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祖国

——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

杨海明

从解放战争到湘西剿匪，从抗美援朝到边境防卫作战，他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荣立特等功1次，三等功、小功若干次。他英勇作战的事迹陈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离休后，他始终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先后被广西军区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2019年9月，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就是原54251部队副政治委员李延年。

“当初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928年11月，李延年出生在河北昌黎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9岁时成了小猪倌。为维持家庭生计，他的父亲到东北做工，后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母亲靠帮人做针线活挣学费供他读书。1942年，因生活困难，刚读完初小的他到长春一个粮油加工厂当学徒工。说是当学徒，实际上还要服侍老板，每天为他端尿罐、干杂活，稍有不慎就挨打受骂。

“共产党来了，穷苦人就有了希望！”1945年10月，17岁的李延年在吉林长春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东北吉黑纵队二队三连的一名革命战士，开始了军旅生涯。解放战争中，他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和国民党军拼过刺刀，在山势险峻的湘西和土匪“掰过手腕”。他回忆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专门解放老百姓的。当初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青年时代的李延年

刚参军他就跟随部队，负责扫除长春外围残敌和地方武装。在吉林榆树县，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与国民党伪保安团正面作战，战斗中他敢打敢冲，缴获敌人1挺轻机枪和1支手枪。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他：“新战士李延年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头一次打仗就受奖，革命战士就应该这样，全连都要向他学习！”

参加解放被汉奸武装盘踞的黑龙江省五常县的战斗，是李延年打的第二仗。他所在三连的任务是拿下敌人县城的重要据点孙大驴子（地名）。战斗打响后，爆破组将围墙炸开一个缺口，他就和全班战友乘着烟雾冲了进去。此仗他因抓获1个俘虏、缴获1支步枪而再次受到嘉奖。

接下来几仗，李延年都有出色的表现。1946年1月的福龙泉战斗后，他被调到大队部当通信员。1946年6月，已成为警卫员的他跟随刘世光政委先后到榆树县保安团和吉北军分区独立团工作，在榆树和舒兰两县进行剿匪和土改。随着剿匪和土改的深入，他的觉悟也不断提高。1947年2月2日，他以思想上坚定的信仰、战斗中出色的表现，顺利通过党组织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堵住廖耀湘兵团，在阻击战最关键时，李延年和战友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用双腿跑赢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前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其间，敌人以数倍兵力扑了上来，发起一轮又一轮强力冲击，一批批战友倒在前沿阵地上。他清晰地记得，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中，战友们前仆后继地主动补上阵地，许多战友献出宝贵生命。“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一直认为打仗不能怕死，越是畏畏缩缩，说不定就真的‘光荣’了。”那次战斗，他们坚守了3天，为友邻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取了宝贵时间。战斗结束后，李延年被记小功一次。有人问他参战的感想，他说：“廖耀湘兵团的武器比我们好得多，为啥吃败仗?因为我们的各级指挥员是往前靠，团长都在一线指挥，而他们是靠宪兵队督战，军官躲在后头。同时，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他们遭到人民的反对。”

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每战争先的他连连立功受奖。

1950年，第四十七军奉命赴湘西剿匪，李延年时任该军第一四〇师四一八团三营七连副指导员，因未配指导员，由他以副代正，带着七连赶赴湖南怀化会同县。他打枪投弹样样在行。行军时，他总是帮战士背东西，身上常是两个背包3杆枪。战士们听见他那句“不要怕，跟着我”心里就踏实。他的连队大多是从国民党部队来的“解放战士”，在1950年开赴湘西会同剿匪途中却未出现一个逃兵。

会同县地处湘西西南边陲，乃湘、黔、桂之咽喉。七连到达后，连长带两个排驻扎县城，李延年带步兵排和炮兵排驻扎连山乡。

1950年6月27日，大量土匪涌入会同。李延年正在部署连山乡的防御，突然接到县城遭到土匪攻击的情报，连长要求他立即带部队去支援。这就给他出了个大难题：这次土匪是多点进攻，兵力比较分散，若不去县城支援，一旦丢失县城，敌人就会对外以“大捷”而大肆宣传，会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若去县城支援，作为剿匪部队重要粮仓的连山就有可能丢失，很多剿匪部队就会断粮。

