侦察员报告说是敌军追上来了。父亲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全军团人马过完桃江拆除浮桥后，敌人也追到了江边，但已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令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父亲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在不明敌情和地形的情况下，有人建议乘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父亲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待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事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给敌人。
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抢渡湘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至12月1日才渡过湘江。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伤亡严重。第5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父亲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却坚定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来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后，他才率领掩护部队抢渡湘江。当他回望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不禁仰天长叹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于12月15日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中革军委不顾李德的反对，再次任命父亲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5军团驻地洪州司，向父亲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对他的任命。
善战与智取：父亲在遵义会议前后的用兵谋略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分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父亲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1军团第2师、干部团。父亲命令第2师第4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4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场。方面军工兵连在父亲的指挥下以竹筐装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及时架起了一座5米宽的浮桥。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等部顺利通过了浮桥。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父亲立即率部奔向团溪。在行军途中，他向红2师第6团政委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力争智取，秘密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之敌，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谈话间参谋送来一封紧急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发给他和红3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命令第3军团渡江后以1个师截断遵义、贵阳间的交通，另1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父亲统一指挥。父亲接到这份电报后高兴地说：“这下子更好了，3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他们还派一个师来跟我们协同作战，可以更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当时下着大雨，红6团在父亲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午夜过后，红军突然打进了深溪水镇。毫无战斗准备的敌兵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红6团圆满地完成了偷袭深溪水的任务后，插到了遵义近郊。在向俘虏了解清楚遵义城的情况后，红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根据父亲力争智取的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并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父亲。父亲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很快，第1营第3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十几个俘虏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顺利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但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还是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没有进行抵抗，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遵义城被红6团顺利夺取。
父亲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中革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2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父亲与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赶往第2师驻地。第2师进城后正在号房宿营。父亲与聂荣臻见到第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后下达命令说：“遵义之敌有3个团从北门逃娄山关，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立即出发，夺取娄山关，攻占桐梓城。”并提出了“夺关要快，伤亡要少”的作战要求。耿飚、杨成武齐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根据父亲和聂荣臻的指示，第4团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月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在红军前后夹击下，守关的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4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打通了红军入川的通道。同一天，中革军委下令父亲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敌人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可能进攻。
在遵义，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父亲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开始准备向川西转移。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准备在泸州渡过长江向川西实行战略转移时，四川军阀刘湘极为惊慌，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封锁长江，阻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扎西（今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8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敌军云集，中革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
1935年2月27日黄昏，中央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3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历经5天的遵义战斗，共毙伤敌2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展开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3省边界地区堵截后，却突然回兵，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6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同时又令薛岳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红军打回湘西与第2、第6军团会合。红1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120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旬，逼近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吓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胆颤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巧渡金沙：父亲扮演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为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纵队第1军团从龙街方向渡江，右纵队第3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父亲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提供准确情报，保证大军渡河。父亲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作战方案。根据父亲的指示，宋任穷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他说：“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总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
此时，父亲想到了智取遵义城的经验，带领先遣分队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边30公里的杉落树镇时，敌区长出来把父亲与宋任穷和几个警卫人员迎进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父亲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父亲边看文件边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有烧的原因：“刚刚接到公文，还没有来得及烧。”父亲听后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一一问明之后，父亲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地带着侦察人员来到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口。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要过江吗？”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要的！”并立即登船，就这样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父亲和宋任穷带着前卫连连长赶到皎平渡口后，立即组织前卫连渡江，消灭了对岸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父亲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看到水深江宽，无法架桥，但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大船。父亲喜出望外，便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立渡河司令部，昼夜不停地指挥人马渡江。同时，父亲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1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3军团正在洪门渡过江，但先头第13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也遇到了困难。于是，朱德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并要求第3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1、第5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父亲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的命令，为防敌军增援，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并带第3营翻山急袭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3营连夜出发，在翻过山头时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后，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3营居高临下，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刘元塘在惨败之后，不敢再战，便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此仗打完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的话，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啊？”
当父亲守候在皎平渡口，目睹后卫部队第5军团第37团最后渡江时，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总参谋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父亲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很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从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1、第2、第5军团，除第3军团第13团从洪门渡江，第1军团野战医院在鲁车渡江外，中央红军其他部队都从皎平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第9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父亲戎马生涯中担任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决定组建中央红军先遣队，父亲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并运用父亲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5月16日，红军进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当年顺泸起义时父亲手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父亲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到父亲的亲笔信后，立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l军团第1师第1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彝海结盟：父亲与小叶丹在长征路上的民族礼赞
1935年5月20日上午，父亲和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德昌到达泸沽。第1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父亲和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当晚，父亲与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了解到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24军，其第4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5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父亲分析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我们要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向西佯动，迷惑敌人。”
父亲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正处于行军状态，没有及时联系上。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准备出发，“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在未能得到中革军委指示的情况下，父亲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父亲对部队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因此，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阻止我们通过，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
20日晚9时，父亲和聂荣臻率第1团进人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街头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父亲与聂荣臻率部入城后，将司令部设于天主教堂。父亲与聂荣臻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人员高兴地向父亲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中革军委完全同意父亲与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由安顺场北进。同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父亲与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父亲与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经大桥镇、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肖华和冯文彬带着前卫连和“通司”上去搭话。一个小头目说：“给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冯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他们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冯又给他们200元。
