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1日，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飞抵美国，准备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又称“旧金山会议”)，随行人员有秘书章汉夫、翻译陈家康。董必武于4 月21 日至24 日以及7 月2 日至11 月20 日在纽约及周边地区活动，4 月24 日至7 月2 日在旧金山活动，在美停留时间将近7 个月，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在美工作时间最长者。对这段历史，以往研究多从国共两党斗争的视角，侧重梳理董必武得以跻身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的过程，但是对他赴美之后的活动内容少有关注，低估甚至忽略了此行具有的多方面意义。本文尝试综合各方面资料，对此问题作一通盘考察，揭示董必武此行在推动中共外交、对外宣传、国际统战以及海外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内容与意义。

一、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实现中共外交新突破，凸显中共独特贡献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是反法西斯国家即将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胜利之际，商讨制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重要会议。董必武出席本次会议，是中共在多边外交舞台的首次亮相，实现了中共外交工作的新突破，同时，他积极有效地参与会议议程，以出色的表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和爱好和平、追求民主的一贯品质。

(一)美国之行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封锁，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参与多边国际事务

开展外交活动是一个政党对外展现自我形象的重要途径，是一个政党走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之一。中共很早就注意与世界上友好的国家、团体、人士进行沟通联络，但在抗战时期，中共的外交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制约。一方面，重庆国民党政府仍然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共的许多外交往来还需要经过它来完成;另一方面，国民党出于一己私利之考虑，不愿中共单独开展外交活动。鉴于此，1944年8 月18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外交正是我们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表明，此时中共已经充分认识到独立开展外交工作和国际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这一指示发布半年之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晤并发布公告，决定于 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筹备成立联合国。这一消息公布后，中共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2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但是，国民党极力反对中共参加会议，试图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事宜，体现出一贯的专制主义作风。对国民党垄断中国代表团的企图，中共表示坚决反对。周恩来致函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 9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代表团人员应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同时，“国民党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并要求将此意见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但这一合理要求遭到赫尔利拒绝。3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函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再次强调代表团应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绝不应单独由国民党政府人员代表出席”，并声明国民党政府如不采纳这一意见，中共将对其“一手包办之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所作之一切言论和行为保留自己的发言权”。同日，周恩来将上函内容转电赫尔利，并要求其再转罗斯福。罗斯福收到电文后，很快函电蒋介石，指出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包括共产党或其他政党、团体的代表“不会产生任何不利”，表现出支持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之意。迫于国内进步力量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垄断中国代表团的企图。3月 26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组成一个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国民党、民盟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10人代表团。董必武跻身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功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外交封锁，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参与多边国际事务，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学者认为董必武之所以能够参加中国代表团，是时任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和罗斯福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经不起事实的推敲。不可否认，两人对国民党政府同意董必武参加中国代表团起了一定作用。筹建代表团之时，顾维钧曾多次向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建议应该吸纳共产党人作为代表。罗斯福的函电对蒋介石改变排斥中共代表的态度起到了直接作用。但是必须指出，董必武得以参加中国代表团，绝不是出于谁的“保荐”或“恩赏”，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的呼声和中共在国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历经接近 14年的艰苦抗战，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有19个，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共在海外也拥有众多支持者和广泛影响力，包括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关心中国政局者和英国工党的许多领袖在内的人士，对中共“都极为重视”。比如，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夕，美联社高度关注董必武入选中国代表团一事，认为在与会各国正式代表 282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只有16人，其中就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因此，中共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中共完全拥有派遣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资格和底气。

