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鲁迅先生曾写下了一首名诗《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铨（1893—1933），字宏甫，号杏佛，著名的进步人士、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1933年6月18日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
“杨案”激起了全中国进步力量的怒火，上海知名人士几乎都来参加了杨杏佛的葬礼，北平、武汉、广州等地也来了不少代表。
但在哀悼杨杏佛的人群中，唯独不见胡适。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杨杏佛的旧同窗、老相识、“老战友”的胡适居然溜了，从上海溜去日本开会了。
现在的胡适俨然成为了民国大师楷模，也是公知们奉若神明的精神领袖，在一些人的吹捧下，胡适脸上的脂粉越来越厚，这也算是一种“美颜”吧。
且不说什么“风骨”，就说说他在“杨案”前后的品行。
杨杏佛，江西清江县人（樟树市），祖籍玉山，生于扬州。
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获机械工程和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1919年回国任汉冶萍煤矿会计科科长。
后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任教。
1925年，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随孙中山北上。
1927年，北伐前后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
南京政府成立后，负责国府招商局。
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他跟胡适是康奈尔大学校友，与任鸿隽，梅光迪并称为“四俊”。
回国后，四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胡适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声称不参与政治，杨铨参加革命运动，任鸿隽钻研科学（上海图书馆馆长），梅光迪专攻学术（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四人当中，以胡适最为出名，杨杏佛次之。
杨杏佛是一位有学历、有阅历、有地位、有着一腔爱国热血的知识分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杨杏佛四处奔走，呼吁抗日。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寇展开血战，杨杏佛组建了技术合作委员会，为十九路军提供支援，再建立战地医院，救治伤兵，不怕日本人的任何威胁。
杨杏佛除了怕老婆之外，是一位真正的猛士。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杨杏佛和胡适从美国回来后，两人曾因私事闹过别扭。
杨杏佛夫人是赵志道，她的弟弟是上海《申报》主笔，富家小姐，也在美国留学，她比杨杏佛大四岁。
杨杏佛与赵志道在美国的合影，左为同学任鸿隽
两人回国结婚后，杨杏佛惧内比较厉害，赵志道还曾在学校门口公然用脚踹过杨杏佛，把学生们都给惊呆了。
她甚至花钱请锁匠配了杨杏佛办公室抽屉的钥匙，想找到他跟别的女人的情书，却一无所获，但她仍然我行我素，再加上婆媳问题，天天鸡飞狗跳。
杨杏佛后来受不了，写了《不自由，毋宁死》发表在《申报》上，公开宣布要跟老婆离婚。
蔡元培，吴稚晖劝说无果，最终由法院判决离婚，条件为杨杏佛所有收入分给前妻一半，两人分开后反而客客气气了，
杨杏佛去了北平一段时间，他得到了一位女士的帮助，她是财政部司长秦汾的夫人，两人来往频繁。
胡适对这种事颇有兴趣，就在北平捕风捉影传闲话，说杨杏佛和秦夫人有染，以此取乐。
这些传闻同时伤害了秦汾夫妇和杨杏佛。
杨杏佛找胡适算账，胡适却嘲弄杨杏佛开不起玩笑。
胡适自己也吃喝嫖赌，但别人却不能开他玩笑。
这些风花雪月的私事就不提了，说正事吧。
导致杨杏佛被暗杀的就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组织。该组织主要宗旨是“抗日救国”。
它的具体行动是：抗日、反蒋、反军阀、捍卫民权。
在国际上与他们呼应互动的是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等名人。
1932年12月，同盟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
收费：每年三块大洋，团体优惠价，不限国籍。
1933年1月17日下午4时，上海分会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成立。
主席为蔡元培，执委：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鲁迅、林语堂、邹韬奋，胡愈之等人。改组后的上海执委还有郁达夫、洪深、沈钧儒、王造时等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搞得有声有色，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还曾到德国领事馆怒斥纳粹迫害欧洲进步人士，轰动一时。
虽然同盟声明是一个非政党的组织，但蒋介石的刀早就握在手里了。
北平分会
1933年1月，杨杏佛前往北平组建分会，计划中还有汉口、广州、成都等地的分会。
同盟的宗旨和规章是公开的，要加入就要遵守。
但胡适是来沽名钓誉的，而且还是个“无间道”。
胡适在1月27日对记者表示：余昨日会见杨先生，虽因人多时迫，未得详议，但不久或可成立北平分会。
北平分会成立后，执委共有九人：胡适、蒋梦麟、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李济之、马幼渔。
胡适为主席，会员还有张奚若，陈衡哲（任鸿隽妻子）等24人。
北平分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南京发电报，要弹劾下令杀害《江声日报》总编辑刘煜生的江苏省主席顾祝同。
