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

在纪律面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胡宗南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1946年6月，周恩来乘坐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的专机从延安飞往南京。起飞前一晚，周恩来开了整整一夜的会，直到第二天上午上飞机。他十分疲惫，在飞机上睡得很沉，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在飞机颠簸中滑落到机舱里。小本子上记录着打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身边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还标注了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熊向晖定将暴露无遗。飞抵南京的当天下午，马歇尔派人转来一个厚纸包裹、火漆封装的小盒子，要求交周恩来亲启，里面装的正是那个小本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将熊向晖秘密接到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一见到熊向晖，周恩来就说，“我不小心出了事故”，接着把遗失小本子的详细过程告诉了熊向晖。

周恩来说：小本子上记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多年后，熊向晖在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

熊向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这是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从入党之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随后，周恩来分析了马歇尔会不会将小本子交给国民党的两种可能性，缜密安排熊向晖暂避上海，静观动向。熊向晖最终有惊无险地渡过这一关，重返虎穴，再立新功。

1947年9月，北平地下党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导致熊向晖的上线、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被捕、叛变。保密局在调查此案的过程中，发现熊向晖的真实身份系中共情报人员。

对于身边出了个“共谍”，胡宗南非但没有自请处分，反而隐瞒不报。更有甚者，专司反共密战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居然把与胡宗南的私交置于“党国”之上，不仅将案情向涉案的胡宗南和盘托出，还与胡串通一气蒙蔽蒋介石。

对此，曾任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在其所著的《军统内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保密局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以送去给他看。

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的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胡宗南为了自己的“声誉”，把“自行处理”变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前由他亲自选送赴美留学的熊向晖，得以在案发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美国安然读书，直至1949年初取得硕士学位后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