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本文第一作者）

摘要：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毛泽东领导设计的新中国政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尊重本国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的政治探索,启迪着未来制度设计的思路。毛泽东奠定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基本方法,他高超的战略艺术与精妙的领导方法仍然值得品鉴学习。毛泽东使得平民取向价值观与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深入人心,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价值参考。

政治遗产,通常指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遗留的、具备一定后世影响的政治理念、政治经验、政治制度等。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领导设计了新中国的制度框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以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重塑了党,再造了中国。对于启迪中国发展而言,毛泽东的经验教训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

一、政治制度设计：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运用

政治制度,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制度体系。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当代中国主要政治制度及其基本理念是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部分制度虽曾偏离初衷,但一经改革开放回归正轨之后,又重新成为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这些制度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探索,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完成了历史情境下的政治任务,又尊重了本国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其设计理念值得借鉴学习、发扬光大。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民意政治传统的发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又扬弃了中国的民意政治传统,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模式的重要制度载体。

民主,尤其是让劳苦大众获得政治表达的权利,是毛泽东毕生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少年时期从表兄文运昌与教师李漱清处接触了维新派的民主启蒙。此后,又陆续阅读过《民立报》《民约论》《新青年》等宣传民主的进步书报。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提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驱张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只让大众获得了空头的形式上的民主,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民主需要政治权力,需要组织与暴力革命。由此,俄式革命道路成为毛泽东探索民主制度的新起点。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制与运转。苏维埃制度又称工农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资本主义代议制文明加以改进的一种新型代议模式,其特点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体现为选举权的广泛性、提供政治自由、允许监督政府与划小行政区域等维度,建立在对阶级敌人专政之上。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中国化的关键时期。毛泽东领导设计了三三制、联合政府等极富创意的民主模式。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指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旧民主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差异,提出国体应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应为民主集中制,“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这些创新在服务抗战大局的同时,进一步传递了“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建制原则,争取了民主话语的解释权。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始由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国家政治制度不能采用被袁世凯等历届政府用到弊端尽显、声名狼藉的议会制,而要采用符合国情又不会被国内外势力反对的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满足了近代以来中国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对人民主政的期待,打通了将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再转化为国家行动的立法渠道。

保障民主,不仅需要民主制度,而且需要可行的执行方式与可靠的执行者。为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干群关系,重申“民意政治”的传统。所谓“民意政治”,即政治精英要顺从百姓的普遍意愿。孟子提出,让位舜的不是尧,而是“天与之,人与之”,即天意与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贵君轻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民意疏导论都是民意政治传统的典例。苏维埃制度的代表设立上,与英美代议制不同,并不设立专职的议员,而由不脱产的、紧密联系群众的各行各业从业者担任。自苏维埃时期始,毛泽东就特别注重民主制度运行的作风问题,如扫清独裁专断、图省事怕麻烦的旧工作作风,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等。代表们在开会期间传递民意,在闭会期间带头遵守并引导群众服从民意的决策,在实现“形式民主”的同时又落实了“实质民主”。由于毛泽东晚年对民意的误判和对制度官僚化的过激纠偏,人大制度在改革开放后才恢复正轨,实现了制度设置初衷。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民主理论与精英参政传统的发展

为了调动社会精英的积极性,集合民智民力推进国家建设,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政协制度)。这一制度在革命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以及统一战线理论,符合精英参政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取得争取革命同盟,壮大革命力量以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马克思提出,在农民为主的国度,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团结农民,“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最广泛的同盟军,批驳了“左派”关门主义的幼稚病,并指出无产阶级可以在联合中获得领导权。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理论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政治风格,在羽翼未丰之际既能联合各方,又能独立自主。抗日战争中将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乃至抗日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纳入民族统一战线,携手民主党派共同建国,有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是统一战线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的神来之笔。

中国传统基层政治治理中,乡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乡绅,指的是有一定经济地位、社会威望与广泛的社会网络的区域性文化权威。乡绅居于官僚统治系统之外,代表本地的民意,保护本地的利益与治安,并且作为民众代言人与地方官员交涉谈判。乡绅政治不同于西方“两院制”式的精英参政模式,以更具灵活性的方式维系国家统治。

