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了多次会谈，直至1937年9月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7月，中共代表团在到庐山之前，曾转抵上海。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跟主要成员博古会见了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的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博古当时向雪峰传达了王明的政治主张。雪峰听到后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当中发表国共合作的主张时，应该同时向左翼人士专发一个文件，表示我们并不放弃无产阶级的主场和革命主张，以清除一些左翼人士的误解。雪峰知道，像鲁迅这样的文坛领袖，都担心一些共产党人会忘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而热衷于到国民党政府机构去做官。博古听到雪峰这番话，用很重的语气批评道：“这是托派意见”（冯雪峰：《回忆“七七”前国共联系的情况》，《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5期，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编）。雪峰这个浙东汉子顿时火冒三丈，竟然对1931年至1935年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博古拍了桌子，并以“保存自己的清白和整个大局”为理由，赌气回到义乌老家去写小说，直到1939年下半年才恢复组织关系。不过他回老家那段时间，浙江省委仍怀疑他跑到托派方面去了（《冯雪峰全集》，第8卷，第3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冯雪峰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古短短一句话为什么会使雪峰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因为“托派”是一顶当时可以被苏共、被国民党政府，被日本帝国主义随时“诛伏”的政治帽子，在中共党内也会被整肃，相当于一座能把孙悟空压得无法脱逃的五行山。

“托派”的精神导师是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他曾担任十月革命的总指挥。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前苏联党政机关的办公室都同时悬挂着列宁和他的肖像，但1924年秋斯大林开展了反托派运动。1928年托洛茨基又以反革命罪被逐出苏联国境，后侨居土耳其，挪威等国，1940年8月21日在墨西哥被谋杀致死。凶手叫扎克·莫尔纳，是一位28岁的比利时人，但他坚不吐露行凶的政治背景。

托洛茨基派在第三国际和苏联党内是一个跟斯大林派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在一篇短文中无法详介他们之间的政见分歧。但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在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以及战略策略的认识上，他们都有着不同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几次受挫，都跟第三国际的错误决策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密不可分。

在中国，托派最先产生在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当中，1931年5月由原来的四个小团体合并成为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改称“共产主义同盟”，注册成员约五百人，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但这个组织内部矛盾重重，观点也不完全一致。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被捕，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才出狱，这一时期中国托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陈独秀由于跟中国托派的核心人物彭述之感情破裂，公开宣布跟托派和一切党派脱离关系，所有言行均由个人负责。陈独秀“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陈独秀开审记》，《陈独秀印象》，第39页，学林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跟中国托派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有什么异同呢？相同之处是都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陈独秀在法庭上的陈述他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理由时谈了三点：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出处同上）。至于说中国托派每月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三百元津贴，那是王明，康生等散播的不实之词。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修订版。该书在“汉奸托派”一词下作了一条新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这条注释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成果，也是对托派是否应视为汉奸所作的历史结论。1936年6月3日给鲁迅写信的那位陈仲山，原名陈其昌。这位托派的骨干分子就是死于日寇之手。

《毛泽东选集》的这条注释说中国托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从根本上反对国共合作。中国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主任郑超麟说：“共产党原则上应当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在理论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意见。当然，说得很漂亮，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答应不批评三民主义，不批评孙中山，不反对国民党。实际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所谓国共合作，也就是在原则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应保持独立”。（《郑超麟回忆录》，下册，第424至42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郑超麟的上述观点其实就是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1929年6月，中国托派另一骨干人物刘仁静在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询问他对国共合作的意见。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本阶级政党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政党，指的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政组派（《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中国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第244页，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月出版）。建国后刘仁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工作。1986年任国务院参事。郑超麟1979年任上海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兼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托派的上述观点显然属于“极左”或“形左实右”。试想，如果没有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怎能有北伐战争的胜利和中国的统一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主力红军仅有四万六千人；加上地方部队、保安队、自卫队等，也只有九万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第11至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如果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怎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且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增加到130万人呢？所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成为了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雪峰认为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革命主张，这无疑也是正确的，跟托派反对统一战线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既统一，又独立，这是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缺一不可的原则问题。在民族矛盾上升的特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妥协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而不应该是消极的。只有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才能有利于合作，否则就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无原则的让步，是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应该承认，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主持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过程中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但在怎样实现党的策略问题上，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右倾思想。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更提出八路军应完全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做到“五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器，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到了1938年初，王明的“五统一”思想又加上了三条：“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政治工作”，发展成了“八统一”。王明过分相信国民党，寄希望于由国民党来改善抗日武装的待遇，必然会导致改变八路军的性质，从而犯下了右倾错误。

必须指出的是，王明的错误主张并非全部是他个人的创造，而主要是受到了第三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影响。比如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观点，跟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就息息相关。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一方面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同时也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如果中国的大片国土都被日本侵略者占领，那日军就会挥师北上进攻苏联。所以，斯大林寄希望于当时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想借助国民党军队牵制日本兵力，希望中共能多作些妥协和让步，甚至交出军队，单纯进行议会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之后，斯大林还提出过隔江分治的主张。1937年6月23日，美国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在延安采访朱德，问“你们与苏联的关系如何”。朱德的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联系，完全是通过信件来往的……我们从苏联那里得不到任何物资援助，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其他方面的物资供应”（《1937，延安对话》，第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所以，王明的左倾路线和右倾思想都带有教条主义的特色。王明的悲剧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需要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但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问题。

（《1937，延安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中共党史上，博古的名字经常跟王明联系在一起。王明在党史上先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犯右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博古跟王明是留苏时期的同学，同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王明是头头，博古是骨干。1931年9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24岁的博古成为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执行了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直至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博古为宣传抗日和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但也一度接受了王明某些右倾观点影响。他跟王明的本质区别，在于为人光明磊落，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真心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当张国焘在党内搞分裂活动时，博古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是第一个提出“毛主席旗帜”的人，1943年夏又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的专论。1946年4月8日，博古被组织派到重庆参加会议后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遇大雾，飞机撞在山西黑茶山上，机上十七人全部遇难，被称为“四八烈士”，终年39岁。跟博古的态度相反，王明阳奉阴为，从不真心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冯雪峰跟博古之间的这场冲突，距今也有85年，其中的是非曲直已经非常清楚：一，王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观点是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才系统形成的，但由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抵制并未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博古当时受王明影响很深，但他跟雪峰之间的论争还未构成路线斗争，只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党内认识不同而引发的争论。事实证明，雪峰的观点是正确的，比较符合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主张。二，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之间先后进行五次谈判。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是中共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同时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冯雪峰当然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拍桌子毕竟是不冷静的，事后冯雪峰又回到义乌老家去写小说，当然更是违反革命纪律的行为。据胡愈之回忆，当时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曾批评雪峰：“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见《回忆雪峰》，第7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据冯雪峰的子女回忆，1943年6月，周恩来总理针对这件事对雪峰说：“当时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包子衍：《雪峰年谱》，第9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1976年1月31日，即农历丙辰年元旦，冯雪峰因肺炎导致心力衰竭病逝。逝世后三年，的1979年11月17日，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新华社报道中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

（《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