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徒具虚名的蒋百里，害人不浅的萨大嘴
前几年，有位外号萨大嘴的历史发明家巧鼓簧舌，狂吹民国军事大家蒋百里，忽悠得那叫一个天花乱坠，从天皇赐佩刀，到持久战的发明家，还有什么“抗日战争总战略制定者”，整得满世界他的信众们听风就是雨，见佛就叩头啊!萨大嘴甚至出书立说，煞有介事且言之凿凿，把蒋百里与毛主席作比较，写下了如下雷人评论，甚至被百度百科采纳进相关词条——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
雷人不?
因为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抗战论集》乃至全集，只出过竖排繁体版，时人没几个真正读过或有耐心去读，所以大都人云亦云，听风说雨啊!十多年前，萨大嘴在西西河论坛大吹特吹蒋百里时，就有较真儿的“河友”找来这些繁体竖排文本，费了老大功夫扫描识别成了电子文本，这才让我等能够认真去对照着萨大嘴忽悠，捧读了一番。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较之于没读前，那就是一个大跌眼镜啊!且不仅没找到萨大嘴所言的“专业版抗日持久战理论”乃至“办法”，就连一般的战役研判和战况预判，蒋百里也经常是自我打脸，甚至是前脸打后脸啊!更遑论他是什么“抗日战争总战略制定者”?当“河友”们把这些电子版文字摆在萨大嘴面前时，萨大嘴无言以对，胡乱搪塞，但当他写书挣钱时照旧是那番忽悠，祸害一大片无知受众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蒋百里全集》，我拿来一读，感觉更有趣了：这里头的东西非但不能证实萨大嘴忽悠，反而凭添了更多的打脸利器啊!这套全集里收录了蒋百里与常凯申的诸多信函，蒋百里抗战以来的诸多演讲和答记者问，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抗战之前到抗战一年后蒋百里先生故去，他从来没有进入过国军统帅部决策层，他的言行对国府大本营的决策基本上没有产生过太多太大的影响。蒋百里根本谈不上“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写的东西不能说没有价值，但的确不沾地气儿，更谈不上什么可供操作的办法!
至于与某些人嘴里“军事上不专业的毛先生”比，嘿嘿嘿嘿，那咋比?拿啥比?这两位之间的差距，那不是以道理能计滴!
诸位若是不信，不妨拿着放大镜在《蒋百里全集》中去寻章摘句，完了再来跟我辩论!我仅举两个蒋百里对抗战中两场战事的“英明预言”，请诸位好好欣赏一下。
蒋百里“英明预言”之一：南京能守多长时间?
1937年11月上旬，蒋百里作出“南京至少能守六个月”的预测，如下图。而1个月后，南京陷落，金陵被屠。
——某些人号称提出了抗日战争总战略的蒋百里，某些人号称提出了持久战的蒋百里，心中持久战竟然是：在一个地方守得长才是持久战。不读《蒋百里全集》不知道，真是读得越多，越对他跌眼镜啊!
蒋百里“英明预言”之二：武汉能守多长时间?
1938年9月10日，蒋百里在《武汉日报》作出预测，如下图：
1月后的10月23日，蒋百里对《广西日报》记者作出预测如下图：
——此前的10月16日，蒋介石已决定放弃武汉;27日，三面包围武汉的日军占领武汉。一周后的11月4日，蒋百里撒手人寰。
多年后，陈长官辞修在其《私人回忆录》“武汉会战之教训”中称：
“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
——也就是说，蒋百里根本没参与中枢决策，啥都知不道，遑论“制定总战略”?
也就是说，当年以“军事专家”身份通过媒体对受众言之凿凿作英明预测的蒋百里先生，其实与国军最高统帅部隔得很远，其实就是一个啥都知不道的嘴炮!这也说明国军最高统帅部其实并不在意他这个人，他的忽悠最高统帅部当然也不会在意了!
这个事实可能会伤狠多国粉的心。但，事实，就是事实!
二、说说萨大嘴乌龙之“蒋百里专业版对日作战方略”
著名历史发明家萨大嘴在其畅销专著《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密中国抗战》中“气高骨硬——蒋百里将军侧记”中言之凿凿地写道：
“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字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密中国抗战》第207～第20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说得跟真的似的。
像真的，但是这并不是真的，而是萨大嘴自己炮制的乌龙神话!
第一段中第一句话，萨大嘴就不守“5W+1H”原则，利用自己居留日本被人认作天赋“日本通”的既定印象，没得任何证据支撑就亮出来自日本对蒋百里将军的盛赞。试问，这“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出自哪位日本人之口?萨大嘴为什么不能亮出来以增加其话语可信度?我们是不是有充分理由问一句：这是日本人说的，还是萨大嘴自己杜撰的?萨大嘴是不是有义务出来解一下惑?