近现代中国为完成后发国家的民族独立与现代化,需要由能够代表民意、顺应民心的政党统筹领导,但中国的多样性使得各个阶层尤其社会精英的意见需要得到尊重。梁漱溟的概括是,“就中国的问题说,需要一党制。就中国的社会说,不能成功一党制”。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独特革命史有着清晰的认识。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党内关于是否保留全国政协及民主党派的分歧中,毛泽东坚决主张保留。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后又形象说明了这一原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西方国家通过政党之间的周期性选举与议会内博弈的竞争化解社会分歧,中国人民及其政治代表的利益协调与内部矛盾相当一部分通过正式决策前的政治协商解决。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一般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社会名望,能够在代表某一特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同时兼顾国家的整体发展,增进决策的科学化。

反右斗争错误扩大化之后,由于对阶级斗争的过分高估,政协制度高开低走,直到1978年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才逐步恢复毛泽东的政治构想。习近平指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探索与发展政协制度与统一战线工作,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国情,让更多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传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综合考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的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把西方的民族自决思想、苏联的民族自治的实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制度。

民族自决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基本原则：国家无论大小,互不干涉内政。民族国家要求以民族为基本单位重组政治实体,以“民族自决”(民族作为政治主体与其他民族分离,自主选择政治地位)为组建原则。列宁主张民族自决权,既赞同弱小民族从帝国主义国家中分离,又主张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联合推翻帝国主义。五四时期,民族自决是进步青年中风起云涌的思潮。毛泽东也曾宣传道“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在排除列强干预建立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独立自决的共识下,少数民族与民族自决的关系是处理难题。列宁和斯大林把民族区域自治看作建立真正民族国家的前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建党时,也将民族问题整合为阶级问题,主张少数民族民族自决,建立民族自身的苏维埃政权进而再组建“联邦制”苏维埃国家。自抗战开始,中共逐渐意识到,建议少数民族组建苏维埃不符合中国国情。一方面,民族自决的理论容易被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不利于国内统一战线的达成。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传统总与西欧单一民族聚居形成国家的历史大为不同,与苏联也差异显著。根据毛泽东建国后的表述,苏联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中国只占6%,因此不宜援引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中国的民族特点可由费孝通“多元一体”的概念进行概括——“多元”指的是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一体”指的五十六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认同本民族的同时也认同作为更高一层整体意涵的中华民族。经过民族团结抗战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顺利试点,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方式渐趋成型。在筹备国家政权时,毛泽东同意李维汉的意见,指出中国应当是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不宜再使用“自决权”的口号,以免被少数民族的极端分子利用,妨碍国家统一。他要求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不仅要帮助少数民族,还要端正帮助的态度,“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956年以后,他指明要吸收苏联俄罗斯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不正常的教训,认清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由此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习近平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毛泽东组建民族国家的构想,有效地回应了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浪潮与民族自决呼声,成功解决了晚清与民国政府没有解决的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平等团结,又能保障少数民族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于基层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自治,在西方原初的语境下一般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一般涉及央地关系或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而中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强调的则是群众的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一般认为,中国基本群众自治健全于改革开放之后,标志性事件为1980年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建立,以及1982年宪法对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法律地位的确立。实际上,基层群众自治的价值取向是毛泽东已经确立并已见诸尝试。相较于苏联生成的依赖专家治国的倾向,毛泽东始终更重视群众路线,尊重群众自我管理的热情。他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劳动者权利处评论道：劳动者管理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除了思想萌芽外,城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毛泽东时代也已出现雏形。新中国成立之前,保甲制度是常见的社会管理制度,基本原理是利用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在低流动性的熟人社会中实现社会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组织网络,整合基层社会,增强国家的动员能力,成为中共的新目标。一些城市开始尝试组织群众的新方式,经接管专员过渡后陆续组织起群众自治组织。1949年10月23日,第一个由居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居民委员会——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成立。1951年底,上海市已成立2083个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其中部分经过居民代表会议而产生。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在人民委员会之下可以按居住地区成立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委员会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到1956年底,居委会逐渐在全国城市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了更完善的制度设计,解决人民需求多样化与行政系统科层化的矛盾,成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阵地和重要平台。

二、政治实践哲学化与哲学政治实践化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不仅是开创制度的政治家,而且是战略家、思想家。如何将唯物辩证法用于政治实践,毛泽东起到关键作用,他以哲学化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鞭辟入里地分析现实政治问题,大胆突破既定结论,审时度势乃至谋形造势。习近平高度赞扬毛泽东的战略创举,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毛泽东奠定了将价值原则、思辨方法付诸政治实践的话语体系与思维模式,其基本理论与思考进路至今仍有方法论意义。

