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邓稼先的纪念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提到了他过早离开人世与一次核试验事故有关。这次事故发生在1979年9月13日，那是一次空投氢弹核试验，因大降落伞未打开，核弹落地（九院称光弹落地），并在落地点上炸了一个坑，使周围空气和地面受到剧毒的放射性钚的严重污染。包括邓稼先院长在内，九院有几位参试人员，前后进到弹坑区，受到严重的内污染，我的尿样里也测出了放射性钚,经有关专家测算，有效待积剂当量达1Sv左右。提到这次核弹落地事故时，有些报道是失实的(包括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的回忆)，不但没有突出邓稼先院长的崇高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反而有损邓稼先的形象。当年，我作为核参数测试人员参加了这次核试验，事故发生后，我和另一位同事罗元璞受邓稼先院长之委派，先后三次进入弹坑区。我亲历了那次核试验事故，因保密原因我一直没有说，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报道，电影也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镜头。既然解密了，我就把这那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写出来，还原事实的原貌。
核试验现场一般有“前面（前方）”和“后面（后方）”的叫法。“前面”指的是核爆区，“后面”一般指马兰市。我参加这次核试验的项目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我工作地点是在“前面”（前方），也就是核试验的爆区附近，当然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核爆区还是有较远的距离的。
因为这次试验是我国最后的有限次数的核试验之一，又是大当量的氢弹试验，所以各大军区都派了师(团)级以上高级军事干部前来观看，我们在准备布置测点时，可以看到他们驻地的帐篷，看上去很是壮观。
在爆区的场地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它是空投空中爆炸点在地面上的投影，航空兵平时在训练模拟投弹时，空投的训练就在这上空一次次地进行，空投模拟试验的核装置的圆柱形铁桶随着降落伞散落在靶心的周围。各类效应试验物摆放在爆区周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等待零时的到来。
核试验零时定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15时整。这天，我们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水乘车前往观看核爆的地点。到达观看点后按分区坐下来，广播里不断地播报时间，我们静等着零时的到来。快到零时，广播里提请我们戴好墨镜。飞机从我们上空飞过，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向核爆区方向张望看，心情也随着零时的接近而愈来愈紧张。但是，到零时，我们没有看到核爆的发生，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后来又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大家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大概从零时算起过了几十分钟，广播里叫大家返回原驻地。这时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回到驻地，大家都在议论和分析发生事故的各种原因。飞机投弹后，飞机就全速往前飞行。弹体投出后，首先弹出引导伞（小降落伞），引导伞就把大降落伞带出，大降落伞自动打开。此时，核装置就“慢慢”下落。当核装置降落到一个预定高度时就引爆核装置。当时大家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引导伞被弹出弹体时，引导伞与大降落伞连结的绳子（伞绳），在出口处被金属棱角割断，没有把大降落伞带出，使弹体直接以自由落体的运动形式下落着地; 第二个原因是引导伞是把大降落伞带出了，而大降落伞未能打开，使弹体直接落地。如果是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九院的责任；如果是后一个原因，那不是九院的责任，应该是X机部的事情，因为降落伞归他们管。
通常，核试验圆满完成后，九院的参试人员就可以撤离了，试验后的后续事情，由核试验基地来处理。这次就不同了，作为一次失败的核爆实验，需要把原因弄个水落石出，否则没法交待。
