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老根据地慰问团慰问老根据地革命家属的信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封特殊的慰问信，质地为毛边纸，纵25.4厘米，横37.2厘米，有折痕和水渍，正文为手写体翻印，信末有王树声将军的亲笔签名。
这封信的主人叫吴香莲。1974年的一天，她梳洗干净，换了一身最喜欢的衣服，前往箭厂河革命纪念馆，郑重地将这封信交到馆长吴世书手里，说：“这是王树声写给我这个革命家属的慰问信，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也是对我丈夫戴季伦短暂一生的肯定。我老了，又无后人，放在身边不放心，交给国家保管吧。”
吴香莲是怎样一个人？她的丈夫和家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通过这封信走进吴香莲不平凡的人生。
一
1902年8月，吴香莲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紫云新湾（今属河南新县箭厂河）一个中等家庭，家里有些田地，还经营着几间手工作坊，日子过得还不错。吴香莲在无忧无虑中慢慢长大，虽然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父母没有送她进学堂，但自小到大都接受过严格的家教。她还跟母亲学会了一手出色的针线活，在周围几个村子小有名气。吴香莲的二姑早年嫁到了10公里外的紫云戴世英村。她特别喜欢娘家这个侄女，就自作主张让吴香莲和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戴季伦定了娃娃亲。
到了18岁，在双方大人的操持下，吴香莲和小她一岁的表弟戴季伦结为夫妻。结婚的时候，戴季伦是个青年学生，还在大斛山读书。吴香莲深明大义，当场表示：好男儿志在四方，戴季伦想读到啥时候就读到啥时候，我在家粗活细活都行，决不拖他的后腿。
1921年，戴季伦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去武昌上学。但只要学校一放假，戴季伦就赶回老家，在村里村外总找人聊天，讲“破除封建迷信”“男女平等”“中国要打倒洋人和军阀”等等。大家都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等他讲完了，就四散而去。他讲累了就陪陪自己的妻子，帮家里干些农活，夫妻二人颇是恩爱。学生出身的戴季伦干起活来还赶不上妻子，但吴香莲总是默默地多干一些，从无怨言。其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许多快乐。
在武昌上学的第三年，吴香莲发现，丈夫假期回来与以往不一样了，他总是和上戴家的戴克敏、四马山的徐希烈、刘家园的曹学楷几个人你来我往，到一起就神神秘秘地讨论什么问题。有时，她的弟弟吴先绪，堂弟吴先筹、吴焕先也经常跑来找戴季伦问这问那，谈个没完没了。吴香莲从不打听、从不干涉，只当是年轻人、读书人在一起说得来而已。殊不知，她丈夫此时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戴季伦毕业之后，就在黄安县城做事，很少回家，即使回来一趟，也是匆匆忙忙。直到1926年，黄安北乡农民运动闹得轰轰烈烈，吴香莲才知道，丈夫戴季伦和几个娘家弟弟干的不是一般的事情。
其实，吴香莲更不知道的是，堂弟吴焕先经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箭厂河四角曹门成立党的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和革命红学。弟弟吴先绪、堂弟吴先筹也入了党，在郑边（新湾、旧湾一带的合称）争取了地主的红学；妹夫曹学楷也经常到箭厂河、檀树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3月，他们带领农民协会会员镇压了本家恶霸、长水会会长吴惠存，震惊了黄安，震惊了武汉。
娘家是这样，婆家这边更是如此。戴季伦的大哥戴先元、三弟戴季英、四弟戴先进、五弟戴继文也都先后参加革命，在长冲、熊家嘴一带闹农运，把地主豪绅斗得无处躲藏。后来，他们率领农民协会会员镇压了大地主陈瑞林，黄安北乡的反动派谈“戴”色变。
1927年11月，举世闻名的黄麻起义爆发。戴家兄弟和吴家兄弟分别带领檀树岗、箭厂河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打头阵。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分别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和孝感汪洋店坚持斗争。
在动荡的岁月里，吴香莲和家人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担心亲人在外有个闪失，担心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也许是她担惊受怕疏于照料，也许是东奔西跑条件艰苦，她的二女儿很快夭折了。后来，大女儿也不幸离世。吴香莲强忍悲痛，经常祈祷，希望上天保佑戴季伦他们的“大事”早日成功，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
二
戴季伦很想多陪陪贤淑的妻子，可是共产党人的使命不容他儿女情长，结婚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几乎很少回家，夫妻俩自然是聚少离多。
戴季伦曾任黄安县党部执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同志们一道，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相继参与领导发动黄麻边“九月暴动”。在黄麻起义中，他和戴克敏、戴季英等直接指挥七里坪地区3万多名群众，浩浩荡荡开赴黄安城，和起义大军一道夺取县城，建立农民政府和鄂东军，为大别山武装斗争拉开了帷幕。
黄麻起义失败后，鄂东军主力转移到木兰山打游击。戴季伦、陈定侯、郑行瑞等人按照党的指示，潜入孝感汪洋店一带，开展秘密革命活动。1928年秋，党派他赴长轩岭地区以教书为掩护，任中共黄陂特别支部书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次年春，他又被调入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兵委主席。不久，又调往豫东南，任中共罗山县委书记。
1929年9月，鄂东北特委按照党中央指示改组为鄂豫边特委。不久，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于柴山保召开。戴季伦出席了这两次重要的会议，并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化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列宁高级学校和一批列宁小学相继建立，从未进过学堂门的农家子弟终于可以上学了。戴季伦工作之余，还到列宁高级学校讲课，凡事亲力亲为，颇受群众好评。其间，由于在家乡附近工作，他回过几次家，每次夫妻俩总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吴香莲习惯地拿出最近给他做的绣花袜底（缀在长筒布袜底部，耐穿），让他带上，然后送到村口，依依惜别。
