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70多年的生涯中，陈云在决策上和工作中很少出现大的差错失误，所提出的主张既正确又有深远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时时处处从实际出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并不容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搞清“实事”是关键。陈云提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陈云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过，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提出“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并在领导实践中鲜活地运用，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

“交换、比较、反复”

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1962年，陈云系统提出“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和决策的方法，要求一是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二是要“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三是“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陈云即使在党内普遍存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经济工作中受到“左”倾错误干扰情况下，仍然能够展开独立思考、提出更符合当时发展阶段的发展方略，就是得益于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亲身实践。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仍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底”，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交换、比较、反复”再作决策的原则和思想方法，对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指导意义。

1958年6月8日，陈云在北京听取关于石油工业发展情况的汇报

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与改组，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陈云受命主掌中央财经工作委工作。当时面临的是百业凋敝、百废待兴、税收有限，财政入不敷出，靠发行货币支持，物价上涨的危局。陈云认识到：现在和过去建设根据地的情况不同了，要治理几亿人口大国的经济，过去的经验和方法已不够用了。在西北管财经好比摆小“摊子”，在东北主管财经是开“商店”，现在要办大“公司”了，各方面条件都不适应，需要重新试点，探索路子。对现有的可资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情况，国有资源可供开发利用的程度，工农业的结构比例，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等，都要努力做到“心中有底”。否则，计划和行动就会是盲目的。

为掌握第一手材料，陈云从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入手。1949年7月到8月，陈云到上海主持财经会议，并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调查研究。从陈云在1949年11月起草的《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的电报，可以看到陈云对当时全国物价猛涨的情况的详细了解程度。同年11月至1950年2月，经陈云组织和部署，中财委所管各部相继召开了20多个专业会议，初步摸清了全国农业、工业、铁路交通、财政金融贸易的情况。摸清情况后，陈云果断采取措施：统一财政收支，控制货币发行，加强现金管理；整顿税收，吸收游资以紧缩通货，发展供销以促进生产、流通；统一调度粮食，加强征收公粮管理，集中物资以控制煤、棉等供应；统一行动，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党和政府掌握着主动权，顶住了投机资本的冲击，避免了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被毛泽东誉为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作历史的调查、典型的调查和部门的调查

陈云参与领导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提出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这都离不开他实事求是地研究发展方略。

在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陈云每10天左右，要去一趟北京百货大楼，亲自察看日用百货的供需情况；去一次东单菜市场，看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情况；去一次天桥农贸市场，考察农民进城搞买卖的情况。1951年3月，陈云率领中财委一班人马到中国腹地的交通和流通中心武汉调查研究。他在汉口跑百货公司，调查市场上商品的来源，人民对工业品的需求，交通运输对商品流通的影响，由此认识到规范基本建设刻不容缓。这些调查研究，对陈云进行发挥地方积极性、规范基本建设工作、发展城乡交流等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调查出真知，陈云所提出的关系全局的经济决策，都是他在长期经济工作中作了历史的调查、典型的调查和部门的调查，总结了多年的经验，又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而他能够在关键时候拿出办法，切实可行，关键就在他实事求是的思维法则，脚踏实地地掌握实际情况，时时处处要求自己情况明了。情况明了既是研究解决问题和制订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调查研究的直接结果。情况一经搞清，陈云从不轻易放弃经过周密调查、科学研究形成的切合实际的观点。

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第二排左四）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查时，与公社干部合影

1957年1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1958年9月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20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困难中，为化解危局、走出困境，陈云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他曾3次回到青浦农村搞蹲点调查，解剖麻雀。1960年冬，到上海、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调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问题，摸清了工业困难、粮食紧缺、经济失衡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发展化肥工业等政策主张。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更好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毛泽东提出要把1961年作为我党的“调查研究年”。陈云响应号召，于1961年6月至7月，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就一些有关农业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他在15天中听公社党委汇报了两次，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对养猪问题、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平调退赔、农村商业、公社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等问题进行了调查。之后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3个调查报告，以充分的事例和理由阐述了关于私养母猪、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和多给社员保留一些自留地等政策问题。这3个报告后经中央同意并转发各地，对于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消极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调查研究的两种方法

陈云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善于向群众学习，因而能够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有力措施。凡是他作的调查都有翔实可靠的结果，多数形成了指导性文件。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弄清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他通过对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分析论证，算账对比，掌握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关系，初步揭示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为中央进行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

1961年下半年，陈云先后主持了20天煤炭工作座谈会和12次冶金工业座谈会，对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进行了一次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何解决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中问题的意见。陈云在1962年的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是在作了历史调查、典型调查、部门调查等国民经济全局和总体调查之后，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才提出来的，当时在全党引起很大反响和共鸣，促进了开展国民经济调整的共识。1962年1月３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上海宝山钢铁公司

1979年5月，针对上海宝钢建设中存在的不同意见，陈云到上海召集冶金专家座谈，作出了"宝钢建设是四化建设的一个大项目，上了马就要干到底，只能干好，不能干坏，要把先进技术学到手"的论断。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善于走群众路线。他认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一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曾在身边工作的人员，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实呼声。他深入联系点上与农民交朋友，讲真话，协调办事；敢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还愿意听取各种意见，欢迎群众多提意见。从认识实际到分析判断再到最终决策的过程中，陈云认为最困难的是了解实际掌握情况。他指出：“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陈云多次向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反复强调调查研究很需要。陈云之所以能够发现和得心应手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济规律，并在实践中一次次取得成功，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