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为奉系军警暴力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大开方便之门，自导自演这出“请求搜查—给予授权”的丑剧，实是以奉系军阀为爪牙和打手扼杀中国革命，消灭对使馆界、《辛丑条约》及其在华利益特权的“威胁”。

1927年4月6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主导策划下，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带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闯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进行搜查，逮捕包括李大钊同志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使馆工作人员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范鸿劼等20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组织的特别法庭判处绞刑，英勇就义。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表面是奉系军阀所为，实际整个过程都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度参与。

反共反苏是合谋基础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推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鼓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苏俄政权采取敌视、干涉和封锁政策。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激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更趋紧张。如英国政府虽于1924年初承认苏联并与之建交，但同年底保守党上台并拒绝批准《英苏条约》，1925年后又积极策划建立反苏同盟。苏联工人对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声援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同情，使得帝国主义国家更加敌视苏联。1927年，苏联驻英贸易机构遭到无理搜查，英国政府还撕毁《英苏贸易协定》，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而美国诬蔑苏维埃政权为“红色恐怖”，视社会主义为“真正的敌人”、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威胁”。1924年后，虽美苏经贸关系有所缓和，但美国依然拒绝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把苏联改变社会制度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在国会咨文中宣称不打算与拒绝承认所谓“国际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国民革命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获得苏联支持同情的中国革命视为在华特权和利益的最大威胁。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宣称，“中国现时不安情形之造成有二大原因：一为中央政府之脆弱，一为社会主义精神之发生”，强调共产主义是列强和军阀政府的共同敌人和主要危险。西方在华人士还大肆筹划建立“反赤”组织。如1926年3月，在上海的英、法、日等国人士“组织一护宪会，以抵制过激主义”，总部设在上海，于中国各大城市均设立分会。

与此同时，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各路军阀为对抗国民革命，同样大肆反苏反共，并在“反赤”名义下进一步勾结。1926年4月，直奉联军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为名查封《京报》报馆，杀害主笔邵飘萍。5月，直、奉、晋系军阀在北京成立“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各派驻一全权代表，“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8月，鲁系军阀张宗昌杀害抨击军阀统治的《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11月，奉、鲁系军阀及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的代表召开军事会议，公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联合军总司令”(后称“安国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虽然1927年初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因奉吴河南战争而解体，但纵观以奉系为首的军阀以“反赤”为招牌的相关行动，其根本目的正是对抗革命运动、强化反动统治。

由此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外反动势力在反共反苏上有了合作的基础。奉系为争取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反赤”的支持，还进行大量游说活动。1924年11月，张作霖与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迈耶谈话，称“目前最严重的威胁是‘布尔什维克问题’”，强调中国“赤化”对美国等列强在华利益构成威胁，“苏联的在华活动已大大危及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最大的危险是孙逸仙与苏联人的联合”。张作霖怂恿列强驻华公使“在布尔什维克问题上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暗示自己一定配合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假如外国代表不这样做，那么他就无法明确自己的政策。如果外交代表们这样做了，他就会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中外反动势力不仅在“反赤”认识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已经有相互配合、开展协作的倾向。

双方合谋进行搜查逮捕行动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成为国共两党北方地区革命活动的实际负责人。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形势日趋紧张。3月下旬，已遭通缉的李大钊将国共两党北方工作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原俄国兵营内，继续斗争。至1927年初，李大钊领导的革命活动有力地配合北伐战争，奉系军阀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为此，张作霖再次以“反赤”为借口寻求与列强合作。对李大钊的抓捕正是中外反动势力合作“反赤”的具体表现。

为抓捕李大钊，奉系军阀与列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国共两党北方工作领导机关搬入东交民巷后，法国和日本使馆人员发现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夜间也经常举行会议，便立即将这一情报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帝国主义列强明面上禁止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为了解苏联大使馆的情况，奉系军警事先请熟悉东交民巷者“为之画图”，4月6日即“按图把守”、进行搜查。

由于进入东交民巷抓捕李大钊牵涉各国驻华使馆及拥有一系列特权的使馆界，奉系军阀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游说。1927年1月，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向外相张伯伦报告，“张元帅的密使吴晋向我初次提起关于苏联驻华使馆的活动，他宣称，那是反对英国及其他密谋的中心。他询问，外交公使团能否采取某种措施惩处苏联使馆，或者，他们能否允许张元帅查抄它”。此后，吴晋多次就“反赤”问题与各国使馆沟通，向外交团领衔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指控“苏联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暴动”，“有四千只手枪被偷偷运入旧帝俄警卫兵营，从那里分发给在北京的骚乱分子”，表示“特别希望抄查道胜银行，期望在那找到武器和重要文件”。