蔡元培在上海响应，要求严惩顾祝同，蒋介石就把这烫手山芋推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又推给于右任的监察院。
当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召开抗议顾祝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后，作为弹劾发起者的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却反水了。
胡适探听到蒋介石根本无意处理顾祝同，并对“同盟”极为恼火，胡适就对《字林西报》大谈什么“政府权”，替顾祝同洗地，讨好老蒋。
鲁迅一眼就看穿了胡适的“二五仔”本色，写了一诗讽刺胡适，其中有一段：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买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五千”，是指胡适拿了何键的“五千大洋程仪”，到湖南长沙演讲，替何键滥杀无辜的行为洗地。何键估计要听哭了，“我怎么不知道我也是民权捍卫者？”
拿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块金字招牌捞取巨额收入这种事，但凡要点脸的民国大师都干不出这种事，而胡适却干得出来。这算哪门子“风骨”？
1933年“三八妇女节”当晚，宋庆龄在上海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她在演讲中号召：
一、全国军队北上抗日，全国军费只供抗击日军使用，全国飞机北上抗日。
二、武装全民抗日，发放枪枝。
三、保障民权。
四、援助东北义勇军，救济东北难民。
五、抵制日货，严惩奸商。
杨杏佛也在会上讲话，还有律师吴迈。
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不就是反对他围剿红军吗？
蒋介石不敢杀宋庆龄，难道还不敢杀杨杏佛？必须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点颜色看看。
北平分会的任务则是营救被关在牢中的左翼人士，并曝光国民党的残酷手段。
胡适代表同盟去看望囚犯，当时，老虎凳、辣椒水、皮鞭、还有用铁刷子刷皮肤等酷刑天天都在发生。
1933年2月11日，北平犯人已将酷刑秘密纪录下来，托人带出，发表在《中国论坛》，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都在为受刑者大声疾呼。
结果胡适从监牢出来对媒体表示，他对里面情况大体满意，说自己还用英语跟囚犯交流，犯人们个个无拘无束，没有受到任何酷刑。
不足之处在于，屋小人多，饭菜不佳，供暖不足，光线不足，不能看书读报，有待改进。
胡适的“调查结果”等于打了同盟一个耳光，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岂不是在造谣？
胡适是叛徒！他把所有人都卖了。
当天跟他一起去监牢的还有杨杏佛和成平两人。他们看到的，听到的，跟胡适完全不一样。
宋庆龄、蔡元培向北平发了两封电报，要求胡适更正声明。
胡适反咬一口，说别人不尊重事实。南京对胡适的言论极为满意。
3月18日，蔡元培请会员到上海八仙桥开会，决定开除胡适会籍。
开除胡适的决议全票通过，登报通告。
但对胡适来说，“开除通报”就是他给蒋介石的“效忠书”，蒋介石也一定会回报他的。
暗杀杨杏佛
胡适要飞黄腾达了，但杨杏佛却要死于非命了。
暗杀杨杏佛方案由国民党秘密组织“蓝衣社”制定，戴笠负责。
下手之前，社会上就流传着一张《钩命单》：
军政界的有李济深、张发奎、程潜、陈友仁、胡汉民、吉鸿昌等。
知识分子有鲁迅、杨杏佛、田汉、茅盾、胡愈之、王造时等。
《钩命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恐慌。
据沈醉后来交代：
戴笠最初方案是在华界刺杀杨杏佛，但蒋介石认为在防范严密的租界杀掉杨杏佛，才能起到恐吓作用。
杨杏佛从北平回到上海之后，蓝衣社特务就盯上了他，掌握他的出行规律，具体刺杀行动由赵理君负责（后来的军统行动科科长）
刺客共六人，赵理君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俄国大饭店，其它成员住在迈尔西爱路，六人事前发誓“不成功，便成仁”，逃不了就自杀。
6月17日，是预定的动手日期，但中央研究院门口巡捕房警车来往频繁，赵君理将行动时间改为6月18日。
6月18日上午8时左右，杨杏佛带着14岁儿子杨小佛在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门口上了汽车，杀手们分三面围了过来，乱枪齐射，杨杏佛紧紧伏在儿子身上，身中数弹，司机重伤。
研究院对面的“汉利汽车行”俄国职员贝科克在枪声后，跑到现场，开车将杨氏父子送往广慈医院，9点20分，杨杏佛停止了呼吸，杨小佛逃过一劫。
6月20日，杨杏佛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成殓，宋庆龄、孔祥熙、鲁迅、洪深、王云五、刘海粟和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荪、商检局局长蔡无忌等人前往吊唁。
孙科、宋子文、朱家骅、吴铁城、何香凝等人送来花圈。
入殓由蔡元培主持，他泣不成声，难以畅读悼词。
杨杏佛前妻赵志道以未亡人身份携家属答礼。
7月1日公祭，7月2日下葬。
在上海的名人只要与杨杏佛身上有过交情，几乎都到场悼唁，吴稚晖还送了一百大洋的白包。
安葬时，前往霍必兰路永安公墓的送殡小汽车多达数十辆，执绋者为孔祥熙，吴稚晖，彭学沛等人。
有人扬言要在葬礼后杀死鲁迅，但鲁迅还是去了，而且出门不带钥匙。
胡适却无影无踪，人不来，花也不送。
杨杏佛被杀当日，胡适就在上海。但他不久就搭乘“日本皇后号”游轮去日本参加一个会议去了。
胡适真的非去日本不可吗？要说忙，那些名人们又哪个不忙？其实胡适就是为了与“同盟”这些人切割。
他既怕得罪蒋介石，但又要保住进步知识分子的“名节”，不在上海，就不用表态。
但无论是于公于私，胡适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都是令人所不齿的，人品之低下可见一斑。
这就是公知祖宗的人品！
公知身上没有鲁迅的骨头，却很懂得胡适的滑头。
不把胡适吹上天，又如何掩饰自己跪在美国人面前的奴才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