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余保是左倾机会主义吗？

张延忠

谭余保同志，1899-1980

最近，我在某杂志看到一篇旧文章，谈到抗日战略转变期江西各游击区党内出现的种种曲折。作者特别展开描述了陈毅险遭谭余保杀头一事，并断然给谭余保扣上一顶“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读罢此文，心绪难平，满腹言语，如鲠在喉。

我不禁要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什么时候，是哪一级党组织给谭余保做出这样的结论？你有什么根据给一位革命前辈泼污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则性问题，必须搞清楚。

据王震同志说，毛主席说谭余保是一位真正的农民群众领袖，任弼时同志称他为真正的井冈山战士。

谭余保和我的父亲张鼎丞很熟悉，他们和邓子恢、谭震林等老革命家一样，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相似的经历，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他们在毛泽东的教导和带领下，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受到排挤打击。在红军长征后，他们在白色恐怖、叛徒迭出的险恶环境下，坚持下来，保留了革命火种。三年游击战，九死一生，他们几乎是单枪匹马、赤手空拳，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靠的就是跟着毛泽东学到的本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历史上，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谭余保不仅不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而且始终如一的紧跟毛主席，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和一切错误路线作坚决地斗争，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这是党给他的评价。

提到陈毅上山，险遭谭余保杀头一事，有关的历史情况需要交代清楚。

首先要指出，谭余保所在的湘赣红军游击队是属于湘赣省委这个组织系统的，是由任弼时派出并领导的。只是红军长征后，授权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

失去和上级的联系后，湘赣红军游击队一直在设法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央局取得联系，曾派人去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但都未成功。因此，实际上湘赣红军游击队与苏区中央局没有接上组织领导关系。就这个意义上说，项英上山“收编”谭余保，并不完全顺理成章。那时湘鄂赣，闽粤边，闽浙赣（刘英部），叶飞等部都属于这一情况，1937年6月中央派张云逸，后来又派董老、林老等同志去这些游击根据地联络，具体指导整编下山的工作。

1952年6月，宋之的在一篇文章中转述过陈毅的一段话。陈毅说：“赣粤边和党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中央政策是不知道的。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需要联合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机会先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联系起来，谈判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省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共中央负责，游击区无权谈论。于是便一面派陈毅同志下山谈判，负责联络各分散的游击区。”（见宋之的等著 《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年2月出版，第33页）

看来，作为党的最高层领导的项英对此也非常清楚，所以他在1937年10月11日，专门打电报给博古，叶剑英，请示这一行动。改编湘赣游击队事太重大了。中央对南方红军改编问题，曾发出过若干个电报，在1937年10月1日又一次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该指示说：

“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

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去拔去他们，方法不同，目的则一。

丙：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是我们十分不利的。

丁：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同时又答复了国民党。

一、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

1、因晋中“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至少须要几个月时间。”（见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 1936-193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3月出版，第362-363页）

因此秦邦宪、叶剑英无权直接回答项英电报请示的问题。1937年10月13日博、叶将此电报转报中央，现未查到中央回电。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毅上山与谭余保联络，会这样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项英、陈毅上山，没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授权。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谭余保在山上苦斗坚持的时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党中央随之做出一系列决策，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历史的时刻：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毛主席提出反对关门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而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的证明“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

1936年3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

1936年4月9日，毛彭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的旗帜县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见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年8月出版，第48页）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高兴的说：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加攻，一定可以把它扭转过来。”

6月8日，两广事变后，毛主席对《红色中华》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

9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联蒋抗日”策略形成。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将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发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这就是说，党中央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递进转变，经过了一年多的考虑。其间有过多少思想交锋，最终才统一成全党的共识，这些情况，深锁在敌军围困的山林里的谭余保们自然无从知道。

尽管当时国民党当局接受了联合抗日这一主张，但仍执行“北和南剿”的方针，蒋介石亲自下令，限期肃清各地红军游击队，企图趁红军改编的机会，拔除共产党在南方的这些战略支点。对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最困难、最残酷的时期，这段黎明前的黑暗，谭余保和陈毅都有切身感受。在这种形势下，当时这些通信上与党中央不畅通的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是难于认识到形势的迅疾变化而及时改变策略，自觉地实行党中央的“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的。项英、陈毅也是在1937年7月11日国民党停止“清剿”后，才意识到国内的政治形势真的发生了变化的。