正在交涉之际，一个高大的彝族汉子打着赤膊，腰围一块麻布，赤足散发，带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走来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头人讲和。”于是肖华先去向父亲与聂荣臻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随后跟来。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湖）边时，父亲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头人，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父亲连忙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弟兄。”父亲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严：一位彝民拿来鸡。因为没带酒，就用碗在海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父亲和小叶丹面前。父亲面色庄重，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父亲高高地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大碗。同样起誓：“我小叶丹今日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晚，父亲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共赴晚宴。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里举行，这里驻着红军先遣队司令部，小叶丹带领一群彝民头领欣然前往。父亲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拿来。席间，小叶丹对父亲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心的，但父亲知道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气的意思，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饭后。父亲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父亲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父亲的教诲深深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队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第6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垭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齐声欢呼着上了山顶，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指战员，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汉话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父亲和聂荣臻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父亲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20个人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父亲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我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便把他骑坐的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了父亲。
父亲率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在小叶丹的介绍下，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父亲走后，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7天7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民区。
强渡大渡河：父亲说“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
父亲率先遣队第1团通过彝民区后，经岔罗奔安顺场渡口继续急行军。后面第2、第3团已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更生的率领下跟上来了。5月24日晚上八九点钟，翻过一座山梁，就听见空隆空隆的响声，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从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先遣队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父亲下令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让警卫员去找第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根据预定的计划，第1团第1营是主攻部队，第2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第3营为预备队。
孙继先快步赶来，他刚想请示有什么任务，聂荣臻却先问他：“孙营长，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率领2万多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也就是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可没有渡过去。在清兵的追击下全军覆没了。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孙继先这才明白聂荣臻为什么提起石达开，他听后幽默地说：“管他十达开还是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一定能胜利。”父亲听后接上话说：“是的，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但这就要看你们能否强渡大渡河了。”父亲继续说：“安顺场守敌有一个营，你们的任务就是抢占安顺场渡口，想法找到渡船，明白吗？”
“明白了！”孙继先立即高声回答，他知道这先头营任务的无尚光荣和无比艰巨，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他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组织全营行动。
晚上10点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第24军第5旅的韩槐阶营。这支民团武装毫无防备，满以为红军会从大树堡过河。因为在前一天，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第2师政委刘亚楼，奉命率第2师第5团攻占了离安顺场20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这就有力地掩护了红4团的行动。当第1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哨所里还传出胡琴和唱戏声。第1营指战员顺利地解决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营部。敌人非死即逃。忽然河边响起了一阵枪声。第2连的一个战士跑到营部报告：“营长，找到了只船！”孙继先闻言连忙跟着向河边跑去，只见月光下一只渡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张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水中。原来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敌营长留下来的，准备风声一紧就乘着它逃到北岸，没想到此刻却成为红军的“救命船”。
父亲来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来一个有经验的船夫，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请他多串连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很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第二天，旭日东升，一位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受领任务。
早上7点多钟，1营在岸边集合了。营长孙继先跟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2连组织突击队并由连长点名，挑选了17个人作为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父亲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父亲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正好9点整，便抬头对杨得志说：“发布命令，强渡开始！”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渡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这时，父亲与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目送在激流弹雨中驶向对岸的渡船。红军6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船只直抵彼岸，17名勇士飞身下船，利用渡口岸上石阶的死角隐蔽前进，竞没有伤亡，顺利登上石阶，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这时，一个敌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父亲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命令：“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使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迫使残敌向后溃退，渡口为我完全占领。
随后，大部队一船一船开始昼夜不停地抢渡，但船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1团才全部过河。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抵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对此，父亲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部队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但因水深流急，搞了几次都失败了。
中午时分，参谋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父亲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父亲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接着详细汇报了强渡大渡河和架桥失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l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l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父亲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1个团，是先1天到的，派出1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1师第2团与敌警戒营接触，由于沿途只有一条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我军先后攻占了富林、德绥、铁丝沟等关口要地。29日，父亲率右纵队沿大渡河而上，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第24军第4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50里。袁国瑞派第38团扼守泸定桥，派第11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父亲命邓华率第2营绕至敌人翼侧，第1、第3营由肖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后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此时，左纵队的红4团已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38团团长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便率残部向天全逃窜。红4团于29日17时一举攻占泸定桥。
父亲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钟了，他们不顾连日征战的疲劳，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红4团政委杨成武便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父亲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凭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用力地在桥板上连跺数脚，感慨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了！”
拥抱与分裂：父亲与张国焘的斗争大义当先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2师第4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父亲等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26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要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父亲遂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此次会议。28日，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红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父亲、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并提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顺利歼灭敌人”。此时的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没有把两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但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于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为了共同北上，中革军委于8月3日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在洮河以东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父亲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但在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噶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5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9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可是，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却下令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北上是行不通的，红四方面军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与父亲，并逼他们表态。朱德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父亲也从容不迫地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污蔑中央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并通过了“南下决议”。会后，张国焘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率部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张国焘为了支撑他的“中央”门面，强加给朱德与父亲许多头衔。但朱德与父亲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大义当先，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强烈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为此，张国焘对父亲怀恨在心，不久就将父亲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红军大学校长。这是父亲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集中川军80个团在名山及其以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与红军展开连续激战。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53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也分别加紧封锁，并准备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此时，红四方面军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原来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由于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给养发生极大困难，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陕北传来了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部在陕北与第15军团会合，并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
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此时，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部队缩编后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父亲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作对比，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作对比，耐心地做说服教育的工作，使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面前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重新北上，再次翻越夹金山。父亲随第31军第93师第24团翻越雪山时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2、第6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分裂的错误了。”
6月初，朱德率第32军（原第9军团）到甘孜迎接第2、第6军团后，父亲再次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肩而行，他对刘志坚说；“四方面军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是不对的，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
7月2日，第2、第6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2、第6军团和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第32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然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在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父亲等人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父亲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父亲也由此走完了他的长征之路。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父亲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并被中革军委第三次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本文原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2006年第10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