经过煽动和游说，4月初，外交团决议与奉系军阀合作：“如果使馆区的优惠待遇被用于反对当地政府，那么整个使馆区的法律地位将受到危害。于是，会议一致同意，如果中国警方能提供适当的搜捕令，将由领袖公使授权其进入任何令人怀疑的苏联私人地产，特别是搜查令所提到的地方。”外交团心知肚明，军阀政府对《辛丑条约》的承认是维持使馆界“法律地位”的必需。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欲推翻军阀统治，也将动摇不平等条约及列强在华特权。帝国主义列强为奉系军警暴力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大开方便之门，自导自演这出“请求搜查—给予授权”的丑剧，并非允许奉系军阀染指由他们严密控制的使馆界，而是以他们为爪牙和打手，试图扼杀中国革命这一“心腹大患”，消灭对使馆界、《辛丑条约》及其在华整体利益的“威胁”。

4月6日上午，京师警察厅按照双方商定的“剧本”开始行动，向外交团提供了所谓“适当的搜捕令”，指控共产党人“煽惑学生、工人，为扰乱北京之预备”，“此等过激思想专以迫害侨民、破坏秩序为事，近来汉口、沪宁等处，党军所至，中外人民皆受其迫害”，“其关系于各友邦侨民之安全者，尤非浅鲜”，要求搜查“远东银行、道清银公司及庚款委员会旧址一带房舍”。搜捕令通篇强调“赤化”对列强侨民和在华利益的危害，刻意提及两周前的“南京事件”，煽动帝国主义列强对北伐战争的敌视和干涉。而领衔公使欧登科收到搜查令后，立即代表外交团在搜查令第一页写下允许奉系军警进入使馆界的指示并签字。这份搜查令及上面的签字是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又一有力证据。

搜捕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也间接证明中外反动势力事前的合谋。如荷枪实弹的奉系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时，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赴荷兰使馆指挥。奉系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时皆系红绳，便于列强识别身份。大批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西院时，东交民巷所雇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大使馆的英国使馆高墙上还出现全副武装的士兵，既有监视并防止事态扩大的考虑，又间接帮助奉系军警顺利完成搜捕、防范被捕者逃脱。

抓捕行动后的密谋

搜查过程中，奉系军警不仅闯入在搜查令中指明的远东银行、道清银公司及庚款委员会旧址，还闯入苏联大使馆武官办公室、商务代表处和使馆雇员住宅，实际搜查了整个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4月6日晚，领衔公使欧登科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照会、提出抗议，称奉系军警“超越了所授权的范围”。这一抗议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奉系军警未按议定“剧本”行事、挑战外交团权威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掩耳盗铃，部分撇清自身对搜查活动的责任。但当奉系军警发现搜获的“叛乱用”武器数量远远低于其指控时，外交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以便军警“搜查”更多证据。可见所谓“抗议”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的粉饰，并不影响外交团对奉系军警“反赤”活动整体上的配合与支持。

为了向帝国主义列强展示“反赤成果”，制造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充足理由，张作霖竭力在查抄所获的大批文件中搜寻所谓“赤化”活动危及列强在华利益的“确证”。他命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担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指示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的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在张作霖授意下，张国忱与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等合作伪造文件《致驻华武官训令》，污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煽动“排外”、是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的“始作俑者”。《致驻华武官训令》还成为同年英国宣布与苏联断交的借口之一。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深度参与搜捕所获材料的处理工作。美国公使马慕瑞向美国政府汇报称，文件处置工作是在美国陆军上尉约翰·拉泰指导下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拉泰回忆，当时他与法国、英国武官首先被允许查看这批文件，受到张作霖的欢迎，“我们答应全力合作。在我的外国血统的随员中有一位精通俄文。他被指派负责这项工作，挑选更重要的文件，对某些原件拍照，把文件翻译成英文”。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革命者被奉系军阀掌控的特别法庭判处绞刑，英勇就义。这次审判以及行刑并未公开，但2011年，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有关工作人员在荷兰国家档案馆发现一批奉系军阀查抄自苏联大使馆的材料，其中还有一组非常清晰的李大钊等人就义前的照片。这说明，围绕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问题，张作霖与领衔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有密切沟通，甚至在杀害李大钊问题上获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谅解”和“默许”，并以李大钊的鲜血向他们邀功请赏。

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合谋导致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血的事实证明，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中国人民欲争取彻底的独立和解放，一方面必须推翻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肆意迫害进步力量、不惜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军阀，另一方面更须驱逐作为军阀统治支持者、敌视中国革命的列强势力，废除其一切在华特权。虽然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卑劣地剥夺了李大钊的生命，但他作为反帝反封建事业的先驱、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功勋却永世长存。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