1930年冬，戴季伦奉命到皖西工作，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驻皖西办事处主任。1931年6月，任皖西北特委宣传部部长，并担任特委党报委员会书记，主持创办了《火花》《红旗》等刊物。戴季伦正直公道，在皖西北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根据地“肃反”问题上，主张慎重从事，不搞捕风捉影，与特委书记方英工作步调一致。
1931年秋，戴季伦调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秘书。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戴季伦被留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尽管根据地面临着外部强敌的“围剿”“清剿”，但内部的“肃反”仍未停止。很快，戴季伦被政治保卫部门抓了起来，原因是他曾发表“反动言论”，宣称：“反富农政策不正确……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整个的错了，中国革命高涨（潮）现在没有，是国民党稳定期……”审讯他时，有人逼他承认自己是方英在皖西北介绍加入“第三党”的。他坦荡地说：“我不知道什么‘第三党’‘第三派’，我所知道的同志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搞派性斗争有什么好处？”
在被关押期间，戴季伦受到百般虐待，但他从未背叛真理，总认为见到省委书记沈泽民后一切都会说明白的。一天夜晚，他趁看守人员因事离岗之机，逃脱出来，径直朝省委所在地天台山方向奔去。看守人员发觉后，持枪追来。戴季伦因为被关押，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加上一路上不得停歇，又渴又饿，跑到潘家河水竹坪，他再也跑不动了，就趴在河边捧水喝。恰巧追兵赶到，举枪便射，当即将他打死在河边，他年仅30岁。后来，沈泽民知道了这件事，下令将擅自开枪打死戴季伦的两名看守人员处以极刑。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戴季伦为革命烈士。
三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以后，国民党以10万兵力尾追而去，留下20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围剿”。
大大小小的地主土豪随着国民党“清剿”部队卷土而来，疯狂报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人地两熟，干起坏事更加毒辣。吴香莲一家弟兄五人都在外干革命，戴季伦、戴季英还是共产党的“头目”、闹革命的骨干、反动派的死对头，所以戴家最先遭受敌人报复。
危急情况下，婆婆叫吴香莲回娘家去躲一躲，自己独自留下来守着几间破房子。因为鄂豫边一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姑娘是户下的。意思就是姑娘长大成人后，就不再是哪一家的姑娘，而是整个家族的姑娘，大家都有尊重、保护和帮助的道义。这一点，哪怕是反动分子明里也不敢公然违背，因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家祖祖辈辈都住这里搬不走，哪天走下坡路了，犯众怒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吴香莲照婆婆的话回到新湾娘家。没想到的是，同样是红军家属的二妹、三妹也来到娘家避难，姊妹们见面免不了流泪难过，好在大家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此前，弟弟吴先绪、堂弟吴先筹已为革命牺牲，堂弟吴焕先不知在哪里，生死未卜，家里只剩下父母和哥哥。尽管是在娘家，毕竟世道不太平，一家人小心翼翼、深居简出。吴香莲心里还牵挂着丈夫和婆婆，每当夜深人静时，她总是望着窗外发呆，久久不能入睡。
一天夜里，她听见屋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还似乎夹杂着呻吟声，心里一阵发紧，仔细再听，肯定是有人。她悄悄叫醒两个妹妹和哥哥，摸到屋后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嘴里喊着：香莲，香莲……大家赶紧把老人背进屋里，老人遍体鳞伤，一看才发现是婆婆。原来，地主陈瑞林的后人带领国民党军把她抓起来，吊在松树上毒打了一天。后来昏死过去，敌人才把她放下来扔到地上，扬长而去。半夜里凉风袭来，老人苏醒过来，爬了十几里山路才爬到这里。吴香莲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她没钱请医生，只能尽力伺候，但老人伤势很重，第二天天亮便含冤去世了。
吴香莲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的却是丈夫不在人世、妹夫曹学楷和堂弟吴焕先牺牲的消息。就这样，她定居在娘家新湾。生于斯长于斯出嫁了又归于斯，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一晃17年过去了，天终于亮了，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红旗招展，与丈夫戴季伦给她描绘的新社会一模一样，她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了。这年她47岁。此后，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抗美援朝支前活动。谁家嫁女娶媳妇，她总是帮忙张罗，女红也被她包了，她的针线活人人称赞，因此她人缘很好。
1951年9月的一天，上级突然通知吴香莲去县里开会（此时箭厂河已属河南新县）。她和几个同伴来到县城新集才知道，原来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来了。她一下子沉浸在喜悦之中。来到新县的是王树声率领的鄂豫皖分团，给全县革命军烈属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问候，还带来了慰问信以及印有毛主席画像和题有“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纪念章、纪念册。
从县里回去，吴香莲逢人便讲：“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老区，没有忘记为革命死去的人。王树声将军在大会上回忆了鄂豫皖革命斗争经历，讲着讲着，他都流泪了，革命胜利来得不容易啊！”每每讲到这里，她总是泪流满面。此后，她把慰问信和慰问品时常放在身边，因为那些东西是来自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直到晚年，她才捐给箭厂河革命纪念馆，后来又辗转交给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收藏。
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把吴香莲接到公社养老院养老。老人一生好强，她逢人便说：“我住的是光荣院，不是敬老院。我娘、婆两家总共12人参加革命，牺牲11人。我是革命烈士戴季伦的遗孀，所以我住的是光荣院。”即使住光荣院，吴香莲也从不闲着，不是帮厨，就是打理菜园，还经常教大姑娘、小媳妇做绣花鞋垫和其他针线活，身边环绕的总是欢声笑语，直到她82岁那年去世。
这封珍藏70多年的慰问信所承载的初心和使命，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