(二)参会期间与国民党人士团结合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

董必武是一名政治信念坚定，久经考验的中共党员，同时又是一名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前一种身份决定了他与国民党代表在众多国内政治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后一种身份则决定了在国际舞台上他有责任与国民党代表共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面对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之时，董必武深知他对外代表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职责是要维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要为实现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服务。因此，他暂时搁置与国民党代表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确保中国代表团以一个团结统一的阵容出席会议，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1945年4月15日，董必武在印度加尔各答机场转机之时，接受了香港《大公报》特派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任务在于促进国际间的团结与和平，中国作为会议邀请国应该带头做到内部团结一致。他说：“我以中国代表之资格，而非以中国共产党代表之资格出席旧金山会议。盖会议中所讨论之课题，为国际安全制度，而非任何一国之内部问题也。”他还对外表态指出，中国正向团结与民主之途努力前进，并相信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开幕。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多数时候由首席代表顾维钧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事务。据顾维钧回忆，董必武“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无不就商于我”。但是，从来没有主动提过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每当中国代表团内部开会提及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这正是董必武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写照。

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之前，国共两党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对立日益尖锐。中共坚决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极力维护独裁统治，虽然两党多次谈判，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44年12月 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就指出，中共要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1945年“全国人民的总任务”。蒋介石则于1945年1月1日发表元旦广播演讲，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但其本质是拒绝实行民主改革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此，董必武能够同国民党代表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团结合作，诚属难能可贵。正是由于董必武超越党派，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到第一位，才使得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团结合作更为紧密。

(三)参与联合国制宪会议相关提案的讨论，为联合国的创建打上了中国共产党爱好和平、追求民主的烙印

和平与民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倍加珍视和孜孜追求的目标。4月6日，董必武行前在民主同盟为其举办的欢送茶会上发表讲话，阐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目的是向国际表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精神，并“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抵达旧金山后，董必武全程参与会议，并以和平与民主的精神为指引，对相关提案的通过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分工，董必武参加了会议第三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是商议关于未来联合国机构及议事程序安排。他与各国代表共同制定成立安全理事会的提案，为这一联合国核心部门的体制和机制作了最初规划。他严谨地参与讨论了美国代表团提出并引发各国代表激烈争论的托管制度问题，商议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当时尚属殖民地的地区进行管理，以取代旧式帝国主义殖民地制度。他主张托管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被托管地区的自由与独立，维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诚如他所言，“争论中心为委托，商量大事不糊涂”。另外，他还与中国代表团一道讨论了有关国际法院、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配等问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之上，推动中国代表团形成一致意见。这些意见大都被大会接受，并被纳入《联合国宪章》之中。

6月25日晚，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董必武参与讨论的提案成为此后各国解决彼此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准则。次日上午，各国代表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宪章签字仪式。董必武代表中共、解放区广大军民及国统区民主人士，用毛笔庄重地签下名字，成为中共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历史见证。联合国没有忘记董必武的这一贡献，1975年董必武逝世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作为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者之一被人们怀念”。而董必武通过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更加认定了和平与民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坚定了打倒国民党独裁专制，实现全国和平与民主的信心。6月18日，他在旧金山写下“逆流原属寻常事，前进终为历史车。大势已趋民主制，吾华欲外孰能除”的诗句，恰是这种信念的反映。

二、积极宣传中共正面形象，广泛开展国际统战工作

董必武利用赴美之机，广泛在美国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及华人华侨界、留学生群体中开展宣传工作，阐明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拥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塑造中共良好的政治形象，同时积极拓展海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汇聚热爱和平的民主力量。

(一)向联合国制宪会议各国代表和记者介绍解放区真实情形和中共政治主张

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之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以及刻意的造谣和诬蔑，外界对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和贡献所知不多。美国政府则配合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攻击和污蔑中共。比如，赫尔利曾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将中共等同于封建军阀，威胁性地宣称美国政府不与中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面向国际社会开展宣传工作就显得愈加重要。4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议指示董必武，“赴美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并尽量争取留驻美国工作，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董必武牢记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面向全世界积极开展宣传与统战工作。

