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鸿熙夫妇

苏鸿熙，男，汉族，1915年1月生，江苏省铜山县人。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1943年毕业于国立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1943年至1944年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赴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附属医院及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医院进修麻醉、外科、胸外科、心血管外科。1957年回国后任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副教授、教授，1972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工作，先后任胸外科、心脏外科主任、教授。

2013年7月1日这天，苏鸿熙老人热泪盈眶，梦想一生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解放军总医院金沟河干休所内，138名老党员伫立在苏老身后见证。

“我宣誓……”3个字刚出口，苏鸿熙已是泪流满面。在其他党员的帮助下，他艰难地抬起中风偏瘫的右臂，伸出左手紧紧托住右臂，面对党旗一字一句道出对党的心声。那双挽救了数以万计病人生命的手，如今颤颤巍巍地划出弧线，最终将思想、灵魂、身体的归宿定格在耀眼的党旗之下……

“我尽管在苍苍暮年才实现入党的愿望，但我一生都在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做事。”面对党旗，98岁的苏老动情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祖国，我学成之后一定会回来

1957年1月3日午夜，美国纽约机场，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道别。黑眼睛黄皮肤的丈夫把披着一头乌发的碧眼妻子送到海关检查口，俯在她耳边又一次悄悄地嘱咐：“锦，不要忘记我们的相约。如果在约定的日子我没有随‘皇后玛丽号’到达利物浦，那就说明我被扣留了……”“如果那样，我一定马上赶回来营救你。”妻子不待丈夫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她轻柔的话语显得无比坚定。丈夫的脸上露出了骄傲自豪的神情：“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为了你和我的将来，也为了我们的孩子。”他的目光落在妻子微显隆起的腹部，两个年轻的身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次前程未卜的离别，等待他们的，除了重逢的喜悦外，可能还有扣留、监禁，甚至入狱的痛苦。但这对夫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眼前这条异常艰难的道路，因为，他们忠实于自己心中的爱。

这对年轻人就是留美的心胸外科专家苏鸿熙和他的美国妻子杰妮——中国名字叫苏锦，此行他们是要踏上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途。

20世纪40年代末期，年轻的外科医生苏鸿熙获取了赴美留学的机会，登上了通往大洋彼岸的客轮。就在他离开祖国15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苏鸿熙在海轮上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无比激动。他是一名医生，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也是一个热血男儿，祖国能摆脱水深火热的苦难日子，是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心愿。

此时，苏鸿熙走到轮船的甲板上，顶着海风，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心中郑重地向生他养他的故乡立下誓言：祖国，我学成之后一定会回来，用我所能拥有的一切为您和人民鞠躬尽瘁。

在美国学习的光阴瞬息而过。苏鸿熙学成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叶，正是中美关系最僵的阶段，朝鲜战场的烽火毫不留情地将两国难以融合的政府关系推向了顶端，中国科学家要返回自己的祖国成了一件最困难不过的事情。

苏鸿熙回国的热切愿望没有被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封杀。他一面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进修，一面积极做着回国准备。然而令他未曾想到的是，就在这里，丘比特之箭射中了他的心，他同一个叫杰妮的美国姑娘陷入了爱河。

“我是要回中国的，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你能同我一起回去吗？”苏鸿熙在杰妮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对未来的设计，在潜意识里，能否一起去中国是他择妻的一个重要标准。

杰妮是个从小受美国传统教育的文静姑娘，她几乎不了解中国，也无法想象那远在东方的古老国度是多么的贫瘠落后。她甚至不敢相信，电灯、电话、汽车、楼房，这些在美国人看来最简单最基础的生活设施，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脑海中只是一个奇特的梦。但杰妮却无法使自己抗拒苏鸿熙，这个聪慧开朗、勤奋工作的中国人给她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在一起工作和交往中，她深深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自己为他抛弃一切而托付终身的男子汉，她愿意和他在一起，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但杰妮还有一个美国家庭——父母、姨妈及朝夕相处的同胞妹妹。要和心上人走，就意味着不知何年何月再能与他们相见，而这对于她和她的家庭无疑都是一种痛苦。

一段时间里，杰妮和她的家人都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对于女儿选中的伴侣，她的父母无可挑剔，他们所顾忌的是政治风云造成的骨肉分离和女儿未来的生活能否幸福。

一个偶然的机会，苏鸿熙在一家小书店的角落里看到了英文版的《中国画报》《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三本杂志，他急不可待地抽了出来。打开封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字条：看本书者责任自负。苏鸿熙没有害怕，他毫不迟疑地买下这三本杂志，逐字逐句地看完后又拿给杰妮一家传阅起来。通过这些杂志，杰妮和她的家人开始对新中国有了印象。