下午，我们在720驻地，看到直升机飞在爆区上空盘旋，寻找弹落的地方。只有找到弹落的地方，而后派人进去实地了解，才能分析事故的原因和弹体的安全情况，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九院是肯定要派人进去，派哪些人进去呢？当时我想，在九院的参试人员中我也许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我了解核辐射，我对各类辐射的监测仪器都会熟练地使用，也有现场辐射监测的经验。当然我也预见到进去后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但我又想，我这次的参试任务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此事与我并无直接关。
这次核试验确确实实地失败了，我们辛苦了一年的实验准备工作一无所获。试验场地生活很单调，累了一天，再加上心情很不好，所以大家早早就睡了。明天我们要做的事可能是收拾好行装，等候撤出场地的命令。
夜里，我在朦胧的睡梦中突然被敲门声惊醒，听到门外有人在喊：刘浩才，快起来！我一听声音是我的同事罗元璞在叫我，这时我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他这次的参试任务是在“后面” 负责产品装配时现场辐射监测与整个试验的辐射防护监测工作.。他从几百公里外的“后面”连夜赶到“前面”，半夜来敲我的门，肯定有事。当我穿好衣服打开房门时，看到邓稼先院长也站在门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在不远的地方还站着几个人。邓院长直接对我说：“老刘（我虽然比邓院长小十多岁，可他总是这样称呼我），你和老罗两人立即去寻弹落的地方，了解弹体的情况。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你吃了面条就和老罗一起去。”
我进房间拿了碗筷，面条就在一个大盆里，我盛了一碗面条蹲在地上开始吃起来。面条我是爱吃的南方烂糊面，觉得特别好吃，吃了一碗又吃第二碗，一边吃一边想，天那么黑，这么大的地方（十几平方公里）要找到弹落的地方可能相当的困难，不知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得吃饱一点。所以吃了第二碗又吃第三碗。吃到第三碗时，我注意到邓院长在来回走动，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把剩下的半碗面条倒掉，碗也没有洗就把它放在饭桌上。我问罗元璞带了哪些仪器，他把所带仪器告诉了我，并说手电筒和仪器都放在车上了。我穿上简易的防护服，拿上口罩和手套，上车就出发了。邓院长目送我们远去，他此时的心情可能是在为我们祝福：老刘老罗，你们尽快找到现场，平安归来！
1 第一次进弹坑区
同去的是一辆基地派来的向导车。罗元璞告诉我：“白天，基地司令部派直升机去寻找弹落的地方，己经找到可能是弹落的大概位置，所以基地司令部派车带我们去，具体在哪里要我们去找到它，找到后,把那里的情况回来再向邓院长汇报”。
基地司令部派来的向导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的车是紧随其后，两车在通往爆区的柏油马路上奔跑。柏油马路虽没有内地的那么高级，但还算平坦，也没有大而多的拐弯。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可能只有我们两辆车在奔驰。那天夜里虽然没有月亮，但戈壁滩上空的星星却比内地的要亮得多，也没有风，一切都是恬静的，万籁俱寂。但我们不敢开窗，因为车开得很快，要是开窗，就会感到风势过猛。汽车虽然全速前进，但还有近一小时的车程。我无心欣赏戈壁滩上美丽的夜景，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找到它，它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完整？摔裂？炸了？并不时地与罗元璞聊天。
罗元璞是负责装配时的辐射安全的，所以他与邓院长都是在“后面”，罗元璞告诉我（大意）：当确定核试验失败后，邓院长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眼睛里满含泪花。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和国防科技委副主任陈彬主动承担起这次核试验失败的责任，并不断地安慰邓院长。领导们立即开会，基地司令部也立即派出直升机侦察。
邓院长心里十分焦急，一定要亲自和罗元璞去寻找核弹的下落。因为核弹落下后的情况不明，所以两位首长坚决不同意邓院长亲自前去，并说：你的命是比我们命的重要。邓院长只好服从命令。但决定九院派两位同志前去，基地司令部派出向导车协助。
鉴于 罗元璞在这次参试任务中是负责核辐射安全的，所以寻找弹落的地方的任务，邓院长首先委派给他，当场有多名同志愿同罗前去，都被罗拒绝了。罗知道我在“前面”，就建议邓院长派我与他一同前去执行这项任务。邓院长同意罗的建议，于是连夜乘数小时的汽车赶到“前面”来找我。罗告诉我，他们从马兰出发时，估计是晚上9~10点钟（新疆与内地时差约2个小时），因为马路两边的路灯己亮，还有的人拿着凳子去看露天电影了。他们到“前面”时，已经是凌晨3~4点了。