为了更好向各国代表和记者介绍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真实情形，在联合国制宪会议间隙，董必武以 1939年底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为基础，与章汉夫、陈家康、中共在美党员徐永煐等人用英文编辑印制了题为《中国解放区实录：关于中国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事实报告》(简称《实录》)的小册子。《实录》共30余页，包括引言、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工会以及实现人民迫切要求的计划等7个部分，累计3万余字。董必武在引言中指出，中共在中国各政党之中最先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而国民党却热衷于发动内战，无视国家主权的丧失;介绍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指出截至1944年底中共解放了9400万人口(占沦陷区总人口36.6%)和8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占沦陷区总面积的31%)，为此牺牲了446336人的宝贵生命;强调只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组成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才能发挥它的适当作用，以争取抗战胜利，并在战后世界中取得自己的正当合法的地位”。《实录》共印行5000册，广为散发到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各国代表和记者手中，真实、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解放区在中共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的光辉战绩和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同盟国的朋友们正确了解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民主解放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真相”，以及中共热爱和平与民主的政治主张，粉碎了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对中共形象的恶意虚构。

(二)团结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推动建设海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海外华人华侨大多无党无派。抗战时期，一部分人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但是出于全民族抗战的需要，极少公开表露这种不满。随着抗战最后胜利即将到来，国民党镇压和平民主运动的专制独裁面目愈加显现，华人华侨中的许多人逐渐开始公开表达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主张。许多华人华侨加入或成立了一些左翼进步侨团，呼吁国内早日实现民主政治。与此同时，中共的统战政策着重点也由原先联蒋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向反蒋独裁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变，而动员华人华侨是构筑这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蒋介石为防止董必武在华人华侨中开展统战工作，预为布置破坏措施。3月31日，他发出密电，命令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和驻纽约、旧金山总领事与国民党驻美总支部随时联系，“注意采取必要措置，务使侨胞及侨报拥护中央，并防止彼等在会议前后发生响应共党及不利于中央之表示”。到达美国后，董必武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与华人华侨频繁互动。但他不像国民党仅注重联络华人华侨上层，而是兼顾广大华人华侨普通人士，向他们广泛宣传中共的时政主张，推动华人华侨爱国运动朝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6月5日，他出席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组织的会议，作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讲演，全面阐述了中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是以继续独裁反对民主，以假民主反对真正的民主”，强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目前中国局势的唯一的、民主的解决途径”。在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组织的宴会上，董必武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倒行逆施，强化独裁的卑劣行径。这一发言广受关注，“轰动了美洲华侨社会”。除《华侨日报》之外，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等侨报也予以连续报道。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在了解中共的抗战成绩和政治主张后“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同时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面目。董必武的相关活动给华人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注入了动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表示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合作增加，大量人员赴美留学或交流。董必武非常重视争取人才的工作，注意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为党工作。从1944年开始，他领导南方局有计划地派遣薛葆鼎、兰毓钟、计苏华、徐鸣、侯祥麟等中共党员学生赴美深造，并在留学生群体中开展统战工作。在美期间，董必武积极接触了一些中国留学人员。比如，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杨生茂曾以华侨报纸记者身份采访中国代表团。董必武在得知他是学生后，滔滔不绝地向他“讲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怎么抗日的”，给杨生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董必武还给当时在哈佛大学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韩德培回信，告诫其法学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方能有利于未来的中国，给了韩德培以极大的鼓舞。董必武面向留学生的积极工作，为此后中共在美党组织在留学生群体中开展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接触美国政界相关人士，宣传中共政治立场

学界以往认为董必武在美期间与美国政界没有太多联系，其实不然。通过对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出他与美国政界人士不但存在联系，而且接触不少。5月31日晚，他在旧金山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F.Stanton)和联合国制宪会议国际秘书处处长菲利普·斯普劳斯(Philip D.Sprouse)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非正式谈话。8月初，他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前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John S.Service)、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的保罗·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处长庄莱德(Everett F.Drumright)。9月，他再度前往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院内政部副部长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前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韦恩·科伊(Wayne Coy)和波多黎各自治邦总督雷克斯·图格威尔(Rex Tugwell)。他还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中文名范宣德)进行了秘密会晤，接触了曾任美国副总统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 Henry Agard Wallace)，与其谈论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此外，他应邀参观纽约市议会，并发表友好讲话。

