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陈云(1905—1995)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陈独秀、瞿秋白都是有学问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书也不少,为什么这些人会犯错误呢?他冥思苦想,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到延安后,陈云曾3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还说,为了不犯与少犯错误,应该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
陈云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潜心学习哲学,一直坚持了5年。在学习中,陈云特别注重读原著。他说:“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懈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还说,“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 他特别强调说,“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当时,中组部的学习活动在延安颇有名气,并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中央还专门总结推广这个经验,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推动全党干部进行理论学习。
经过5年持之以恒的学习,陈云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在延安整风中深有体会地提出了15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成为陈云的行动准则,也成为他的座右铭。
当年延安的理论学习活动让“窑洞大学”的学员收获甚大。中央纪委原第二书记王鹤寿说:“通过学习,看问题更全面了。遇到问题,就会从各方面去考虑,既考虑这一面,又考虑那一面,全面考虑问题,这在工作上是很有用的,对我帮助很大。”
陈云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小学生”,在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他总是认真填写上“小学”二字。他常讲,“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正是因为有这种谦虚的态度与好学的精神,并经过坚持不懈地自学,陈云最终成了一个大学问家。当时,他既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又一度兼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所以延安的各院校都请他去讲课。陈云是有求必应,延安的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组部的党训班经常出现他的身影。
在讲课方式上,有人曾将陈云与在延安的其他中央领导做过比较:“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被邀为学员们讲课。最容易记录的是王明、博古。这两个人讲课很有特点,大一二三,小一二三,很便于做记录。张闻天同志讲课就比他们好多了,比较入情入理,有分析,也有深度。最难记的是毛泽东同志讲课,根本就记不下来,一开始他就把你紧紧抓住。我多少次带着笔和本去,想好好记下来,都未能如愿,总是带着空白的笔记本和满脑子的收获归来。陈云同志讲课,是靠近毛泽东同志的,最多让你记个开头,记个提纲。”
1954年,陈云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紫光阁
陈云讲课为何难以记录呢?“陈云同志讲课的水平是很高的,观察问题很深刻,分析问题也很透彻,又有很好的演说口才,讲起课来生动、形象,很吸引人。每每他讲完了,你还沉浸在他讲课的氛围里,想着、品味着,很难再有心思去记笔记,往往只能记个开头,至多记个提纲、要点,无法记全。但是,他所讲的东西都深深印在你的头脑里了。”
1939年,陈云在一次党课中讲共产党员的第一条标准。当时入党誓词中有一句重要的话,叫作“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陈云这次党课就讲这一句话,分作三个层次:一要有理想信仰,要认识共产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二要以坚定的革命毅力去为之奋斗;三要有不怕牺牲、奋斗到底的决心。
讲到第三层意思时,陈云问:如何才是奋斗到底呢?接着他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翘辫子(死)”。
下面哄堂大笑。
这是一堂令人难以忘怀的党课。据当时听课的学员回忆:“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当时听过课的同志已不再年轻了,大多已超过古稀之年。当大家聚在一起回忆那段火热的生活的时候,都对这节课的‘三层意思’记忆犹新。恰恰就是包含这三层意思的一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终生的信念、理想,是我们生存的动力。我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信仰理想,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风雨坎坷,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走了过来。”
在陈云众多的听众中,既有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大学生,也有回国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才,他们听课后都认为陈云“看问题看得透,抓得准。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际经验”。陈云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再加上儒雅的外表,使不少来自敌占区的同志感到好奇,不禁悄悄地打听:这个“陈教授”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陈云重视党课学习是出了名的,哪怕是对身边的家人,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在延安,“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的故事,一时被中组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1938年,陈云与于若木在延安
陈云与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组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去担负护理工作。经党支部研究,认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历史清楚,政治可靠,是合适的人选,便推荐了她。
其实,于若木的护理工作,主要是帮陈云按时往鼻子里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因医生要求静养,陈云也不能做很多工作,于是两个人便经常在一起聊天。相处久了,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一天,陈云对于若木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合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当时,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组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后来,陈云在给于若木大哥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三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当时,窑洞的炕上就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
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