两难中李延年急中生智，想出两全其美之策——用炮火支援县城。他认为，土匪大多没见过炮，炮火对土匪会有很大震慑作用。在县城的连长以前在机关搞后勤工作，对军事还不熟悉，听说李延年不派兵来支援，只用炮火助战，产生了误解，向上汇报说李延年“畏敌不前，见死不救”。上级命令：“不要惊慌失措，要相信李延年”“李延年懂战术，会打仗。”

李延年手下除有步兵排和炮兵排外，还有由他组建和训练出来的连山农民自卫队上百人。他把自卫队的一名小队长叫来，命令他带队给炮兵排带路，抄近道往县城方向赶，炮兵排选择在一个射程内、视界好、较隐蔽的地方构筑阵地，对县城进行炮火支援。

炮兵排用马驮着炮，在农民自卫队的引导下跑步前进，很快隐约看到了县城，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土匪吹唢呐、擂战鼓的声音。排长下令停止前进，立即将3门迫击炮分散配置在一个山头，选定射击目标开射。气势汹汹的土匪正叫嚷着向县城冲锋，没想到炮弹从天而降，一颗炮弹就炸死、炸伤一大片，土匪立即鬼哭狼嚎，像覆巢的蜂子四处乱窜。排长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楚，指挥炮兵追着土匪打。土匪只顾逃命，连头也不敢回一下，纷纷说:“县城有炮，不能去!”殊不知，炮弹是从城外打来的。大炮一响，土匪跑了，县城之围被解。

7月11日，在会同县城吃了大亏的匪部再次纠集各路土匪2000余人，准备进攻连山。连山是李延年的驻扎之地，他手下的步兵排和炮兵排仅有50人。上级要求他必须坚守连山3天，把土匪“拴”在那里，等我方援军赶到后再一举聚歼。而土匪的如意算盘是：连山是剿匪部队的粮仓，但防守兵力单薄，肯定抵挡不住2000人的进攻，一旦攻下连山，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大肆吹嘘，而且可以抢劫大量粮食，让剿匪部队无粮可吃。

显然，仅靠50人抵挡2000个土匪是非常困难的。李延年对大家说：“别看我们部队仅50人，但支持我们的群众有成百上千人，特别是还有农民自卫队100多人，他们是我们训练出来的，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在做好政治动员后，他带领大家提前修好工事、挖好战壕，部队与农民自卫队人人都明确了任务和战位，只等土匪来。

第一天，土匪吸取前一次会同失败的教训，从东、南、西3个方向多路进攻连山。李延年告诫大家要做好隐蔽，瞄准了打，靠近就投手榴弹，土匪始终没能接近我军前沿阵地。匪首眼看久攻不下，不得不改为大规模进攻，这正好给李延年部炮兵当了靶子。土匪的3轮进攻都被打退。入夜后为防止敌人偷袭，李延年派出6个警戒小组，前进两三公里负责警戒，发现有土匪来袭，便按规定的办法报警。这一夜，土匪的几次偷袭都被提前发现而失败。

第二天，土匪的进攻比前一天更频繁，但都被击退了。两天两夜打下来，子弹所剩无几，撑不过第三天。李延年立即召集班长以上干部开会，要求大家做好援军3天赶不到的准备，咬紧牙关，再坚持两天，战斗中要节约子弹，尽量用手榴弹（因手榴弹剩余较多）。

第三天的战斗异常激烈，由于主要靠手榴弹杀敌，所以打得几乎都是近战，还出现了白刃格斗的情形。战至下午，土匪突然停止进攻，向后退去。李延年判断，一定是援军来了。他带领战士果断出击杀敌，战斗取得最后胜利。

连山之战，首功属于李延年率领的两个排，经最后核实，他们共打死、打伤土匪340人，俘匪26人(不算最后合围的200余人)，我方牺牲农民自卫队队员1人，部队与自卫队各伤1人。为表彰守卫连山的壮举，师部授予参战的两个排各一面“固守连山英雄排”的锦旗，李延年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

“我最爱养三角梅和仙人掌。为啥？它们有战士的性格”

三角梅的花语是热情、坚韧不拔、顽强奋进。1992年10月，作为访问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团成员，李延年把我国的红色三角梅作为礼物带到那里，也把那里的三角梅带回南宁。他说：“我最爱养三角梅和仙人掌。为啥？它们有战士的性格。”每到三角梅盛开的时节，他总会想起1951年10月临津江畔的346.6高地，那里有他的七连、他的兵。

