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差来中国
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mberg。他从小就常“离经叛道”，常有出人意外之举。17岁参加学生运动，支持黑人的解放斗争。19岁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应征入伍，按照军队规定脱离美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军队派他去学习日文，准备将来做战地日军的工作。但他的叛逆性格使他拒绝了这一安排，坚持学中文，希望将来能够到中国看看。李敦白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老师中包括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他努力学习汉语的同时，初步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促使他更加渴望到中国去，和中国人民交朋友。这改学中文的“一念之差”，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李敦白被分配到中国的昆明，在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当地中国人向美军索赔事宜。在这期间，他处理的一个中国女孩被一个酗酒美军驾驶汽车轧死的索赔案件，深深触动了他的人性良知：几经交涉，死者家长仅得到26美元的赔偿。而且被保长、甲长层层克扣，到死者家长手上的只剩8美元。这对他触动很大，一条人命怎么就值这么点钱呢?后来他说：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留在中国。他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了解中国的许多真实情况，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统治的大量事实。
李敦白来到中国后，有一位中国朋友将他的名字译成“李敦白”。前后两个字合起来是中国的“诗仙”李白，中间一个字的意思是“敦厚”。这个名字不仅接近英文名字的发音，而且完全“中国化”，和唐代大诗人李白巧妙连线，他乐意采用。熟人都叫他“老李”。
受大量事实的感染，李敦白在昆明思想逐渐“革命化”。他常买一些报刊，了解中国的社会、战争情况。他最常看的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均在重庆出版)。他觉得这两份报刊比较真实、亲民。时间一久，他在报童的引荐下竟与办报人员晤谈，进一步了解中共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业绩，心生敬佩。
此外，他还利用美军的身份，对中共地下党进行具体的帮助，如购买一些革命根据地急需物品等。甚至，他用美军的吉普车，把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转移到城外脱险。他回忆说：此时他的思想“逐渐革命化”。
拒绝返美留中国
1945年11月，驻昆明的美军准备回国了，李敦白的使命结束，理应随军离开中国。可是他此前与地下党和革命者多次接触，“逐渐革命化”的思想使他又一次“叛逆”美军的安排，执意长期留在中国。他回忆说：“在中国，不论是共产党、国民党，工人或是教授，城里人还是农民，我都可以接触。未来有那么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开发，我怎么舍得离开中国?”他留在中国的申请，意外地获得批准。他设法调到上海工作。
经地下党的介绍，李敦白在上海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社会著名人士。宋庆龄介绍他到设在上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当救济“观察员”。具体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到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军的管束。在这里，他听到许多关于延安和各解放区的信息，渴望能到延安去实地看一下。
1946年，李敦白来到张家口，帮助筹建新华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的晋察冀分社(台)的英语广播。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救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他说：“你到那里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对此他大惑不解：不是盟国吗?怎么还暗中搜集人家的情报呢?他在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认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中共高级将领。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代表、美军代表在那里进行“和平调处”。美国的一位将军把李敦白当成“自己人”，在厕所里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要在此久留，“政府(指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我们让他们把共产党军队消灭。”这几句话，让他看透了美国政策的本质。当天，他就把美国军官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同时还开玩笑地说：“你把情报给了我们，你还是美国观察员吗?”说完两人相视一笑。实际上，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不久，李先念率部进行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回到上海以后，李敦白觉得他的“差事”干得没劲，打算辞职回国。宋庆龄了解李敦白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建议他回国之前去拜访一下周恩来。于是，他从上海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周恩来建议他到延安去参观一下，以便回到美国以后，正确地宣传中国的情况。这一建议使他喜出望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李敦白开始了他的红色之旅。从上海到北平，计划经张家口转延安。
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挽留他，帮助筹建新华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的晋察冀分社(台)的英语广播，请他担任英文稿的翻译、修改和广播。他愉快地服从这一安排，工作得很努力。他在这里认识了电台播音员魏琳，不久，魏琳成为了他的妻子。李敦白在张家口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上护送他们来到延安。
清凉山的“大鼻子”
