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吴新稼与小团员在一起

导语：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军侵犯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在争取民族生存与解放的斗争中，孩子也成了一支英勇的力量，以沪东临青中学为主的中小学生自发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9月3日成立孩子剧团。

在1937年至1942年5年时间里，孩子剧团足迹遍布苏、皖、豫、鄂、湘、桂、黔、川8省区50多个县市，他们写标语、绘壁画、演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日话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被著名作家茅盾誉为“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一、“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以后，又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蓄意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抗战。

上海救亡运动在1936年就已经兴起，一些共产党员主持或参加的中小学校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1937年夏秋之际，沪东临青初级中学及附近一所学校的部分中小学生组织了一个孩子歌咏队，经常在课余时间练唱，同时参加一些校外抗日救亡活动。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整日狂轰乱炸，敌人的炮火把学校和温暖的家隔断了，学校成了战区，孩子歌咏队的成员被迫进了难民收容所。但这些孩子不愿整日躲在收容所，他们走上街头演戏、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情绪很高。

这一群积极、勇敢的8—16岁的孩子，渴望有人来带领他们。时年19岁的临青中学教师吴新稼，将他们的情况反映给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织，受到国难教育社党组织的关注和重视。8月下旬，国难教育社党组织领导王洞若等人研究后决定，将这些儿童组织起来，以临青学校学生为基础，吸收其他学校部分小朋友和部分童工，由吴新稼、许立明、张莺、傅承谟等人发起成立孩子剧团。1937年9月3日，孩子剧团正式成立，吴新稼任干事长(后改称团长)。剧团发表了《孩子剧团宣言》，其中写道：

我们是一群流浪儿。

我们是一群不愿跟着爸爸妈妈逃难享福的孩子。在从前，我们就相信抗日战争一定要爆发，我们曾经发过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现在抗日战争真的开始了，我们虽然没有了爸妈，没有了家庭，成了流离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们没有哭，没有伤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怨恨，只有振作。

我们大部分是沪东战区里的孩子，爱演剧，爱唱歌，过去也曾经演过一些戏，唱过一些歌，在抗日战争开始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上前线去同鬼子拼，不能做大规模的事情，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我们愿意永远演戏，愿意上前线去演，愿意到内地去演，也愿意到受难的同胞里面去演。我们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的戏同歌是很幼稚的，经济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诚恳地希望社会上各界先生同戏剧界前辈先生指教，帮忙。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将孩子剧团划归在协会下，派殷杨(杨帆)经常到剧团指导工作，并介绍吴新稼与戏剧界的于伶、辛汉文等会面，使其受到鼓励和启发，又介绍刘流常到团帮助工作。第一个戏《放下你的鞭子》是请吴雪帮助排练的，还排演了《仁丹胡子》和《捉汉奸》两个儿童剧。

这时的孩子剧团，已经是一个战斗集体了，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们活跃在上海街头、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一些学校、工厂，为市民、难民和抗日将士演出。他们用纯真的情感来演剧，博得了许多难民的支持和伤兵们的喝彩，并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爱护。

孩子剧团不仅是一个剧团，同时还是“战时学校”。在第一国际难民收容所，他们曾担任全所难民的教育工作。他们还积极履行集体的自我教育，每个人都规定自修的时间。难民收容所一个芦席棚里的一角，成了他们起居、办公、排剧的场所。

11月15日，是上街动员群众保卫大上海的日子，没想到一大早就下起了雨。一些难童问：“小先生，什么时候上街去宣传?”14岁的傅承谟说：“今天下雨了，你们愿意出去吗?”一个难民小学生说：“前方战士不是一样和东洋鬼子拼吗?我们上街宣传怕啥，下刀子我们也去。”其他人也随声附和。看到这些小家伙劲头这么大，傅承谟便带领大家拿着标语，拎着糨糊桶，打着“保卫上海儿童抗日宣传队”的旗帜，冒雨走上街头。

来到辣斐德路(今复兴路)，几个难民小学生在几面宽墙上贴起标语：“上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保卫大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不许日本强盗抢占!”居民们聚集过来观看，小学生顺势把传单发给他们。宣传队队员排好队，挺起胸膛唱起雄壮的歌：“上海市民一齐来，保卫我们大上海!东洋强盗是野狼，奸淫烧杀又抢掠……”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敌人也没有停止对上海的侵略。孩子剧团更是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要唤醒国人与敌人决战。

△孩子剧团活动路线图

二、烽火两万里的抗战宣传路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沦陷后成了“孤岛”。党组织决定让孩子剧团撤离上海，先到武汉再研究以后的去向。党组织介绍了上海山海工学团党员林犁田和另外两位同志来团工作。出发时共有团员22人(其中女团员3人)，除吴新稼19岁外，最小的8岁，最大的16岁。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22名团员有的乔装成难民的儿女或兄妹;两个8岁和9岁的小团员被托付给人当儿子，请他们帮忙带到目的地;年长一些的团员装扮成小商贩、小伙计，也有些团员是在海员掩护下藏在轮机舱里离开的。