1979年，李延年任广西军区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时获得的三等功证书

1951年3月，李延年所在部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部队刚入朝途经一个村庄时，发现有50多座新坟。七连指导员李延年将连队全体官兵带到坟前开展思想教育，请当地群众讲述村里男性几乎被残杀殆尽的悲惨经历。许多战士流下眼泪，高喊“为朝鲜人民报仇”。

10月8日，在反秋季攻势作战中，李延年所在的营奉命实施反击，收复346.6高地。奔赴高地前，他观察到山前有一片坡度平缓、纵深约300米的开阔地。他要求战士们反复练习用炮弹坑隐蔽、逐坑跃进的战术，带领七连以较小的伤亡代价通过了这片炮火封锁区。

李延年和连长刘凤臣指挥连队打得勇猛灵活，夜袭3个多小时连续攻克3个山头，自己仅伤亡3人。接下来的战斗更加残酷，七连付出较大代价，配合兄弟连队打垮了美军骑兵第一师1个营，夺取了另外两个山头。

10月9日天亮后，美军在优势地空火力支援下，向346.6高地猛烈反扑，甚至用上了燃烧弹和毒气弹。高地的5个山头原本长有很多高大乔木，在猛烈的炮火覆盖下，山上的植被无影无踪，只有烧焦的树干冒着黑烟，潮湿的泥土变成厚厚一层粉末。

七连依托残破的阵地坚决抗击敌人，此时连长刘凤臣被调回营里，李延年负责指挥全连战斗。在干部伤亡较大且与上级中断联络的情况下，他及时把阵地上4个连队的干部战士重新整编，召开紧急干部会议，提议组成临时党支部，自荐为召集人，“如果我牺牲，由机炮连指导员王荣宝接替”，用统一指挥把打散的官兵重新“攥指成拳”，带领全连构筑工事、英勇战斗，一次次将敌人打了下去。战斗中，李延年根据战场变化不断调整战术。敌人的前4次进攻都是正面强攻，第五次则改为正面进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术。李延年早早料到这一点，及时调整部署，派王荣宝带3个班在侧翼防守，给美军以当头痛击。

激战至下午，七连伤亡很大。当敌人再次冲上来时，李延年适时提出“瞄准打、狠狠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多打垮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多一份光荣”等强有力的战斗口号，使大家士气倍增。

经过一天两夜浴血奋战，李延年所在营在敌我兵力火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住阵地，先后歼敌636人，保障了战线的稳定，打出阵地进攻和防御战斗的模范战例。当他带着七连撤下阵地时，全连（含加强）203人只剩下40余人。

战后，志愿军总部通报嘉奖了守在此高地的全体指战员。李延年被提任第三营副政治教导员。他却高兴不起来，总是念叨着牺牲的战友。其中，一班战士滕桂桥和十班副班长邓克洪的英雄事迹，他始终难以忘怀。

2020年5月29日，李延年给学生们讲述红色故事

战斗残酷，夜间不能睡觉，必须抓紧时间修工事。一班战士滕桂桥修工事时累得靠着壕壁呼呼大睡。李延年听到呼噜声，拧耳朵捏鼻子才把他叫醒，批评了一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滕桂桥作战非常勇敢。敌人发起第五次进攻时，一班打得只剩下他一人。子弹打完、手榴弹投完的他从尘土中刨出爆破筒，拉开引信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李延年目睹了其壮举，既为他骄傲，又感到歉疚。十班副班长邓克洪，在收集敌人武器弹药时负重伤倒下被战友抬回来。李延年赶过去看他，他在担架上从口袋里掏出15万元（旧币），对战友们说：“请代我把它交给党支部，算是永久党费。我不能参战了，希望你们好好地打，把美国侵略者消灭光。”

李延年带着七连回撤都会按惯例走在全连的后面。当时天刚蒙蒙亮，通信员突然发现他后背有一大片血迹，提醒他包扎一下。他判断，应该是被炮弹碎片崩了一下，便对通信员说：“别声张，我没事。我们在这里打了两夜一天，美国兵要不给我留个纪念，也不够意思吧？”

战后，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1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在其档案里组织如此评价：“李延年同志，在强攻346.6高地的战斗中，在战斗激烈和伤亡大的情况下，先后共整顿5次组织，并随时提出有力的鼓动口号，在胜利的情况下勇敢前进、紧张情况下压住阵脚，自始至终保持了部队有组织地进行战斗……对战斗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是上级的命令，一定要执行”

