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办红色中国第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苏区统一货币，到长征路上筹钱筹粮、抗战时期的经济保障，毛泽民一生最大的才能和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工农、为红军理财。
1934年，在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特别的大队，负责着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转移。
出发之前，“三人团”在不动声色中加紧转移前的准备工作，“扩红”运动一度成了中央苏区的中心工作，短期内，红军扩征5万青年参军。国家银行也奉命加紧赶印纸币，铸造更多的银元，为迅速扩大的部队提供军饷……
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跨过于都河，拉开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在突围前五天，毛泽民才得到转移通知。他匆匆结束了手头的工作，紧急组织国家银行的同志捆扎转移所携带的财物，落实人员编组，准备好扁担，箩筐等运输工具。隶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原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另外配备了一个警卫连。他们从瑞金云石山下陂子村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
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但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实行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转移，第十五大对出发时，仍配置了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几十担纸币、四五担银毫和铜币，以及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近三年的时间里，辛苦攒下的最后的家底，也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十五大队被视为中央红军的命根子，前后左右都有红军部队保护着。
有人曾这样说：毛泽民率领的是一支特殊的红军部队，他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的与敌人作战，但他们同样是战士。几万红军天天在流动，没有根据地，每天都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担子相当重。他们挑着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支撑着中央红军走过万水千山。毛泽民的职责不亚于前线的军团长和政委。
在长征途中，十五大队一直履行着国家银行的职责。全军的经费开支由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供给。供给部部长林伯渠是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毛泽民是副主任。长征出发时，林老已经年过半百，虽然须发灰白，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但他精神矍铄，老当益壮。毛泽民更是主动争挑重担。
俗话说：远路无轻担，千里之行不带针。在长征开始的前三个月里，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脚步。十五大队的运输员们每人挑着六十斤重的担子，劳累和辛苦可以想见。而在十五大队，最忙碌，最辛苦的还要属毛泽民。他跑前跑后，权力照顾着尤如长龙的“扁担银行”。
每逢翻山越岭，他都最先爬上去，站在高处给同志们加油。遇到过河，他总要自己先去蹚水试试深浅。有些运输员身体不好，他就接过担子，挑过最艰险的一段路。到了宿营地他还要烧热水让大家烫脚解乏，布置警戒，时刻保卫“扁担银行”的安全。
在十五大队的100多副担子中，有一副担子毛泽民最为关照。挑担人叫黄德泉，是位30岁开外的“江西老俵”。这副担子到底装着什么东西，黄德泉本人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国家财产和文件。白天，这副担子由黄德泉挑着，晚上，则由党支部书记曹菊如负责看管。行军中，毛泽民见黄德泉太辛苦，经常接过担子，自己挑着走一段，有时还把担子放在自己的牲口上驮一段。
一次行军休息，突然敌机来轰炸，毛泽民不顾个人安危，一把拉起黄德泉躲开了。敌人的一颗炸弹正落在黄德泉刚才休息的地方。国家的贵重财产和黄德泉的性命都保住了。
长征前，毛泽民连续三年患恶性疟疾。讨厌的阑尾炎后遗症又时常折磨着他。长期奔波不定的生活，又使他患上严重的胃病。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他还在上海做过手术。部队进入云贵高原后，在一次翻山途中，因肩上的担子过重，毛泽民累得口吐鲜血。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才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他火速集结近20万军队，企图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蒋介石在湘江一线，调集40万重兵，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如同一张天罗地网，只等着红军钻进去。
血战湘江，红军几乎濒于绝境，出发时的8.6万余人，到此锐减为3万多人。红军到达湖南潇水时，若不是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部队实行了轻装，毛泽民领导的第十五大队也把印钞机和笨重物资抛到江里去，红军还不知道要在湘江战役中遭受多大的灭顶之灾。
湘江之后，毛泽东力争转兵，挥师西进，甩开薛岳，打乱了蒋介石的得意部署，而后进占了黔北重镇遵义。在这里红军即将迎来巨大的转机。而毛泽民所率领的中央银行，也迎来巨大的转机。
王家烈在这里囤积食盐，贫苦百姓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人相当普遍。红军进程后，没收了很多食盐。仅在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里，就有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红军把这些大量的低价出售给老百姓，使得红军的财政得到了喘息。在这里，毛泽民用食盐换来的钱，不仅让军队吃上了饭，而且还购置了大量的药品，这对日后爬雪山、过草地、救治伤员，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民的经济能力，从瑞金到延安、再到乌鲁木齐，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现在讲历史，却总要过分抬高薄、陈等人的经济能力，把他们当作是“党内财经第一高手”，比如在讲国史的时候，总要突出一下建国之初上海的“米粮之战”。其实，在我党近乎无限的调运能力和动员能力面前，上海囤积居奇的奸商手中持有的物资是不值一提的，其败北是注定了的。与陈、薄等人的经济能力其实关系不大。
有人想在非毛化之后，树立起几杆大旗，好说明前30年的经济之所以还有所成就，是因为有一波“务实的，顶住歪风的”老干部的存在，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陈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坚称：如果分田，可以在四年内完成灾后重建，否则需要八年，但是，我们没分田，仅仅两年多时间完成经济恢复的事实，恰恰说明陈对经济是没有把握，或者严重缺乏把握的。
回过头来再看毛泽民搞经济，那几乎都是在我党最弱小的时候，还能搞得有办法，井井有条，是十分有特点的。作为毛泽东的弟弟，他身上沾染的红色品质，恐怕也要比主流宣传的薄、陈之辈要更多。
经济关乎工农的衣食住行，却总是沦为资产jieji的世袭领地，找到和创造属于我们工农的经济和经济方法，意义非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毛泽民同志的巨大贡献！
当我们认真阅读了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真迹后，联系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会由衷地发出赞叹: 毛泽民无愧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毛泽民的人生导师，正是在毛泽东的干预和指引下，毛泽民改变了既定的人生轨迹：从韶山冲里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成长为红色共和国经济和金融工作的一个优秀“领航员”。
他们的关系，既有出于血缘的兄弟之爱，更超出一般手足之情，相契于共同的政·zhi理想与追求，ge命使他们成为战友，亦使他们之间的，升华为一种ge命者才有的大爱。
当人们把毛泽民光辉的一生融汇到中国ge命的历史长河中,融汇到毛泽东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去解读，去思考，不免赫然嗟叹: 毛泽民的早逝，对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人们不禁问: 如果毛泽民没有牺牲，对毛泽东的事业又将是多么大的支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又会起到多么重要的影响!
如果他们兄弟并肩领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