从11月18日到23日，前后分成5批，孩子剧团的团员们才全部离开上海。孩子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沿途风餐露宿，经南通、如皋、扬州、高邮、淮阴、徐州、郑州，沿途还一路演戏唱歌、四处宣传，终于在1938年1月10日到达当时的战时首都武汉。

1938年1月30日下午，周恩来副主席派人把孩子剧团的成员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为大家举行了一个欢迎会。大家围着长桌坐下来，周副主席要大家先作自我介绍，又请他们唱几支宣传时唱的歌。

当孩子们唱到“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在街头没饭吃，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的时候，周副主席和参会的其他同志都湿了眼眶。

周副主席对他们说：“我们在长征的时候，也有许多孩子，像彭桂生、吴志坚他们(‘八办’的小战士)，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把他们抱过来、背过来的。可他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滚过来的……而你们呢?一个大人也没有，从敌人的炮火中跑出来，跑了几千里，沿途还做宣传工作，硬是跑到武汉来了，真是不容易呀!”“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的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这一点。我送你们三句话，第一救国!第二革命!第三创造!你们要一手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建立新中国!”在欢迎会的鼓舞下，孩子剧团开展抗日宣传的热情和积极性更加高涨。

当时，为了深入开展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主管文化活动的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陈诚同意孩子剧团由政治部收编，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第三厅领导。孩子剧团正式编制为60人(在进入第三厅时已发展到40多人)，每人每月生活费15元，除发给开办费外，每月还发给经常工作费，由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一科(戏剧科)科长洪深领导。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下，许立明、张宗元、傅承谟等7名未成年的孩子在武汉加入了共产党。

到武汉休息了几天，孩子们又可以唱歌、演戏啦。他们把在上海沦陷和一路上的见闻告诉百姓。街头、渡轮以及一些公共场所，都是宣传抗日的场合。“五四”当晚，孩子剧团在武昌体育场参加“五四”歌咏大会，听众有1000多人。

在明朗的月光下，孩子们雄赳赳地站在舞台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前进!中国的青年……兴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唱了4首歌后，刚要下台，又有人喊“再来一个!”，孩子们又唱了两首。虽然“我们的小嗓子嘶哑了，可是不能拒绝大家的期望，我们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歌咏的伟大的力量”。

8月中旬，日军逼近武汉，形势吃紧，组织决定孩子剧团留下5人组成驻汉工作队，由林犁田任队长，继续开展儿童工作，其余团员8月10日随政治部三厅部分人员去湖南省衡山县。同期，指导员陈乃昌离团回三厅工作。

8月15日，孩子剧团来到衡山县。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同驻于文庙，每天上午坚持学习3小时，下午到伤兵医院慰问演出，或上街头宣传，并为衡山县《通俗日报》每周编一期副刊—《衡山儿童周刊》。

10月下旬，孩子剧团乘木船沿湘江去到长沙，协助抢救和转运伤兵工作，为伤兵举行小规模慰问演出，代写家信和做其他服务性工作。

11月9日，孩子剧团正在一所伤兵医院演出时，郭沫若紧急指示，第二天全团速去桂林，并拨给500元特别费做旅途用费，向全体团员讲述了日军已逼近长沙等前线战争的形势。当时，日军将要占领岳阳、长沙，三厅决定整体向后方撤离，人和物很多，车辆却很少，火车和公路已经停运。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和郭沫若首先想到的是孩子剧团的孩子们，从第三厅仅有的几辆卡车中拨出一辆给孩子剧团。

11月9日深夜，开始往衡阳转移。汽车抵达衡阳后，即换乘湘桂铁路火车奔赴桂林，11月15日抵达。12月，由艺术指导员郑君里从衡阳接来桂林的长沙儿童剧团(共15人)与孩子剧团合并，仍用孩子剧团之名。此时，孩子剧团团员已增加到60余人。

四、战斗在重庆

1938年12月28日，孩子剧团告别桂林，随三厅部分人员去往重庆。十几辆卡车组成一列车队，孩子剧团分乘两辆。车小人多，颠得又厉害，很多人都吐了。剧团本来订好了计划，要趁大家高兴时讲故事、说笑话、练歌，但车上的环境不容许有计划地做，只好在大家精神好的时候进行教育。

1939年1月8日，孩子剧团抵达重庆，之后便开始了丰富的抗日宣传活动。当月恰逢“一·二八”7周年，孩子剧团发表了给小朋友及抗日将士的两封公开信，并开始定期举行公演，表演的节目有《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孩子血》《不愿做亡国奴的孩子》等。

△ 1940年秋孩子剧团在重庆市郊练歌

(一)在重庆第一次唱响《黄河大合唱》

1939年《黄河大合唱》于延安诞生。1940年初，音乐教育家李凌、赵沨在重庆创办《新音乐》杂志，陆续刊登《黄河大合唱》乐谱。每期出版后，孩子剧团就派人从驻地翻山到市区(因敌机轰炸重庆，剧团住到了重庆郊区)去，买来排练。

开始时是把乐谱抄在纸上再贴在墙上大家看着唱，后来团员严良堃刻蜡版、蒋肇庚油印后装订成本，大家就都有了练唱本。每排练完一首，在赶集宣传时就拿来唱一首，既做了宣传又练了唱。《新音乐》登载完，孩子剧团的排练也基本完成。