从朝鲜战场凯旋后，李延年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继续投身国防事业直至离休。

1961年，已经在北京成家的李延年接到驻防湖南、广西的任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爱人齐振凤回忆说：“我都不想出来，我在北京工作多好，我说我不跟你去了。他说，我留恋大城市，这帽子叫我扣上了。”李延年也回忆说：“当时是我说了算，你们说了不算数，就是这样子，这是上级的命令，一定要执行。”在他看来，服从命令就是对党的绝对忠诚。

那时，李延年工作繁忙，齐振凤独自撑起整个家。可即便家里再缺衣少食、孩子缺钱治病，他却从未声张。“家属有意见，我就批评他们，人家牺牲那么多，我们要那待遇合适吗？不合适，就是你给国家找那么多麻烦干什么，老是这个要求那个要求，我什么都不要求。”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为保证橡胶生产，生产橡胶的农场（今红星农场）被编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十四团，1969年至1974年，李延年任团政委和党委书记。他初到农场时，农场职工大多还住着茅草房，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场接收了500余名从广州来的知青，他们也只能住茅草房。李延年了解情况后，集中全农场的能工巧匠，组成一支建筑专业队，要求他们：“必须在一年之内，让所有知青住上砖瓦房。”建筑专业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年内让知青们如愿，还用上了电灯。第二年，全场职工都住上砖瓦房。全场各生产队都打了井，建起水塔，用上了自来水。后来，据当年知青回忆：“我以为他来就是动动嘴，没想到他与大家一起开干了……他的军衣被汗浸湿了，背上有白色汗碱，他让我明白了，共产党的干部原来是这样的。”

李延年通过兴办养猪场、开荒种水稻和将家庭养鸡(鸭、鹅)与种菜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了农场职工吃不饱肚子的问题。他还带领大家打石子、运沙子，修了一条沙石路，结束了农场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的历史。农场医院过去只能看些头痛脑热的小病，稍重点儿的病就得跑几百里路到湛江去看。在他领导下，农场医院新建了门诊楼，买来X光机等医疗设备，还派医生到广州的大医院学习，医疗水平大大提高，在农垦系统实力名列前茅。

1979年，广西边防部队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延年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已年过五旬的他干脆响亮地说：“作为一名老兵，党叫干啥就干啥！”他先后4次主动向上级要求到前沿部队去了解伤病员的运送情况，并组织各单位把救护所设到靠近前沿的地方，让伤病员得到及时包扎、转送和治疗。他还带领干部冒敌炮火深入边境作战一线，向部队传达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出色完成各项任务，荣立三等功一次。随后，他被提拔为师副政委，一直战斗在边防一线直至离休。

晚年李延年

20世纪80年代初，次子李忠南从广西财经学校（今广西财经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某县罐头厂当会计。当时，李延年所在师部就驻在县城，他与县领导很熟，但并未跟他们“打招呼”，而是给儿子提出5点要求：“第一，每天上班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在别人上班前把地扫干净，把桌子擦干净，把开水打好；第二，尊重领导和同事，多做少说，不可犯某些干部子弟身上的那种眼高手低、夸夸其谈的毛病；第三，不可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第四，对服务对象不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必须客客气气，周到细致，不可在群众面前摆谱；第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业务水平。”

“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

1984年6月，李延年离休后住进军区南宁第三干休所。按规定，住在这里的离休干部想用车需找干休所派。在该所的离休干部职务都差不多，但论荣誉只有他是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所领导向他保证：“您要用车，随叫随到。”他却说：“我已给自己准备了一辆‘专车’，除非上医院，我一般不会麻烦你们。”此“专车”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是他离休前特意买的。他从56岁一直骑到86岁，骑了30年。

李延年生活低调。他曾回到昌黎老家探亲，也从没和县里提起过自己的战斗经历。就连和他当了30多年邻居的离休干部王秉山也是从部队的宣传资料和书本上得知他的事迹。

为做好革命精神的传承和教育，他把荣获的各类证章大多捐给博物馆、军史馆。每次到广西军区军史博物馆烈士墙前，他都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上面刻着的是一个个他熟悉的名字，“现在你们都不在了，我活下来了，国家给我们这么高荣誉，感到惭愧啊”。

他积极发挥自身余热，坚持走进学校，深入部队，常为青少年和指战员讲述战斗故事。为讲好革命故事，他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自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他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年和官兵中弘扬革命优良传统。

李延年始终保持着老英雄、老党员、老军人的本色，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说：“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为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

（本文原载《党史文汇》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