(一)由实践导向的理论迭代中确立理论自信

政治理论在近代中国遇到的基本问题是：理论旨在影响现实政治,但政治现实以强权(尤其军事力量)的更替为基础,从而使多数政治理论处于边缘地位。唯物辩证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能成为指导现实战略策略的“方法论”,又能成为解决认识与实践互动难题的“二阶理论”。当具体结论遇到挑战或被证伪时,唯物辩证法能以较为开放的态度接纳现实,在创新中坚守本质,提供了理论自信的坚实基础。

理论指导实践首要的难题是,一些现实问题在权威著作能够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代入现实后不符合常识或在实践中屡屡受挫,此时,理论的信仰者容易陷入不计代价蛮干或心灰意冷放弃的误区中。毛泽东不认为革命能够照搬经典文献设想的剧本,理论也不是一条条无可更改的律令,而是呈“实践导向的迭代”形态,即通过“按照理论精神进行调查研究—归纳初步方案以试点实践—实践中不断试错纠偏—归纳经验上升理论”的一整套流程而形成的认识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不变的仅有价值取向,理论弹性保留开放,理论迭代永远持续。超越解释框架的解决方案若试验失败则被证伪,若获得实效回报后也能得到理论总结与承认推广。

接踵而至的第二个难题是,理论可能因实践导向而异化为空洞修辞的摆设。对此,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理论举旗定向、凝聚团体的作用。例如,毛泽东在分析红色政权的存在原因时,暂时的割据条件可由军阀混战割据的经验推理而出,而割据的长久可能及意义则需运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潮流以及列宁主义“薄弱环节”的相关理论。其次,理论学习能够改变经验主义,超出局限于个体经验的惯性思维,启迪新的思路。毛泽东曾有个形象的比喻：“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例如,阶级理论帮助毛泽东找到了区别于乡土、血缘、裙带等传统人际联系的社会划分方式,找准了政治支持的基本盘。最后,理论的大众化也能以较为便捷的方式提高党员群众的思维能力。

第三个难题则是“假性理论迭代”,即在未必存在实践创新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发展理论的政治需要,模仿“理论—实践”的互动模式生造新理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论创新在形式上相较于反复试错的实践容易,符合人的思维惰性。当理论结论缺乏弹性、一言九鼎时,再加上科层系统传递的层层压力,传递真实经验变为了筛选甚至臆造迎合上意的材料,真正实事求是的行为被贴上不明九指一指甚至立场问题的标签。理论的自圆其说并不能取代事实磨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相信“假性理论迭代”而悖离实事求是具有相当关联。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正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解答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等局限于理论难题的现实争论,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二)矛盾分析法对战略策略与领导方式的重构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曾言,“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寻找”。理解矛盾分析法不应“训诂”为在思辨哲学对比下的朴素哲理,更不应被庸俗化为“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逻辑戏法。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时也并不因循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框架,而是从对立统一出发总结革命经验,并有机结合了史书中的治国理政、战略运筹的传统智慧,形成了哲学化的政治方法论。

捉住主要矛盾,将敌分而治之,是毛泽东政治实践的重要原则。这是源于矛盾对立统一原则与矛盾不平衡理论的政治运用。《矛盾论》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孙子兵法》讲求“先胜后战”,即胜利依赖于战争基本面的优势,如果无优势则等待对方犯错并制造相对优势。这也意味着,达成政治目标,需要在认清核心利益的同时,在末节进行必要的让步或蛰伏。毛泽东将其哲学化并作用于政治实践之中,突出体现在对一些原则的妥协与最终目的的迂回达成。例如军队主要兵源为非无产阶级的农民和俘虏;抗战初期坚持不打消耗战而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而后为开辟广阔的敌后根据地发展一定条件下的平原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推行“大仁政”,调动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推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外交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联苏抗美、抗苏抗美到联美抗苏的转变。这些机动灵活决策的理论支撑正是辨明主要矛盾。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势利导,赢得历史主动,是矛盾不平衡原则的另一面,也是内因重于外因的自然推演。《孙子兵法》讲求“致人而不致于人”。毛泽东也提出：“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低潮时主动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军事上不打无果之战,在政治上统一战线,团结拥护者,分化孤立反对者,“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当形势朝有利方向变化后,则当机立断进行尝试、保证灵活、主动出击。抗战初期挺进华北迅速建立敌后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迅速挺进东北等大胆决策,这是真实写照。势盛不骄,势弱不馁,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具备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