1946年10月19日，李敦白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中央分配他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他来到清凉山时，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已合并，社长兼总编辑是廖承志。廖承志亲自来到李敦白的窑洞，表示欢迎国际友人参加新华社的工作，向他介绍了新华社的机构、分工、人员和困难问题，并希望他多出主意，帮助改进。听到这里，李敦白急忙说：“可不是帮忙，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一起来做，一定能搞好!”廖承志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个美国朋友的觉悟很高，值得信赖。
从此，在清凉山上人们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大鼻子”工作人员，戴一副近视眼镜，和大家一样穿灰色的棉军大衣，职务是新华社的英语专家。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不把自己当外人，受到新华社同仁的一致好评。不久，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批准。因为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以及在华表现良好，又经中央特殊批准，他成为唯一一名美裔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实，李敦白在张家口时，就提出过加入中共的申请。来到延安后，又郑重提出入党要求，终于如愿。
10月末，斯特朗从外地访问后再次来到延安访问。社长廖承志派李敦白担任翻译，先后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通过这次访问活动，李敦白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同时他还把一些党的文件、资料翻译给斯特朗，并一起研究如何把它们写进文章和书中。因此，斯特朗这期间的文章和著作，无不渗透着李敦白的心血。
当时，经过整顿的新华社分为三个编辑部，即：解放区部、国民党区部和国际部。李敦白被分配在国际部英语组，专门负责审查抄收外电新闻，择其要者翻译成中文，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考。同时，他还负责审读其他人翻译的外文稿，以及中译英的新闻稿件，工作一丝不苟。1946年底，新华社年终总结评奖时，李敦白被评为甲等模范。他登台领奖时高兴地说：“今年我得了甲等奖，这不算什么;我还要努力，明年要拿特等奖。不管什么奖，都是为了打老蒋。”台下一阵掌声。
在清凉山上，李敦白立下一个永载史册的重大功劳。1946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该诗表现群众反压迫，求解放的主题，感人至深;诗的形式采用陕北的信天游，清新活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立即著文，称颂这首体现延安文艺座谈会成果的叙事诗。李敦白看了，也很喜欢。他主动请示并得到批准，日以继夜地将它译成英文，用新华社的电台向世界播出。为此，他成为以广播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将延安时期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向世界广播的第一人。
当时，党对李敦白非常信任。总编辑传达从杨家岭党中央带回的新精神时，李敦白被邀与各部负责人一起听，有时他还被邀列席编委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组织给他的一种特殊荣耀。后来李敦白说：“我在清凉山的那段经历，终生难忘!”
延安舞会开眼界
说来也巧，李敦白到延安后见到毛泽东，是在周末的一次舞会上。那晚，当李敦白被领进舞场时，毛泽东停下舞步，主动走来与李敦白打招呼。显然，他早已知道李敦白来到延安这件事。他边握手边说:“我们很高兴地欢迎美国同志来这里工作!”未等李敦白回应，他接着说：“抗日战争时，有些人笑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的确是这样，可我们还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人。你会发现延安的生活非常简朴。”意思是提醒他准备吃苦，过艰苦生活。
李敦白说：“我无所谓。”毛泽东说：“你的中文说得真好。我也一直想学英文，但对我来说太难了。”“如果我能在学习中帮上忙，倒很乐意一试。”李敦白热情地说。
这次巧遇毛泽东，李敦白喜出望外。他说：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运气竟然这么好，来到延安不久就见到久仰的毛泽东。我一直从报纸上关注他的消息，在斯坦福时学习他的文章，而如今他就站在我面前，与我面对面地交谈，这情景如在梦中，令我兴奋异常。
上世纪40年代，李敦白和毛泽东。
在舞会上，李敦白眼界大开。他还见到来跳舞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毛泽东冲他招手说：“哈，朱老总来了!”并迎上前去握手。他们坐下闲谈时，李敦白坐在两人中间，显示出两位“大人物”对他的尊重，心里很感动。近距离的观察，他发现“朱德有一张饱经风霜、岁月雕刻过的脸庞。可能是因为经常挂着笑容，使得他即使不笑时笑纹也因年深日久而留在脸上”，比画像老得多。朱德突然笑着问李敦白：“你身上长虱子没有?”未等李回答，他接着说：“要是没长虱子，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说完得意地笑起来。此时，有人把朱德请去跳舞，他的夫人康克清走过来对李敦白说：“他可是一个真正的‘行动派’，只要他跳得动，是绝不错过任何一支舞的。”李敦白说：“我在昆明时，有人对我讲过许多有关‘朱毛’的英雄故事，他们把‘朱毛’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康克清笑起来。
简陋的大屋子舞场热闹非凡，战士、参谋、护士、医生、记者、翻译、指挥官、政治官员、理论家们，在一起翩翩起舞;官衔最高的与官衔最低的在一起跳舞，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令李敦白大开眼界。在舞会上他还结识了江青。
在延安，毛泽东对李敦白印象不错。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并不排外，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斯特朗这样的美国人，我们都欢迎。明确表达了对李敦白的赞许。
毛泽东周恩来向他当面道歉
1949年初，李敦白神秘地消失了。原因是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出了问题，苏方说她是一个“美国间谍”。并且在世界上发展了一个大范围的“国际谍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李敦白也抓起来。当时党中央很不理解，因为没有发现他丝毫的“间谍”活动，但还是执行了苏联的“指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华社随军进城，立即开展工作。但李敦白却被当作“罪犯”押解着进城，同事们依然不知道他犯有何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国际间谍”的冤案。1955年4月4日，被囚禁了6年零3个月的李敦白才被释放。公安部的一位干部向他宣布：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调查你的案子，最终发现你是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和公安部，为这一错误向你道歉。李敦白大度地接受了这个以自己的“小屋苦难”换来的“道歉”。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呢?这是自己钟爱的国家的“道歉”啊!