晚年的苏鸿熙与妻子苏锦

与妻子一起实施重返祖国的计划

1956年9月15日，苏鸿熙和杰妮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一天是他离开祖国7周年的日子，也是从这一天起，他和妻子苏锦开始实施重返祖国的计划。

新中国7年来卓有成效的建设使苏鸿熙热血沸腾，他再也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回祖国的怀抱。杰妮的父母理解这个中国青年的爱国赤诚，更不忍棒打鸳鸯拆散一双情深意笃的热恋爱侣。杰妮的母亲含着热泪向这对年轻人祝福，她企盼他们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为了不使自己随丈夫去中国的事受到阻挠，杰妮在婚前领取了出国护照。

为了回国，苏鸿熙很早就做了准备。在美国，他省吃俭用，穿的衣服大都是从旧货店买的，吃的也是简单之极。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医学书籍和仪器。此时，两台人工心肺机已经购齐，正摆放在他医院的办公室里，他要带着它们回国，开展自己所钟爱的胸外科事业。但是，原来苏鸿熙做的只是一人回国的打算，如今有了妻子，回国的事变得复杂起来：苏锦要同他一起回国能否得到祖国的许可，因为她是一名美国公民；如果苏锦和他一同走能够进入中国的话，以后再回到美国等待她的将是5年监禁和5000美元的罚款。

为此，苏鸿熙给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侄子写信，请他征询国家有关部门意见并办理一切手续。他和侄子在信中约好，一切办好之后只需给他一封简单的“家中安好”的来信即可。为了保险，苏鸿熙从自己住的城南来到城北，将信先寄给一位在加拿大的好友，然后又转寄到中国。

苏鸿熙的侄子见信后非常高兴，很快从有关部门获得了欢迎苏锦入境的保证，为了能早日见到亲人，他迫不及待地给叔叔发了一纸“一切齐毕”的电文。而另一位在上海的老同学得知苏鸿熙要回国的消息后也想方设法带来了口信，要他将她在美国的男朋友一起动员回来。

没想到，就是由于这两件事，苏鸿熙的行动受到了美国情报机关的监视。

1956年底，苏鸿熙正在外地的医院参观考察，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长途电话：“那些人在找你。”苏锦急促的语气中带着忧虑。苏鸿熙的心一紧，“那些人”是他和妻子约定的暗语，他知道，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在寻找他的踪迹。无奈，他只好中断参观赶回芝加哥。

果然，刚刚回到芝加哥的家中，“那些人”就指令苏鸿熙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报到。走进办公室坐下，两个荷枪实弹的粗壮汉子站在他的座椅后面，对面两个态度严肃的审判官开始同他“谈话”。他们问他：“和中国官方有什么联系？”“你的人工心肺机放在哪里？”“是否要带妻子回中国？”等等。“这是我的权利”“人工心肺机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可以拒绝回答”，苏鸿熙巧妙地运用美国的法律保护自己，而对于是否要带苏锦走的问题他则向对方反问道：“假如你是我的话你怎么做？你要不爱她就不会和她结婚，你爱她，和她结婚了，要走带不带她？”面对“质问”，美国人无言以对。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委托印度驻美大使馆对苏鸿熙实行保护，联邦调查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他出来。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美国移民局又找苏鸿熙谈话了。他们告诉苏鸿熙：“你是在美50名优秀中国科学家之一，我们不希望你回国。”“只要你答应不回国，在这里会有很好的研究环境和舒适的生活条件。”移民局官员说的这些话让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刚到美国时，苏鸿熙就感觉到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富有的国家，这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较之中国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但再富有，再优越，这也是别国的土地，而他的一生，却注定要和自己祖国的建设发展连在一起。苏鸿熙以“我的祖国需要我”的朴素语言婉拒了美国人的“热情”，他执着地要走自己的路。“作为一个男子汉，事业应该在祖国。我是铁杆，就是始终都要回到祖国，我从没想过留在美国。”

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苏鸿熙和苏锦决定趁着新年美国人热衷欢乐的当口离开美国，这样，他们带的仪器也许容易过关。

送走了苏锦，次日，苏鸿熙在晨雾中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船。不出所料，那几天海关稀松得很。当苏鸿熙走进客轮，发现自己托搬运公司起运的几个大箱子已经在船上时，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趋于平静。