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这一工作艺术源于矛盾学说中的“两点论”。儒家讲求“中庸”思想,追求适度的、不偏不倚的道德实践方式,《老子》有福祸相依,天道忌满,人道忌全,追求知智守愚,功成身退,居安思危。毛泽东将这些道德实践方式转化为工作艺术。习近平也曾提倡要学习“弹钢琴”,“把握好各项改革任务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习毛泽东哲学化的政治实践,能够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更加从容地应对重点与次要点、整体与局部、国内与国外、当前与长远等多组关系,从而解决国外政治博弈、国内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反腐败”斗争等时代难题。

三、毛泽东的价值取向与改革制度性困境的突破

毛泽东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精神导师。他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平民取向价值观与理想主义历史主体意识,资政育人至今。

(一)平民取向价值观的社会共识凝聚作用

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为工农群众提供物质福利与社会地位,是毛泽东矢志不渝的愿望。一方面,毛泽东在国家经济允许的范围之内,为农民提供了物质利益与政治地位上的实惠。例如,在教育上,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教育资源基本被精英阶层所垄断。1929—1935年,在北平一般公私立大学,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年花费需要300元,花费较低的师范类院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年花费也要200元左右。而1928—1929年,上海30个行业男工人平均年收入约为255.96元。据推算,在农村,只有四五百亩田地的地主家庭才能培养一个子女上大学。可以说,大学生的家庭背景非富即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基础教育在农村与落后地区被大力推广,再加上政策倾斜,大学内农村学生比例迅速提高。有关研究表示,在全国农村人口占比90%以上的情况下,1952年北大和苏大来自农村的学生分别仅占2.4%和3.6%,而从60年代到80年代,北大农村生源保持在10%—20%的比例,苏州大学农村生源保持在50%左右的比例。这启示我们,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在干群关系上,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与平等意识。毛泽东制定“鞍钢宪法”,寄希望以群众运动对冲专家指令与计划经济的弊病;他反对党内特殊利益团体的形成,要求干部执行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为此不惜打碎一手创建的党政系统,犯下错误。他向干部提倡艰苦朴素、不搞特殊的作风,就如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关于革命胜利原因时所说：“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习近平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作风教育：“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

(二)理想主义历史主体意识的精神滋养作用

毛泽东政治价值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一定道德理性主义色彩的、改天换地的历史主体意识。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即相信人道德上的纯粹与完善是值得追求的,并且一旦信仰圆满事功也会随之而来,达成“六亿神州尽舜尧”。而毛氏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向是通往集体主义的历史主体意识。“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到长城非好汉”“敢教日月换新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些豪言壮语彰显了从党员到劳动者的宏大志向。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德性本质上与民族共同体分享的集体利益与宏伟目标是契合的乃至一致的。他希望压抑人性中私欲的一面,排斥“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培养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追求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这些新人在外融入集体革命,不需要物质刺激,更注重精神激励;在内追求个人纯粹,内圣外王。对比霍布斯等启蒙思想家以自保自利心为基点的人性假设,毛泽东可谓提出并推行了一种全新历史阶段的人性假设与伦理准则。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昂扬向上、改天换地的气魄,也成为当代中国独特的精神审美追求。在国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对国计民生提出考验的环境下,如何发扬斗争精神,保持不畏艰难的大无畏气概,提高人民的自信心、凝聚力、向心力,毛泽东的相关思想仍能提供一定的价值参照。

结语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提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如何处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成为一个重要且棘手的问题。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面对这份历史财富,我们既要正视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也不应以如今的价值观苛责有限历史情境下的选择。

毛泽东曾戏称,“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意味着志存高远的理想追求与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猴气”意味着机警过人的才智与能屈能伸的策略。两种相异气质的碰撞结合,构成了伟人的复杂形象。时至今日,毛泽东诞辰已有130周年,距离毛泽东逝世也有47周年之久。中国现今取得的成就,或多或少与吸取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诸多理论创新,也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毛泽东奠定的制度基础、思维习惯与价值观,仍在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观念,体现着对美好社会秩序的不懈追求。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