在这些接触中，董必武向美国政界人士指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实质，揭露国民党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的虚伪性，并阐明中国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政策助长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嚣张气焰，不但无益于建立“统一的中国”，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共两党全面爆发新一轮内战的可能。他强调，美国政府必须协助中国避免内战，采取“明确的”政策，以利于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政府”。当时，赫尔利仍在调停国共矛盾，其策略是让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让中共交出军队，服从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可以说，董必武在美国政界中的活动和宣传，让美方了解到中共拥护和平民主的原则立场，以及坚决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独裁的鲜明态度。

(四)接触美国民间文化交流机构和新闻界人士，力争向美国民众传递中共的政策主张

纽约是美国的文化之都，有众多中美文化交流机构，其中以华美协进社和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当时最为重要。7月20日，董必武应邀出席华美协进社的讨论会，作了题为《中国问题的关键》的演讲。他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国民党政治不民主，实行独裁统治;国民党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是伪民主会议，中共坚决反对;中共主张抗战时实行民主联合政府，抗战后再由民主选举代表组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并依法选举政府官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发言引起了国民党某些官员的不满，他们很快向华美协进社理事会主席亨利·卢斯施压。同时，董必武接触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该会美国理事会成员拉铁摩尔、费正清、斯诺、爱泼斯坦等人保持私人联系。基于他们曾公开支持中国抗战和同情中共，以及他们对美国的国家政策具有一定影响，董必武期望能够由此间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除了中美文化交流机构，董必武还积极接触外国新闻记者，扩大对外宣传渠道。除了接触《纽约时报》记者、曾在1944年九十月间率外国记者西北访问团到访延安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之外，他亦会见了《圣彼德斯堡时报》(St.Petersburg Times)记者。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他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表明“中国共产党时盼中苏两国邦交亲密”的观点。(《旧金山会议我代表招待我记者会中论及国内政治问题》他还接受了一家克利夫兰报纸《平等》(Enakopravnost)的访问。董必武介绍了解放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情况，强调中共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消灭战争和剥削，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一个独裁政府，无法保障人民享有民主权利。此外，在纽约期间他专程看望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和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和赛珍珠，表现了共产党人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广栽友谊之花的真诚。

董必武的上述活动广泛宣传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助于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而且也让他近距离观察到美国的政治动向和社会舆论风向。他看到11月9日纽约声势浩大的要求美国政府召回在华驻军的示威游行，听到美国国务卿伯恩斯(J.F.Byrnes)发表的希望中国建立民主团结的政府的声明。他注意到美国舆论界、社会民众和政界中都不乏拥护民主的力量，尚存在改变美国政府错误政策的可能，因而认为应该充分利用美国的国内舆论形势，争取有利于实现中国和平与民主的结果。基于此种观察和认识，他从美国回到重庆后，便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之中。

三、加强对中共在美党组织的指导

董必武在美期间，重新整顿中共在美党组织，积极推进党的思想建设，适时开展作风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旨在使中共在美党组织时刻保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以更加坚强的姿态迎接面对各种挑战。

(一)指导重建并整顿中共在美党组织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受此影响，1944年5月，美共中央书记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将其改组为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美共解散后，原先依靠美共同国内联络的中共党员失去了组织联系，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非常重视海外党组织的建设和国际统战工作。作为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在赴美之前即已觉得有重建和整顿中共在美党组织的必要。因此，他先期派遣徐鸣至美开展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通知徐永煐等人要向董必武汇报工作并协助其在美活动。董必武到美后，领导徐永煐、唐明照等人团结一些华人华侨积极分子，恢复了中共在纽约的党组织。1945年4月22日，董必武会见白劳德，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面谈，围绕双方关心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共产党发展与合作问题展开了讨论。7月，美共另一领导人福斯特召集紧急会议，反对白劳德的错误路线，恢复美国共产党。美共重建后，董必武与美共中央谈到了中共党员的管理事项。1945年春夏间，中国局恢复，并建立了一个以徐永煐为书记，以唐明照、何植芬、林棠为委员的班子，成为领导中共在美党员的主要机构。