至于天皇赠刀，已呗网友们的大量证据证伪，在此按下不提。
“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我们可以姑且认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这个前提下，请展开中国地图，瞅一瞅东来的日军要想拿下中国，既或没有国军“主动出击上海日军”，日军除了“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暂且不提日军从平津南下，从广州北攻)，他还能怎么走?
即或从东北或华南来的日军，最后不还得转向西攻么?
这算是多么杰出的军事预见吗?
国军主动出击上海日军，是按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甲案)的既定部署(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来自蒋百里的意思)：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对杭州湾、江阴之江面，实行封锁，阻绝敌舰之侵入。”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1937年1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这个作战计划及意图，有萨大嘴吹得那么神乎其神么?
而且，淞沪作战及沿长江而上的作战，恰恰有利于日军优势海空火力的施展，对国军有什么有利可言?
我的看法是，这个“主动出击上海日军”恰恰是萨大嘴的一个大BUG，弄巧反而成拙!
第二段具体言及的所谓“蒋百里专业版对日作战方略”，《国防论》中反正是找不到的，至于蒋氏“其他著作”，萨大嘴一如既往地没有提供出处与证据，但蒋百里将军抗战开始一年后即故去，其言及抗战的文字及信函，包括演讲和答记者问的内容，也是不多的，屈指就能数得过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萨大嘴难道还找不出来?这些文字萨大嘴究竟读过没有?读过多少?读懂没有?很难不让人产生疑问!
而且，这个所谓的方略，概念混淆，相互矛盾之处甚多，很难相信是出自民国著名军事家之口，倒更象是萨大嘴牵强附会地自我演绎。演绎的结果是，非但没有拔高蒋百里将军，反而抹黑了人家。比如，“不应步步后退”与“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容的概念么?全面抗战究竟是什么意思?节节抵抗且后退了，就不是全面抗战?而不后退，谈何“以空间换取时间”?谈何“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再比如，“相持决战”是个什么意思?是哪家的军事术语?抗日战争有过决战么?后来的相持，仅仅发生在“湖南、四川交界处”?
更大的问题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蒋百里全集》，收录有蒋氏所有与抗战有关的文字，这些文字恰恰起到的是对萨大嘴乌龙神话证伪的作用!按上述萨大嘴神话第二段中“主动出击上海日军”一句可以判断，所谓蒋百里“专业版对日作战方略”应该出自抗战之前或之初。但从蒋百里此前的文字及信函中，不仅找不到有关证据，反而有不少证伪的证据!
比如，“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蒋百里至少有两封给蒋介石的建议信函，这些信凿中涉及的部署，主要还是向华北增兵，准备持久作战，“兵力应有纵长之配置”。而对淞沪方面，则要求迅速解决，“不宜多控置预备队于后方”，以免“敌以少数兵力牵制我大部兵力”，这都是战役战术措置，而且没有被统帅部所完全采纳——至少淞沪部分就是如此。
哪里有什么“对日作战全面方略”，还“专业性”?
《蒋百里全集》附录收集有蒋百里去世后时人的纪念文章，其中有梁漱溟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从中可以得窥蒋百里当时瞩目所在，以及与韩复榘之间关于抗战全局局势的基本判断。梁老先生对蒋百里的抗战决心和态度多有赞誉，但从办法上来说，蒋百里并没有解梁先生心中悲观之惑——梁老先生对时局的悲观态度，还是在去延安与故人毛泽东深谈后，才得以基本释然。而毛泽东使梁老先生基本释然的谈话内容，差不多就是《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那时《论持久战》已经发表。
持久战的办法，究竟出自谁?
这个嘛，反正与萨大嘴的乌龙神话，完全相反!
结论：如果这个“专业版对日作战方略”真是蒋百里的文字，那说明他这个民国著名战略家是个假冒伪劣;如要这个“专业版对日作战方略”是萨大嘴杜撰了，说明萨大嘴吹捧得用力过猛，适得其反，狠狠地黑了人家蒋百里!
附：蒋百里致蒋介石的两封建议函——
三、梁漱溟先生没有从蒋百里那儿获得了彻底的“抗战必胜”的信心!
