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在赴日留学前夕，他写了这首诗。
“难酬蹈海亦英雄”，难酬救国之志，不惜蹈海赴死的英雄，就是十二年前，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不惜这种最后的决绝，以献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来激发了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陈天华烈士。
陈天华之死，在当时那代人和辛亥革命后成长起来的爱国青少年中，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但周恩来同志赴日留学要以陈天华为榜样，陈天华的湖南老乡毛泽东同志，在早期诗文中也曾多次提到陈天华。
陈天华
1919年8月4日，在《湘江评论》第四号上，实际主持湖南学联的毛泽东回顾湖南学运历史，撰写的《本会总记》中提到：
“陈天华、姚宏业者，一个是新化学生，一个是益阳学生，同在日本，于归途的中间，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湖南学生得报，灵柩溯湘水回来，便要求政府，葬于岳麓山。麻木不仁的湖南巡抚喻廉三，及提学使某，正想借着革命党和学生的血将他们的顶子染得更红，固执不准。这边要求无效，便采用‘自动主义’，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一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子，和洁白的衣服，映着火红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军警呆立路旁观看，那敢张声？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敢谁何。
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自清末至民初，因伤心国事，为唤醒人民而愤然赴水而死的湖南人，十五年间共有三人，陈天华之后，还有1906年在上海投黄浦江的姚宏业，1921年在广东新会投海的易白沙。
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上的陈天华、姚宏业墓
易白沙蹈海自尽的日子在端午节，消息传到上海，毛泽东同志正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事宜，作为湖南代表，全程参加“一大”，还不忘为这位“一师”时代的老师写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如果说从陈天华到姚宏业，再到易白沙，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英雄，他们的蹈海赴死，是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志，这是一种对“屈原精神”的旧的继承和新的诠释。那么自易白沙赴死那年，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必然与旧民主主义革命英雄的牺牲有相同，也有不同。
简单说，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传统的知识分子型“屈原”，更有无数来自于群众中的，劳苦大众的“屈原”，后者的牺牲本身就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斗争手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所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的广泛参与和聪明才智，任何斗争都将一事无成。历史的真正主人和创造者，并不是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而是广大的人民，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英雄人物之所以有力量只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意志是远比个别英雄的意志强大的力量。
要想改天换地，就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气魄是中国人民给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人民一份子。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革命，还是建设，抑或将来应对何等的惊涛骇浪，只有不忘这点，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永远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化解风险，以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勇于担当为己任，人民才能“跟我上”、“跟我走”，最终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1942年5月1日，日寇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 “扫荡”。
敌人铁蹄所到，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要命的是大“扫荡”后，敌人点碉林立，公路如网。各村成立了伪政权，推行了“保甲”制，发《良民证》，登记户口。天天“清剿”、 “剔抉”，捕杀我抗日干部和军民，妄图彻底消灭我党领导的各级抗日群众组织。切断人民与党的血肉联系。
这就是日寇“竭泽而渔”的毒计，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就会重新一盘散沙，要杀便杀，要抓变抓，伪化基层，以战养战，还不指日可待？
有些干部一时思想混乱，产生了悲观情绪，不坚定分子纷纷叛变投敌，反动势力也有所抬头，少数反动地富分子，依仗敌人势力反攻倒算，甚至勾结敌人杀害抗日干部。
怎么办？
