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原国民党革命军第26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红五军团担负着后卫掩护整个部队的行军任务。

1934年10月18日晚上，陈云随红五军团从江西省兴国县城外出发，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当时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央唯一的大功率电台也被毁坏，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的联系。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

12月初，陈云随红五军团渡过湘江，越过广西资源县境内的越城岭（土名老山界），继续西进。12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

1935年1月9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渡过乌江后，占领遵义城。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临时组建的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月15－17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我们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保卫以江西瑞金以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这在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会议指出，军事领导上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而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决议发出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传达，受到积极拥护。这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使大家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从此，结束了“左”倾路线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地位。遵义会议后，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央纵队，陈云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情仍然十分严峻。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突然西进，进逼昆明。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歼灭；另一方面，疯狂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白区）特别是上海共产党的组织，企图一网打尽。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遵义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通报，同时也有必要恢复白区的党的组织，以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分别去上海，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陈云想从昆明走，但由于敌情严重，结果没有走成，又折回到红军队伍中。

5月初，陈云随中央纵队到达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口，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员，司令员是刘伯承。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两岸山高谷深，渡口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很容易翻船。这时，中央红军缴获2只小船（可载11人）、4只较大的船（可载30人），全军3万多人就靠这6条船渡江，它的艰苦性可想而知。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县城郊外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作战行动。会议决定，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会议决定：一是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

泸定会议后，刘伯承给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是给他在成都的朋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的；另一封是给他在重庆的弟弟刘叔禹的，希望他们协助陈云赴上海。

6月7－8日，中央红军攻占天全、芦山两县后，陈云随军到达天全县灵关殿。经过精心安排，陈云在当地的地下党员、灵关小学老师席懋昭护送下，到达成都。

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镇    

这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围剿”红军，戒备森严。陈云拿眷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便离开成都，直奔重庆。

6月28日，陈云化名“廖家骏”在《新新新闻》报上刊登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向中央报告平安到达成都的信号。

随后，陈云在刘伯承弟弟、开中药铺的刘叔禹协助下，由重庆乘民生公司轮船安全到达上海。

1935年7月，陈云到达上海后，仍用他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这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了几次大的破坏，而中央特科由于多年来形成的简单、独立的领导体系而得以保存下来。

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工作一时难以进行后，提出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以保存有生力量。上海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陈云去苏联的意见。陈云认为，他的工作任务在上海，故决定不立即就走。他让先期离开长征队伍，从香港到上海，因一时难以开展工作，又折回香港的潘汉年先走。

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来催促，陈云这才决定起程赴苏联。这次同陈云去苏联的，一共有七八个人。他们从上海乘苏联客船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然后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陈云这次回上海大约住了一个半月。他以“廉臣”笔名，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用叙事笔调，开始写作跟随红军长征的历程，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到莫斯科后完稿。

此文最早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全文约3万字。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成为第一本介绍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

10月15日，陈云应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候补书记费洛林在听取汇报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陈云一一作了答复。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干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最早系统地介绍长征的报告。

陈云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及回国路线示意图

陈云这个报告，使共产国际全面、正确地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后来几年内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陈云作报告大约一个半月后，12月3日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陈云、王明和康生。他们进行了约1个小时诚挚的交谈。

陈云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勇西征》的文章，署名“施平”，这是他在莫斯科化名“史平”的谐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

陈云这个报告和它几乎同时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他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起，成为最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著作，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难得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