为了减少车上的寂寞，我找了一些话题来说笑，我对罗说：“萝卜”（我平时不叫他罗元璞，因为我们工作于同一科室，相知相识），核弹落下后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弹完好，那最好。但要是我们进去干扰了它突然发生爆炸，要知道那是氢弹啊，我们都会立即被汽化，到时会不会追认我们为烈士呢？第二种情况是弹体被摔裂了，那么钚肯定要泄漏出来。我曾看过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颗氢弹从飞机掉下来，摔裂了，附近一个居民发现了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用脚踢了它几下，这个人没几天就死了;第三种情况是化学爆炸了，那么钚的污染就更严重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情况，而且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在车上，罗元璞沉默的时间多。后来罗告诉我，他离开马兰到前，把行李收拾好，箱子上的钥匙也交给了同事并作了交待，他是做好了进入爆区后回不来的准备了。
我们时而看看窗外，时而沉思。我想的是如何很快探找到弹落的地点：为了扩大搜索范围，我们两不可能都在一起；但为了彼此照顾，也不可离得太远，罗可能也是这样想的。
前面的向导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们的车也跟着停下来，我们都下了车。柏油马路把戈壁滩分成两部分，那时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车位大概是南北方向)。从向导车上下来的同志走到我们面前，用手向马路右边（车前进方向的右边）的一片戈壁滩一挥说：核弹大概就落在这一片里。说完他们就回去了。
戈璧滩上的地貌都是差不多的，再加上它的漫无边际，所以极易迷失方向，往往是走进去了就不容易走出不来，马路两傍又没有路标。我环顾四周，发现在我们车的右前方不到30米的地方有一个斜坡，在斜坡上，躺着一根水泥柱子，这个标记，让我记住了这个地方，后来果然用到了它。
我们从车上把仪器和手电取下，先把仪器打开让它们预热几分钟，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准备出征。先在原地测量本底，发现没有异常，我们拿着仪器，打开声响，往向导指的方向边走边进行探测。我们两人基本上成“V”形前进，走了一段距离，仪器没有异常反应，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仪器的α计数在增加, 心里一阵喜悦。我俩靠近了一些，选择一个计数强的方向前进，愈往前走α计数愈强。再往前走，仪器“叭，叭，叭”的声响越来越紧，快变成“鸣——”的长鸣声了。我赶快把量程转换到计数率一挡，把仪器的探头提高到呼吸带高度，一看我吓了一跳，计数率的指针己是4~7计数/秒（几十年来这个数字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数字表明，放射性元素钚的气溶胶浓度有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DAC）至少数万倍以上。在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碎片。这表明弹体己经化学爆炸了，并且我们离弹坑（爆坑）已经不远了。我们清醒地知道，离弹坑愈近，钚放射性气溶胶的浓度也愈高。我们是不见弹坑不回头。此时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再往前走，仪器可能因超过量程而损坏。为了争取少停留一秒的时间，为了防止仪器损坏，我关掉了仪器，用手电筒的灯光带路，看到地面上的尘土把一个个脚印留在我们身后，我感到我和罗元璞的此次“出征” 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看到弹坑了，我们站在弹坑边上察看了一会，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环顾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
“萝卜！这里剂量太大了，我们快撤出!” 我们沿着来时留下的脚印快速回撤。在回撤的路上，一块黑色的小弹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块小弹片大概有我第一节小手指那么大（线度），我打开仪器靠近一测，计数率一下到最大，估计是一块钚的碎片。我把它用手套包起来，。我跟罗说：我们把它带回去，回报时可作为核弹己经爆炸的物证（后来我很后悔，不应带回这个碎片），罗元璞点点头也同意了。我们回到马路上汽车来时停留的地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把口罩取下，把它丢在了戈壁滩上，小碎片放在我的座位底下，仪器放在车后就开车了。我们是原路返回，直接向基地司令部开去。