中国局虽然恢复，但是中共在美党组织仍存在一些不足，不能很好地匹配当时中共在美工作的需要。当时，中国局人数非常有限，仅有 4名同志，并且由于通讯不便，难以及时接收中共中央最新的指示，工作的灵活性不够。董必武尝试改变这一局面，努力扩充中共在美党员队伍，并旨在建立南方局与在美党组织的直接联系。1944年夏，南方局批准杨刚、薛葆鼎两名党员赴美。后者赴美之前，曾受到董必武接见。1944年底，董必武交代徐鸣要有在美长期工作的打算，必要时可以发展党员扩大在美力量，并在次年于纽约帮助徐鸣与徐永煐接上组织关系。随着一批中共党员陆续赴美，1945年下半年，董必武指示徐永煐以中共在美“党报”——《华侨日报》为中心，整合旅美同志力量开展党的工作。同期，为了确保组织建设的顺利开展，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华侨日报》社捐赠1万美元。董必武的上述工作，有效地加强了中共在美党员的组织工作。在他离美后，徐永煐根据其指示，进一步召集唐明照、杨刚、赖亚力、徐鸣等人正式组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后续参加者有陈翰笙、龚普生、薛葆鼎、浦寿昌等人。小组工作内容初以编辑出版《华侨日报》为主，后逐渐扩展为领导部署旅美同志的全面工作，包括华人华侨、旅美科技人员、留学生工作以及与美共中央的联络工作等，成长为中共在美国工作的坚固堡垒。

(二)向中共在美党员进行时政宣讲

中共在美党员由于远离祖国，对党的政策的认识不够深入。因此，董必武在纽约主动把中国同志召集在一起，作了一次长达 2个多小时的政策解读和思想报告。他全面阐释了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内容;系统讲解了党的统一战线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还深入介绍了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以及对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形势的看法，鼓励大家只要“遵循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在美同志在听取报告后，“深深体会到整风运动对于党的建设和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根据延安整风的精神进行学习、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此外，董必武还将国内带来的一批毛泽东著作、中共中央文件及其英译初稿交付徐永煐，让其组织人力进行翻译和审订。徐永煐和唐明照分工合作，翻译了一部分，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永煐等人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而且翻译的过程无疑是一种更细致深入的理论学习过程。这些理论学习、时政宣讲和理论文本翻译工作对旅美同志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从思想上确保了新生的中共在美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三)以身作则，在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方面为中共在美党员作表率

于纽约停留期间，董必武不仅开展时政和理论宣传，还与在美同志就工作作风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他告诫大家工作不要急躁，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一滴地长期埋头苦干”;他强调工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提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指出在美同志人数少，要“认真走群众路线”，“团结多数”，不仅要与美国人民友好相处，“多做增进友谊和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的工作”，还要做好华侨群众的福利工作，确保能在美国“立得住脚”;他提醒大家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认真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少犯错误，犯错后及时改正”;他还介绍了国内整风运动中解决党内斗争采取的方式，告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批判错误，团结同志”。

行胜于言，董必武以身作则恪守上述作风。他近距离地向在美同志展示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实际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比如，董必武严以律己，克己奉公，虽手过万金，但一尘不染。他在美活动经费并不算少，合美金57836元，卢比2200元，法币20000元。现藏于湖北红安董必武纪念馆中的“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清楚地记录了他在美期间所有资金的往来收支明细，内中没有一项是因私支出，全部用于公务开支。他为了节省经费，在纽约期间不住宾馆，而是借住在一位爱国华侨家里，自己做饭、洗碗，所用的一条毛巾虽已“实在无法再用”，但仍舍不得扔掉。

总之，董必武美国之行是抗战末期中共主动开展的一次国际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远。董必武在美期间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在外交、国际宣传与统战、海外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多有作为，突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外交封锁，推动塑造了中共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了海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夯实了中共在美党组织的活动基础，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与实践意义仍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学习。

作者：裴广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