蒋百里和梁漱溟是好友。
两位好友术业各有专攻，蒋百里从事兵学研究，梁漱溟专注乡村建设。但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爱国忧民，关注时局。
据梁先生回忆，抗战之前，日寇在华北大搞“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前后，俩人就一起议论过抗战爆发的前途——
“他(指蒋百里——引者注)素来熟悉日本事情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他首先对我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自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在惹事生非的日本人自己。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为时甚暂;就连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不能加以利用，仍然不行，等等。结论就在中国人要努力。
他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观察有这么几点：
1.中国民族凤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
2.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确。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当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起来。
3.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不稍放松。诚如古话‘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
他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而要可归类于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武器、如地势、如经济资源，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和不和、士卒的士气，等等，亦包含很多。两面关系皆很要紧，但总以人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在一次战役上，将帅才能关系最显。但战争规模太大了，年月拖长了，那就是多数士卒的关系重大。而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场面最大、年月最久的，为战争史上所少有。那末，战士群众的关系重要性将居第一位。
士卒优劣长短如何，自又有许多点可论，例如其体力、年龄、文化程度及其技术精熟与否，但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要紧。大概以战士对于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在各不同的社会，其人作战心理就不同。譬如游牧民族或者工商业社会，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昧，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社会只在自卫性的作战上乃发得出力量。前面说过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那些作战上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作战亲切，对侵略则否;对国家不够亲切，而保卫地方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作战不止一次，敌人的优长点在一次表现，在二次、三次表现，但决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长点，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1]
蒋百里先生的这番议论，的确是言之有理，而且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这在当年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且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蒋百里还非常看重未来抗战中山东的重要战略地位，他说：“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重要的一个地方。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山东并且屏障徐、海及其以南地方。”[2]
抗战爆发后，“八一三”抗战之前，这对老友均被国民政府聘为“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又在上海相聚。梁先生回忆说，这个时候的蒋百里仍然一派豪言壮语，给他打气鼓劲：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于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
他总是说：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究竟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指日军)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是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3]
“八一三”打响后，蒋百里自请去他历来很看重的战略要地山东视察防务，梁漱溟也要去山东处理“乡建三年计划”的相关事宜，于是又同行去了山东，面见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8月)21日，我们离徐，次日(22日)抵济南，有民政厅长李树春奉韩命来站候接。李陪百里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遁问：他(指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韩的神情似乎不满意这个答复，认为这是打官话非实情。我只得把百里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地位关系，此来纯生于他自动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提到百里说过的那些话，我们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控制着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徐州江北在我于，南京便得其屏。韩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4]
此时的韩复榘对坚持山东已全无信心，这不仅让致力于“三年乡村建设计划”[5]书生梁先生很是失望，实际上也否定了兵学大家蒋百里对山东重要战略地位的看重——
“韩随后就说出他自己之所见：日本人力量强大而我们种种缺点太多，大战既起，中国东半部广大地区不论北方或南方都非沦人敌手不可，死力拒守亦是白费力。中国现在只有西撤，撤至平汉路(当时的名称)以西去，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外国人也起来打日本，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不然是不行的。一句话：仗得在末后打。”[6]
被很多后人传作“蒋百里抗战战略”之一的“平汉路以西决战”，其著作权人原来是韩复榘——这位已经在为自己后来放弃山东之责作开脱的准备了。
尔后，韩复榘又单独约见了蒋百里。
这次约见后，蒋百里又对梁漱溟谈了约见的情况及自己的见解：
“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然后他给我讲明其中道理，他说，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非有待国际大势变化不可了。所以撤至西半边去，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图收复，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呢?须知反攻战胜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紧要问题：
㈠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
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稳步地西撤;或是撒到西部闹不团结，缺乏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那就有了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㈡等待机会反攻，要看怎样地等待?
反攻要做准备工作，不能静待反攻。准备亦不能撤到西部之后再做，要从西撤那一天起就准备东反。更确切地说：未曾西撤，先即准备下了东反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西部有西部的准备工作，东部有东部的准备工作，撒到西部并非就放弃了东部，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前一问题侧重于上面军政(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问题则转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会分为两个，实是一体相联的事情。他点出他一向说的，‘我们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则中原地方非敌人所得而有’，既指正规军说，亦指非正规军(游击队)而说;既指西撤前说，亦指西撤后而说。”[7]
由此可见，蒋百里对韩复榘的看法是有保留的，保留部分恰恰是对的韩复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批评!蒋百里认为：“单是靠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呢?须知反攻战胜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
——笔者认为，这是蒋百里先生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对国民政府抗战战略中消极一面的批判。这远胜于被网络大忽悠萨大嘴子虚乌有编造出来的“中国抗战总战略”!也比所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能与他和”这种被动无奈的意气之辞，要有意义得多!这与毛主席“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相当接近——注意，笔者说的仅仅是“接近”而不是等同，毛主席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强化，还是要高出蒋百里好几个档次。
而且，蒋百里对“西撤战略”的忧虑，恰恰不幸而言中!