我们的心情很好，邓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能够这么顺利、这么快地完成任务要好好感谢大地，当核弹从天空掉下来时，它把它承接在离马路不远的地方，要是把它承接在离马路较远的戈壁滩上，那么要在十几平方公里（爆区）的戈壁滩找到它会是多么困难；我们要感谢那位向导，汽车刚好停在弹坑与马路垂线的垂足上，而且弹坑就在与马路的垂直方向上不远的地方（大概500~800m或更远些），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们还要感谢上苍，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刮风。如果刮风，这无疑会就给我们的探测工作摆了一个迷阵(污染范畴会很大)。我们得到了地助、人助、天助，我们彼时心情真是心花怒放，开心至极。
汽车直接开到基地司令部，首长们正在吃早饭。我们带上仪器和那块小碎片来到食堂的小园子里，首长们看到我们回来了，都放下碗筷走到小园子里。我们向邓院长汇报了核弹情况和弹坑的状况，为了说明确实已经爆炸了，我打开带来的小碎片，托在手里，用仪器测量给他们看。邓院长听完汇报，点点头说：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车子把我送到住处，我把小碎片用纸包好放在我的房门口，怎么处理它却又使我为难。不管它，先睡了一觉再说。稍作清洗后就上床了。
2 第二次进弹坑区
紧张过后的放松，我很快就睡着了。我也不知睡了多久，在睡梦中又有人把我叫醒，一看又是“萝卜”，问他又有什么事？他问我：“你还记得去弹坑的路吗”？我说：记得。他说：邓院长要亲自去弹坑看看。我说：那你带他们去就是了。罗说：“我不认识路，你快起来，他们都在等着”。我赶快穿好衣服，因为没有“干净”的防护服可换，我只好仍旧穿上那套已经“脏了”的防护服，带上手套和口罩。走出房门，我把放在门口的小碎片也带上，准备把它丢回到弹坑区。
邓院长他们坐在第二辆车上，我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做向导了。虽然还有几十分钟的路程，我提醒自己“千万不可大意”。要是错过了在斜坡上的那根水泥柱标记那就完了，愈到后来我的精神也愈紧张起来。然而那根水泥柱子终于在我眼前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我叫司机放慢车速，以便让车子停在一个最佳的位置。“停车”！两辆车子刚好停在我们夜里第一次停下的地方。我下车时当然不会忘记把那个小碎片带上。
我是向导，走在前面，朝弹坑走去，我发现夜间来时我们留下的脚印不见了。到达弹坑附近后，在它周围的一层较厚的尘土也不见了，我想是不是基地派洒水车来这里洒过水了抑或是刮过风？。因为是白天，弹坑内和它周围的情景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弹坑约有几平方米大，几十厘米深，南端深一些。我眼睛向弹坑周围环视，在寻找降落伞，在弹坑附近我还是没有看到降落伞，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特别注意到。
邓院长站在离弹坑北端不远的地方察看，我注意到有两个人正走到弹坑边上，他们准备往弹坑里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我的喊声未能阻止他们。我赶快跑到邓院长身傍，请邓院长喊他们快上来。邓院长对他们喊了几声，他们终于上来了。空气里，钚-239气溶胶浓度肯定很高，此时又有微风。我建议邓院长：我们赶快离开。
这次我们没有从原路返回，我们按规定走的“回收路线”（经洗消站）返回。
车子一直开进了“洗消站”，我们都下车。车辆由战士进行洗消，我们上洗澡车上洗澡，我和邓院长两人是在同一辆洗澡车上洗澡。洗澡车上的水些凉。我对邓院长说：“邓院长，这水不好，有点凉，我们得快点洗”。邓院长说：“好”。我们从“洗消站”出来，直奔驻地，车把我送到我的居处。
在我居住地方的小院子里，我又遇到了邓院长，他看到我后向我走来，问我：“老刘，你把那块小弹片打算怎么处理”？我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弹坑区时，我把它丢回弹坑区了”。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好，这就放心了”。邓院长意识到那弹片虽小，处理不好后果极其严重。要是还没有处理它，邓院长肯定会帮助处理它。
3 第三次进弹坑区
次日, 我以为没有事了，正在休息，看到罗又匆匆走来对我说：“邓院长派了人，要把弹坑现场情况用照相机拍下来，并且取土样送回去分析。邓院长叫我们两人带他们到弹坑区去，他们都在等我们。“ 他催我快走。我又穿上那套“脏”了的防护服，拿着口罩和手套与罗一起向己在马路上等待着的汽车走去。
这次前去轻松多了，一是轻车熟路，二是坐在后面车上的不是首长了。
到了目的地，我们都从车上下来。我们告诉他们，弹坑区的污染非常严重，希望他们动作要快，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赶快撤出来。
我们把他们领进弹坑区，弹坑区周围好像洒过水了。我站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看到他们分散在较大的范围内观察、记录和拍照。他们的动作很快，很快就全都撤出来了。再一次感谢老天爷，让我们把核试验事故的原因找到后，它才开始刮起风来。