共产党散帘子，还是迎着困难上，积极想办法，适应新形势，继续跟鬼子汉奸叛徒死磕？
党组织决定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工作，这在当时叫“咬牙干部”。
意思是说只要有群众，我们就要咬牙坚持，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坚持到底。如果我牺牲了，党会派来下一位“咬牙干部”，继续咬牙坚持，直到坚持到胜利，坚持到反攻。
8月的一个深夜，冀中七地委在滹沱河南岸、深泽县马铺村的一片青纱帐里紧急开会。
有些干部已经跟地委失去联系，长达三个月了。
地委书记张达同志结合形势，讲解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说明了我们已进入了“相持阶段"，环境会更残酷，斗争会更激烈，牺牲会更血腥。越是如此，我们越是不能丧失信心，越是要依靠群众，坚持下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大部分干部过平汉铁路到晋察冀边区或延安学习，本地干部回村坚持工作或暂时隐蔽，以保存实力准备反攻，所以这批同志叫“反攻干部”。由于改变了组织形式，尽量精简组织和干部，分区级的群众团体合并为“抗日救国联合会”，工、农、青，妇团体各留一人。
冀中七地委所属的分区抗联会由农会王卓群、工会郑靠山、妇会许明、青会佟英四位同志组成，并担任“咬牙干部”。
其中许明和王卓群、佟英同志都挺过了一轮轮的大“扫荡”，最终活下来，看到了解放，唯有郑靠山同志牺牲了，他的牺牲方式非常特别，许明同志解放后回忆说：
“那位忠厚老实、曾坐过敌人监牢的郑靠山同志却是不幸的，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俘虏了，送往日本去做劳工，在押送途中，他投身大海，以死抗争。”
由此来看，郑靠山同志被捕后，应该是先被关押在石家庄集中营，即鬼子的石门南兵营“劳工教习所”，然后作为“特殊工人”，也就是今天说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也有送到东北的），被送到日本途中，不甘为日寇奴隶，供其驱使，愤而跳海自杀的。
关于郑靠山烈士的情况，许明同志没有多讲，地方文史资料和县志上也没有详细记载，幸好长期在冀中战斗的史立德同志，留下来宝贵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这位烈士的音容笑貌：
“靠山同志是蠡县郑家庄人，贫农出身，是我党老的地下党员，担任过博蠡中心县委委员，高蠡暴动时曾领导农民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暴动失败后，跑到天津拉过洋车，在海河两岸扛过河坝，无活可干时也曾挨门乞讨要饭。
1934年巡视员范成勋叛变时，县委遭到破坏，靠山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党的营救下出狱。他被释之后又立即投入火热的战斗之中。
他有中国农民纯朴的性格；有坚忍不拔的战斗作风；他生活俭朴；虽然担任了冀中农会主任，但一向穿着打扮和普通农民一样。他阶级立场鲜明，和劳动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冀中农民爱戴的领袖。他文化水平不高，不太善于词令，但每次讲话时首先必说：
‘自芦沟桥一声炮响……‘
冀中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芦沟桥’同志。
他的父亲盛情地招待了我们，郑大伯是一位劳而又苦的庄稼人，村里的人缘很好，平常不好讲话，但他是郑庄、鲍墟一带有名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能唱一口好‘莲花落’，不仅能唱，还能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在竹板节奏声中进行表演。每到麦秋之后，在群众的要求下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打麦场上表演，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赶来听他演唱。他本是文盲，但能自编自唱很多曲子。据说还能整本地唱《杨家将》、《呼延庆打擂》、《三国》、《水浒》等等。
晚饭后在我们的请求下，他取出竹板，为我们打了一段《红楼梦》里黛玉探病一折。他的竹板清脆悦耳，节奏扎实，虽年近古稀，但嗓音嘹亮，能抑扬顿挫地唱出林黛玉的内心感情。由进怡红院大门既赏花而又无心观赏，以及病榻之前忧虑之情，足足唱了两个来小时。郑大伯说是根据西河大鼓自己改编的。我听过后肃然起敬，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人。不是上了把年纪，一定请他当艺术顾问。”
读到这里，我不仅想起许明同志写一起咬牙坚持的同志生死结局后的一句感慨：
“活的活下来了，死的便死去了，这便是战争。”
可惜现在缅怀英烈，多流于形式，影视剧表现的太过浮夸，不过他们在天有灵，想必也会非常豁达，毕竟我们已经幸福得把他们几乎淡忘出了记忆……
注释：
1、冀中七分区下辖深北、束晋、安平、安国、晋深极、定南、藁无、新乐等县。
2、叛徒范成勋，又名范克敏、范承峻、范克明，党内当时称“小范，时任中共保属特委委员、巡视员，他的叛变直接造成特委所属二十多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保定和所限各县党组织几乎陷入瘫痪。
3、1999年出版的《蠡县志》里，不但没为郑靠山烈士在《人物卷》立传，连《烈士英名录》中，烈士家乡南庄镇郑家庄部分也没有烈士英名。
4、毛泽东挽易白沙联，不见《毛泽东年谱》，最早被提及可见1987年第二期《对联》杂志，唐意诚：《毛泽东的三副挽联》。联中的“杨公”，即1920年去世的杨昌济，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
5、关于评定烈士，按要求应有三人以上证明。关于被捕后牺牲的情况，要么是三人以上交叉证明，要么是解放后缴获敌伪档案有确切记载，或者凶手、经办人证明。郑靠山同志的情况，目前可看到的证明材料，从史料来说，仅有许明同志的回忆录，当年应该是有一起从日本回来的“强掳劳工”同志佐证的，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可能没有及时评烈，然后就没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