而且，蒋百里对山东重要地位把控的预判，又恰恰有幸而言中——只不过，这个预判是由共产党人来变成现实的。
然而，老友蒋百里并没有让书生梁漱溟释去心中之惶惑——理由无他，蒋百里对“西撤战略”的忧虑，不幸而言中了!此后的战局发展，每况愈下，梁先生心中之惑也越来越大。多年后，已进入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梁老先生对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Guy S.Alitto)谈及了当年的心境：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8]
1938年1月，带着满肚子悲观和疑惑的梁漱溟先生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作了彻夜长谈——
“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9]
关于这次谈话的效果，梁先生在自述中写道：
“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昕，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10]
艾恺先生也称：
对于战局，梁漱溟当时是沮丧悲观的，战争的前六个月，日军几乎是随意进退，攻占了中国大部分重镇和铁路。中国则尚需赢得一场重要的战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竟然改变了梁漱溟的思想(这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漂亮仗)。“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11]
就这样，从兵学大家兼好友的蒋百里处未能得到的抗战信心，梁漱溟在毛泽东这儿得到了——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并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您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与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
毛泽东讲得那样入情入理，致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我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心里不由地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的谈话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12]
梁老先生，很可能是亲聆毛主席对《论持久战》系统阐述的第一人!
《论持久战》，既是一本军事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其论据之充分，逻辑之强大，语言之通俗与精彩，文笔之雄辩与深刻，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甚称首屈一指，无人能及。至于毛主席是怎么让梁先生信服从而对抗战前途产生信心的，笔者把这个问题留给各位朋友——各位朋友不妨自己去读一读《论持久战》，自己去求得答案，解得疑惑。
四、蒋百里在蒋介石父子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在著名历史发明家萨大嘴的八卦神话中，蒋百里先生是“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制定者”、“持久战的首倡者”、“两败日本陆军”的大英豪，那么这么一个人物，在抗日战争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蒋公中正心目中的位置，那一定是很高很重的，是吧?
陶菊隐先生是民国生人，记者行当的前辈，百里先生的密友，忘年交——后来还为百里先生立过传。对蒋百里先生的人生际遇，应该是很有发言权吧?百里先生去世后，陶先生曾撰文悼念，曾誉蒋百里先生是“中国唯一军事学者”——我认为是当年众多悼文中对蒋百里先生评价最高的一档，而且言及过蒋介石对蒋百里先生的“知遇”(见下图中加红部分)——
然而，民国崩塌后，陶先生在《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对蒋介石、蒋百里关系却又是如是评价(见下图中加红部分)——
——“政治上的装饰品”，“皆有其名而无其实”。
——“经常在报上发表长期抗战的言论，对抗战前途起了良好的影响”(没有“总战略制定者”哈)。
嘿嘿嘿嘿，窃以为，这个评价才最接近真实——一个被优礼有加，却又不为中枢层所纳入的“中国唯一军事学者”。
N多年后，台湾开了一次蒋百里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蒋二公子纬国先生出席并致辞。蒋纬国当过台湾三军大学校长，这个三军大学的前身就是陆军大学，而蒋百里先生就曾经陆军大学校长——蒋纬国跟蒋百里既是师从也是传承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所以，蒋纬国的致辞写得情深又义切，很动人的——
请注意我特意加红杠加红框部分，这里有两个猛料——
猛料之一：蒋纬国差点儿跟蒋三小姐联姻——蒋三小姐是谁?各位不会不知道吧?
猛料之二：蒋百里先生死而复活，1938年11月4日病故后，又于蒋纬国1939年归国后在重庆与之重聚，且“每次见面都很亲热”，“与蒋家群姊妹亲如家人”。
雷人不?
雷——人——不?
当然，死人是不可能复活滴，时空是不可能倒转滴。蒋纬国这段深情的怀念之辞，只能是记错了!
——这么情深意切的长者兼友人，竟然能被记错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蒋百里先生在蒋纬国的心中，究竟是个什么位置?
噢，这还不算啥，蒋纬国在谈及蒋百里先生在军事学术上的贡献——也就是其“用兵思想”时，竟然没有一个字言及“首倡持久战”、“抗战总战略”等等被萨大嘴忽悠得神乎其神的伟大贡献!
真是，人啊，说话实事求是一点儿，很难么?
注释：
[1]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47～第148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2]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49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3]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0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4]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5～第156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5]梁漱溟在抗战前与山东省主席韩复集刚好订有一个“三年计划”，以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为主，为中日关系一旦破裂而做准备。
[6]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6～第157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7]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7～第158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8]《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第80页，东方(中国)博奥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1版。
[9]《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第80页，东方(中国)博奥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1版。
[10]《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1941年于香港)》，《梁漱溟自述》第179页，漓江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1]《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美]艾恺著)第29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12]陈东林：《七十多年前梁漱溟延安讨教毛泽东》，《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