在南方游击队改编的过程中，1937年7月发生了国民党强令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缴械的“漳浦事变”。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党中央、毛主席先后发出十数封电报，向全党发出“何鸣危险”的警告，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1937年10月2日，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10月3日，又致电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所有这些中央指示，项英、陈毅和谭余保在当时都没有看到。

陈毅同志

在三年的日日夜夜里，谭余保他们每天面临的是和敌人的殊死搏斗，是解决粮食、医药等关系生存的种种难题。他们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也没有得到过中央分局、项英和陈毅的一个指示，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多次派人寻找都没有找到。他们独立坚持，不但不了解上级的情况，大形势的变化他们一无所知，而他们面临的小形势尚没有变化。看到的是国民党报纸上“项英顶不住了”、“陈毅跑去商谈投诚事宜”之类的消息。虽不相信，却也不免疑虑重重。尤其是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早在1935年6月就已叛变，1937年6月，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支队司令员曾开福又叛变。这些情况，使谭余保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应该说，他们积十几年的斗争经验所形成的对敌人的这种警惕性，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在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时，这种警惕性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为左倾机会主义。1937年10月，陈毅就在这个背景下上山的。

陈毅上山后，和谭余保的正面接触，极富戏剧性。我们从历史的这个场景中，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生巨大的转变时的英明决断，看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和谭余保的风采。

陈毅上山，是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而又大无畏的行动，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此前派往各游击区的人，已有好几个被当作“叛徒”杀掉了，湘赣这里也杀过。但陈毅相信只要是共产党人，我就能说服他们。陈毅在山下最先见到了心怀警觉的段焕竞和刘培善。他的气度不凡、从容坦然和不厌其烦地讲解党的指示精神，使段、刘从感情上已经相信了陈，但他们还是从党性立场出发向谭余保作了汇报。

在山上，陈毅说，到这里来找湘赣游击队是陈洪时告诉他的，本来国民党方面要派陈洪时来，陈怕谭余保杀头，不敢来。陈毅上山没有带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带了公开发行的毛主席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文章），只带了项英写的没有公章和私章的“介绍信”。在关系生存、生死的问题面前，这不引起谭余保的警觉怀疑，反倒不正常了。

谭余保对陈毅的态度反映出他的复杂心情，表现了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组织纪律性。他渴望着听到来自中央的声音，他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盼望上级派人来，他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陈毅就是党派来找他们的，所以他用尽一切能想到的方法，探究陈的真实身份。他和陈毅诘问、辩解，指斥、说服，甚至使用捆绑，假枪毙等等，使陈毅吃了不少苦头，但谭余保在那样的复杂环境中不得不保持极为高度的警觉性、原则性。真正打消他疑虑的，是陈毅宣讲的党中央精神，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他相信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做出的决策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相信陈毅不是叛徒。仅仅5天，谭余保就领悟了中央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这不能不说明谭余保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人。

一旦了解了中央的策略，谭余保就坚决贯彻执行。就在陈毅这次上山之后不久，谭余保的这支部队，就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下山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营。谭余保堪称是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在新四军的组建过程中，曾提议谭余保任一师二支队副司令（见1937年11月《关于新四军之编制及工作方针的决定》），也曾提议其担任第四支队副司令（见1937年11月8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部队编制与干部配备问题致毛泽东等电》）。说谭余保是湘赣红军游击队的主要缔造者，一点不为过。但是谭余保从没有，也不可能居功，他对党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保留，不仅把部队完完整整交给党，还交出了在万分艰苦、吃不上、穿不上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经费——若干斤的黄金。谭余保在新四军最后的职务是新四军的参议。党中央对谭余保的革命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点名请他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与会者汇报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经历。他还被选为七大代表，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讨论工作。

谭余保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无私的共产党人。他为我们留下来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珍视，永远继承吗？！

对谭余保险杀陈毅这件事，早有定论。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杀了也就杀了。谭余保没有杀，说明他粗中有细。无论是在谭余保生前还是身后，党组织都没有“谭余保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结论。

最后，我想对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对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评价，是个极其严肃的事情，必须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决不能凭空臆断。

历史正在远去。在当事人都已离去的现在，常常有人对已有定评的历史人物、事件提出质疑、辩白、翻案。这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是严肃、严谨的。不能以讹传讹、以偏概全，更不能以感情和好恶代替历史事实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