这次核试验虽然失败了，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相当于作了一次核武器安全试验。
4 “撤离”核爆试验区
老天爷知道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它开始赶我们走了，所以开始刮起风来，我们的居地又在弹坑的下风向，很不安全。我在房里，听外面有人在喊：“基地己经测出我们这里空气里的α气溶胶浓度愈来愈高了，大家做好撤离准备”。
我在房间里听到风声愈来愈大，好像风暴就要到来了。有人在喊：“邓院长叫我们立即撤离，院子里有卡车，乘卡车先到机场，乘飞机回马兰”！喊声不断重复着。同室的人都出去了，我赶紧提起小行李包，打开房门向院子里跑去。风暴己经到来，风沙打在脸上隐隐作痛。那人看到我过来，指着在小院子里停着的一辆卡车对我说：快上那辆卡车。正当我从卡车后面向上爬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后面把我拉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邓院长，他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卡车的副驾驶室门口，打开副驾驶室的门，看到王XX坐在付驾驶室的座位上了。邓院长对王XX说：“请你下来，到卡车上面去，老刘太辛苦了，这个位置让老刘坐”。王XX下来后，邓院长把我推了上去。我回头从驾驶室的窗外望去，邓院长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昏暗的戈壁滩上的沙尘中。汽车己经开动，我还是坐在那里发呆，他要送走最后一个人后他自己才会离开。
我们居住的地方的代号称720，它离弹坑的直线距离有几十公里，风暴刮到720时，那里的空气也已经受到严重污染，这才迫使我们撤离该地区，可以想象弹坑区的污染有多么严重了。
5 从马兰乘飞机回到九院
核试验取回的样品都用专机送到成都，再由九院二所派产品车从成都拉回来送到放化实验室，这次也一样。领导批准我也乘此机返回，我们一行有七、八个人（具体记不清了）。到机场后，机场走过来一个人，说我们人太多了，只能上2个人。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坐不下这么多人。这时我有点生气了，我走上前说：原来乘机的人比这次还要多都能坐下，这次就2个装样品的小木箱，就这几个人都坐不下？我们这几位来乘机，都是领导批准的，要是坐不下，领导也不会批准我们来乘机啊！你们不让我们上，我们就回去。我说完后那人就走回去了。过了不久，又过来一个人告诉我们：你们上飞机吧。
我们上了飞机，看到机上堆满了质量上乘的木板，。我们找空位坐下，不久飞机就起飞了。
飞机在飞往成都的航线上，只要经过航线上的机场（军用机场）都会停下加油，本来当天就可以飞到成都的，只好在某机场过夜。这样也好，我们与飞行员就有些熟了。其中一个年轻的喜欢和我聊。我问他为什么飞不了多久就停下来？他说飞机超重了，耗油大。我问那木材是谁的，是不是你们飞行员的？他说不是，是一个团级干部退役了，弄了些木材回家，刚好你们有包机，就顺便带上了。
飞机在马兰起飞的时间早告诉“家里（院里）”，家里已经安排好接机。我们的飞机第二天才到，所以接机的人问我们为什么晚那么多时问，他们以为我们出事了呢。我们向他们作了解释。
到家了！尽管我们当时的家是在条件很差的大山沟里，但回家的感觉真好!
6 弹坑污染区的处理
九院是核武器研制、试验和提供产品的综合性研究院（详见中物院网站），位于四川绵阳；中国核武器试验基地主要负责有关核试验工程和后处理，位于新疆马兰，他们是部队编制。我们九院的参试人员撤离后，那次核试验事故弹坑区的放射性污染区，由核试验基地负责处理。具体处理情况不了解，在这里抄录“中国三次失败的核试验”文章中对此事故处理的“精彩”描述（不管它是真是假）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们基地对该弹进行了防核污染深埋处理。基地124工程兵团两个连轮番上阵，用推土机把那颗不幸的氢弹就地掩埋了，又在上面浇筑了一个厚厚的水泥壳，人们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听说124团上去的工程兵人人都是三等功。我所在的汽车营一个连进行了配属施工作业。在那段日子里，伙食是没有人能比的。掩埋结束后，他们被集中送到部队的546医院进行了健康观察。”
7 后记
在这次核试验事故中，九院先后有多位参试人员进入弹坑区。事后我对罗元璞说：弹坑区空气污染严重，我们都吃了不少剂量。我们两人先后进去3次，我们两人吃的剂量最多。我们这些人中可能有人会得癌症。不料被我言中，就我认识的人中，邓院长患癌症走了；缪兴元（作业队副队长）患癌症走了；和我第一次进入爆坑区的罗元璞患癌症走了。与我第一次和第二次进入爆坑区的人都走了。我自己也患了弥散性肺介质纤维化的疾病，目前尚无特效药可治，只能靠自身慢慢调理来与病魔作斗争，以期“延年益寿了”。我们这几位患病，虽然不能肯定的说是因直接参与此次核试验事故现场搜寻工作而所致。但可以肯定的说，是与此次核事故受到严重的内污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