一声嘹亮的汽笛响彻长空，仿佛在为这位矢志报国的赤子送行。当苏鸿熙和苏锦在英国的利物浦码头再度相见时，两人的兴奋与喜悦都溢于言表。夫妇俩在英国倾其所有，又购置了不少国内紧缺的胸外科精密仪器。当他们满载而归回到中国驻英代办处时，才发现口袋里剩的钱连购到中国的机票都不够了。代办处的同志被苏鸿熙夫妇的报国热情所感动，不仅为他们细致周到地安排了回国的路线，而且还借给他们必需的回国经费。

受政府委托，代办处的同志征求苏鸿熙夫妇回国后有些什么要求。这对夫妇没提工作环境，没提生活要求，只是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回国的事不要在报纸上刊登。因为，一来一个海外学子学成归来原本就是自己的责任，二来也是为了保护苏锦的家庭在美国免遭迫害。

又经过了几个国家的周转，1957年2月23日，苏鸿熙和他的妻子苏锦终于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

98岁光荣入党

回国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苏鸿熙被安排到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工作。他将在美国省吃俭用购买的2台人工心肺机带到学校，建起实验室，当年5月就在国内首次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动物实验。次年6月，在中国首次成功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修补室间隔缺损。1963年，苏鸿熙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

苏鸿熙回国后的“三把火”，为中国心脏外科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除了科学研究，苏鸿熙把大量时间花在临床上。几十年来，他以精湛的医术和强烈的事业心，为无数病人解除了“心”痛。

刚到第四军医大学，苏鸿熙就遇到一位慢性右肺脓肿的病人，因多次咳嗽大出血并出现休克。他亲自为这个病人做手术，获得成功。这位危重病人转危为安，得以康复。

在苏鸿熙眼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上千次实验把中国心外科手术水平不断推向高峰，110篇高质量论文成为中国心外科发展前行的耀眼铺路石。

“知识分子不能仅有学问，还要有‘知’有‘识’——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什么样的事业值得自己为之奋斗并终身追随！”这句话，苏鸿熙反复挂在嘴边。

1972年，苏鸿熙调到北京301医院。

197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三八”妇女节茶话会，周恩来总理举杯走向苏鸿熙的夫人苏锦，亲切地问道：“生活过得怎么样？美国是你的家，中国也是你的家……”顿时，一股暖流在苏锦全身上下回荡。

回到中国后的几十年中，苏鸿熙终日活跃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为数以万计的病人解除了“心”上的痛苦。“大医、仁医”成了他的标签，“白求恩式的好军医”是广大患者给他的至高荣誉。而对于苏鸿熙来说，他选择这条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爱自己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祖国正需要强大，正需要人才。

几十年的奔波和努力，看到自己的学生大都成为业务骨干，为许许多多的病人解除了病痛，苏鸿熙感到十分的欣慰。

苏鸿熙的学生、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外科原主任医师余翼飞教授介绍说：“苏老用手术刀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那个年代，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他常常和我们医护人员在监护室守护着危重病人，一连几天寸步不离。凡半夜来了病人，苏主任都是跑步从家里赶到现场，有时连袜子都来不及穿。他很同情病人，经常带头为来自农村的困难病人捐款捐物。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苏鸿熙早年就提出入党的要求。那时，因为妻子的身份，一直未能如愿。到“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苏鸿熙入党的事被搁下来了。

尽管如此，苏鸿熙一直在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苏鸿熙经历了战乱的旧中国，他深知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翻过了任人宰割的一页。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他目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发自内心地为祖国感到骄傲。一个时期，一些人曾以搞到美国绿卡为荣，一名美国大使馆官员也曾对苏鸿熙说：“你的夫人是美国人，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啊？”苏鸿熙回答说：“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那名美国大使馆官员说：“很少见到你这样的人。”

在苏鸿熙看来，人生不光是看你有多少钱，有多富有。要是那样的话，真的很无聊。人生的意义在于好好工作，帮助别人。他总是说：如果仅仅为了钱，我在美国的第二年，他们就要留下我，待遇是年薪6000美元。那时这个年薪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苏鸿熙深情地说，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入党，但我始终按党员的要求在做。

中共十八大以后，苏鸿熙反复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新的理解。于是，他找到干休所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迫切要求入党。

2013年7月1日，经党组织批准，98岁的苏鸿熙光荣入党。这一天来得虽然太晚了，但了却了苏鸿熙一生的心愿。

2014年7月1日，阳光洒满客厅的下午，苏鸿熙宣誓入党一周年，军队有关部门领导专程来为他庆祝百岁生日。戴着生日帽，苏鸿熙许愿：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愿中国共产党永远带领我们前进……

2018年7月，苏鸿熙教授逝世，享年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