李敦白被关押，把妻子魏琳也“关”跑了。她忍受不了长达6年丈夫音讯全无的日子，只好选择离婚。1955年“五一”节以后不久，李敦白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办公室。
李敦白上班后不久，就恢复了党籍，这个“大鼻子”是英语组唯一的党员。令李敦白高兴的是，他在电台结识了在总编室工作的王玉琳，并喜结良缘。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李敦白(左一)。
1958年9月，斯特朗来到北京定居。周恩来为她举行欢迎宴会，李敦白、王玉琳夫妇应邀作陪。周恩来诚恳地对他说：“伤害了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错误。”
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斯特朗和李敦白应邀出席。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年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被捕了。”他转身对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斯特朗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向他当面道歉，承认了错误，使他感到很大安慰。
“文革”沉浮两重天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广播局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李敦白的胸中“激情”澎湃。他积极投入运动，贴大字报，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起闹革命。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成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
1966年国庆节，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礼遇。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和毛泽东握手。李敦白回到单位以后，人们拥来和他握手，因为这手是和领袖握过的啊。人们说：“老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啦，还和毛主席握了手呢。”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国际主义战士李敦白”的大名传遍了华夏。他向人们描述了与毛泽东握手的种种细节，语气中充满了兴奋和自豪。他的头脑有些膨胀了。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李敦白，并为他题词。
1967年2月，广播局成立了一个“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群众组织，并夺了电台的领导权，李敦白当选为头目之一。接着，由“夺权派”成立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李敦白被推举为“一把手”。对于这两个“头衔”，他都欣然接受。不久，他有些醒悟了，说：“不管怎样，广播局不能由一个外国人负责呀。”但很快他又“昏迷不醒”。4月8日，李敦白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狂捧文化大革命;4月10日，他又参加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并登台表态。此外，他似乎“批”红了眼，又批斗了一批在京的国际友人，包括马海德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那时，李敦白走在街上，许多人争相与他握手、围观，还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俨然成了北京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在回忆中说：“那时我红得发紫。”
李敦白这种“红得发紫”、飘飘然的日子，只维持了6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等到9月底，他没有收到天安门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不久，他又看到英文的《北京周报》重新发表了去年毛泽东会见外宾和群众组织代表的照片，斯特朗等人都赫然在目，而他原来所在的那个位置，却变成了一片黑。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李敦白和王玉琳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他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批判。后来他才知道，这种遭遇是因为江青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可是，当初把他扶到台上并加以利用的也是江青。
李敦白出狱后与家人合影。
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锒铛入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美国特务。1973年，许多被关押的外国人被释放，但李敦白又被当作“王、关、戚”分子继续关押着。1976年末，李敦白发现报纸上关于“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的名字消失了。有一天，他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在院子里大喊大骂，声音又高又尖，是他熟悉的江青的声音。他想：“江青进来了，我该出去了。”果然不出所料，1977年11月19日，关押了9年8个月零1天的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是“文革”结束后外国专家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1982年，经过妻子王玉琳的奔走催促，公安部给李敦白作出正式“平反结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1968年入狱，是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对此，李敦白表示接受，一句气愤的话都没有说。
来往中美两国间
李敦白被释放平反后，没有回到广播局复职，而是被先后安排到新华社、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他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况且年近花甲，他觉得的确老了。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夫妇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购票，乘飞机回到美国，他们暂住在姐姐家中。王玉琳织毛衣出售，同时教授中文和中国烹饪，挣一点微薄的生活费。李敦白到学校教课挣一点钱，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个“千金”陆续来美国，并找到工作，一家人的生活状况逐渐改善。他们夫妇都是干事的人，不想虚度时光，商量好“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机会终于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到中国拍电影，找李敦白帮忙当翻译。他在中国各地为公司办成了不少事，公司对他很满意。回国后，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在《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播出。这样一来，他在美国成了“名人”。不少美国公司找他们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
几次的成功以后，他们摸到了经商门径，便注册成立了“李敦白有限公司”。李敦白担任总经理，妻子是副总经理。为了公司的业务，他们从美国的东部搬到了西部，经常到中国开展业务活动。
他与中国老朋友见面，总是有说有笑，极少有悲观和怨恨。他对人生的苦难，更多的是笑对，心是向着未来的。他常说：“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月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度过的岁月。直到今天，我依然能从那可怕的逆境中汲取内在的力量。”他坚信毛泽东思想是笔巨大的财富。回到美国后，他有时间静下来回忆往事，开始写回忆录。后来出版了《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2004年春天，83岁的李敦白夫妇再次来到北京，除业务活动外，与不少老朋友聚会畅谈。朋友们劝他，只要身体还能支持，多来中国走走，为中美两国人民做些事。他马上站起来，学着京剧武生的做派和腔调，双手抱拳，说：“得令啊!”
晚年李敦白。
李敦白作为一位美国人，远涉重洋来中国，真诚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这个东方大国工作和生活了35年。其间两次蒙冤，在铁窗中苦熬了16年。他被平反释放回美国后，“爱中”之心不改，耄耋之年仍不辞辛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奔忙。误会、伤害已成过去，美好记忆长存心底。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真诚的国际友人。
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美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