面对这部气势磅礴的大型合唱曲，大家都特别想唱好它，但由于年龄小音域不宽，怎么办?剧团小指挥严良堃便把较容易学唱的部分如《黄水谣》《保卫黄河》《河边对口曲》先做降调排练，等大家唱得比较熟悉了，再排练合唱难度较大的部分。

1940年下半年，孩子剧团在重庆歌乐山下金刚坡国民政府政治部总务厅大草坪的土台上，唱响了《黄河大合唱》。那天的观众很多，有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家属，还有附近的居民和村民，有的坐在草坪上，有的站在山坡上。剧团没有正式乐队，就用二胡、口琴、笛子、锣、鼓、汽油桶等伴奏。剧团的小指挥严良堃是第一次指挥这个作品，也由此开启了其一生呕心沥血于《黄河大合唱》的宣传、指挥、传唱的经历。

(二)演出六幕讽刺童话剧《秃秃大王》

皖南事变后，政治局势恶化。1941年12月，孩子剧团为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请中共地下党员、著名戏剧家石凌鹤主持，把著名作家张天翼的同名童话小说《秃秃大王》改编成了六幕童话剧。为加快排戏速度，小演员们夜以继日地背诵台词。

不久，剧团进了城，住在石凌鹤的家里。虽说都是小家伙，但也有几十口人，地方不够住，就摊开席子打地铺，大家挤一挤。20天过去了，按照舞台的要求走台步，一幕幕地排练，石凌鹤家里就施展不开了，全团又搬进了朝天门民众教育馆，进行后期的排练和准备。演出准备工作就绪，周令谟还别出心裁地制作了宣传广告—众多木制的秃秃大王头像悬挂在重庆的主要街道上。

1942年2月18日是正式公演的日子。孩子们早早吃罢晚饭来到抗建堂，有的在后台化装，有的检查自己制作或借来的服装道具，有的在前台布景调试灯光……一切都准备停当了，观众也进场了，等待演出开始。国民党审查当局却突然派人来宣布禁演《秃秃大王》。小演员们听到禁令后都气愤难平，有的孩子难过得哇哇大哭。团长林犁田找到审查官员，据理力争，可审查员坚持禁演。

小林团长强压着怒火和泪水，向观众宣布：“先生们，女士们，小朋友们，上头来了命令，《秃秃大王》被禁演了。各位观众多多原谅啊……”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最后说了一句：“请大家到售票处退票吧。”

《秃秃大王》被禁演的原因终于弄明白了。国民党审查当局说其有影射蒋介石(因他是光头)的嫌疑，剧中还有蒋介石住过的一条街“上清寺”和政治部驻地“三圣宫”(在重庆郊区)的台词。为争取《秃秃大王》能演出，林犁田四处奔波，几经交涉，最后将《秀秃大王》改名为《猴儿大王》，避免触及国民党的禁忌，两处地名也进行了修改。

《猴儿大王》以“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在1942年3月21日公演。在重庆，上演大型六幕童话剧还是头一回。《猴儿大王》以它针砭当前时局的鲜明的政治色彩、新颖活泼的童话剧形式，博得了山城观众的好评。

五、剧团解散

皖南事变后，孩子剧团党的关系由文化工作委员会原第三厅特支书记冯乃超直接领导。郝玲星、方黎、丁月秋几位生活助理员也被安排相继离团。这时，党组织已经开始对孩子剧团做应对形势变化的相应准备工作。

1941年1月，政治部为断绝孩子剧团与原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联系，下令将孩子剧团调归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管辖。为反对调离政治部，孩子剧团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开展了合法斗争，留在政治部。

1941年3月27日，孩子剧团在重庆国泰戏院及抗建堂公演六幕抗战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反映战时儿童的生活和斗争经历，痛斥抗战阵营中出现的“抗战亡国”“和平救国”等汉奸论调，揭露国民党地区一难民收容所克扣难童口粮、体罚鞭打、摧残儿童身心健康，儿童患病以至身死的黑暗腐败现象。该剧连续演出一个月，场场爆满。演出结束后，团员程明远、孙绍成等5人先后被输送到政治部电影放映队工作。

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地下党组织分几批将傅承谟、罗真理、蔡去非等人送往延安学习;强云秋去抗敌演剧一队;李少清被送往广东东江纵队(后任猛虎大队政治委员，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1942年6月，国统区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化，政治部命令孩子剧团集体加入国民党。团长林犁田根据冯乃超的指示，以不予理睬和拖延的办法坚决抵制。在组织的安排下，多位同志考取国立剧专、国立音专、沙坪坝中大附中及其他中学。

9月，政治部下令“改组”孩子剧团，主任指导员李清灿擢升为上校，任孩子剧团团长，率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官同僚来团任职。此时，孩子剧团的党员和骨干等绝大部分团员均已撤离完毕。林犁田向李清灿办理移交时，只剩下中小团员5人。最后，这5名团员也先后设法离团，有的上了学校，有的分配了工作。至此，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5年之久的孩子剧团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宣告解散。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6期，作者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