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与《特别公函》
郭 勇 陈晋南
编者按：《特别公函》是1967年8月30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为核潜艇工程建设签发的，至今已是57周年。10年前，郭勇撰写了“聂帅与《特别公函》”文章[1]。2023年11月，“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注册了“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为了赓续红色基因，郭勇邀请陈晋南合作写了文章，纪念聂帅在“文革”中签发的《特别公函》，更全面、更准确地展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勇气魄，弘扬核潜艇精神。
1959年9月，毛主席面对赫鲁晓夫拒绝提供核潜艇技术和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无理要求，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1960年，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全部合作协议，撤走了专家。中国发生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建设处于最困难时期，核潜艇工程被迫下马，进入储备技术的潜伏期，保留一部分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核潜艇的关键项目。1961年6月7日，以海军科研部为主，组建了舰船研究院(第七研究院)，下辖9个研究所和1个核动力研究室。从此我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研制海军装备的道路。
1959年10月1日国庆典礼，毛泽东主席、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的留影。
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使国内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64年6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仿制改进的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舰、中型常规动力潜艇相继取得成功。神箭的腾飞、蘑菇云的奇观和舰艇的奔驰，极大地鼓舞了为海军装备奋力拼搏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强烈要求核潜艇研制工作第二次上马。1965年8月15日，周总理召开了第13次中央专委会议，逐项研究了二、六机部的报告，批准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核潜艇研制工程(简称09工程)数以万计的关键材料，重要设备的研制，正在24个省、市、自治区，21个工业部、研究院，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院校和海、陆、空部队，拉开了攻坚帷幕。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工业生产和制造的各个领城，工厂拉下了电闸，在勒令声中实验室关门贴封，各级党委书记、厂长、所长、院长、专家被造反派戴上“走资派、反动权威、反革命”的“帽子”被任意批斗……
1966年10月“文革”初期，陈右铭临危受命调任七院副书记、副院长主持科研工作。六机部成立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陈右铭兼任09办公室主任。为了保证09工程的进行，1967年3月，中央决定几个国防研究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研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组织领导，09办公室就设在国防科委。
1967年初，正当各有关部门根据中央专委的批复和聂荣臻副主席的指示，认真落实研制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使许多担负工程任务的科研、生产单位停工、停产。虽然召开了几次领导机关的协调会议，但许多项目的研制任务仍无法进行。各部门都希望国防科委召开一次有担负工程主要任务的研究所、生产厂领导人和技术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并请中央首长出席。
国防科委09办公室将这个意见上报聂荣臻副主席，聂帅当即同意在北京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并要求规定：凡是接到会议通知的人必须按时到会。那时，召开这种会议很容易被“四人帮”扣上“用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却没有一个人缺席。
经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及其一、二、四、六等机械工业部门近百天的紧张筹划，会议终于顶破重重压力和障碍，于1967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饭店隆重举行。会议提出了协调技术和进度，讨论了任务安排落实问题。大家反应最多的是停工、停产，任务落实不下去，希望中央首长到会做指示，并把讲话用中央文件发下去。
聂荣臻元帅与毛主席合影。
聂总根据会议简报反映的意见和刘华清副主任汇报的情况，决定亲自到大会上讲话。
6月25日，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和办公室的参谋们一起到民族文化宫大厅检查会场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副主席上午9时来到会场，他身穿军装，面庞显然消瘦了一些，但仍保持着他平时那种威严而又慈祥、谦和的神情，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中间坐下。
刘华清将军
这时刘华清副主任向与会代表宣布：“聂副主席在百忙中亲自到会看望大家，请聂副主席给我们做指示!”刹那间，仿佛有一股旋风顿时扫遍会场，与会代表身不由己激动地站起来，会场上顿时掀起一阵又一阵长时间的掌声。激动、荣誉、骄傲使他们忘却了伤痛和病残。神圣、庄严、自信使他们忘却了屈辱和羞耻。
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回忆这次会议情景[2]“聂副主席的讲话掷地有声：同志们，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周总理直接抓的国防重点工程。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一项关系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工程!任何人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让它半途夭折!毛主席关注着这项工程，中央将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支持这项工程!同志们，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聂副主席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聂副主席严肃地指出：这项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扣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拖后。不要因为自己担负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克服解决。
当有科学工作者提到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预、阻挠甚至破坏生产时，聂老总发怒了：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要抓!会议临近结束时，聂老总再次强调：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厂长、党委书记和近百名科研院所的专家和领导的心完全陶醉在聂帅那铿锵有力，震动人心的讲话中。以至50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离退休的厂长、专家、书记还能朗朗上口。惟妙惟肖地模仿聂帅那浓浓的川音：“核动力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建造的尖端国防工程，工程涉及面广，科研和生产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每个环节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工程进度只能提前，不能拖后，不能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度;困难是很多的，大家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由刘华清主持、聂副主席到会讲话的协调会开得很成功，公开指责抓核潜艇研制工作是“用生产压革命”的少了。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仍有少数派性闹得厉害的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议的精神也无法传达。有一些厂长和书记甚至刚走下火车或轮船，便被关进“牛棚”、隔离室……
曾任国务院国防工办局长赖坚回忆[3]：“正当核潜艇研制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闹得全国天翻地覆。研制工作完全陷入了瘫痪地步，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志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一样，每天都在挖空心思琢磨如何制止混乱，把核潜艇搞下去。”假如不采取特殊的手段和命令，停工停产的瘟疫很快就会蔓延，事业便将夭折。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毛主席要是知道了该多好呵!此时，只有毛泽东主席的话才是“尚方宝剑”。
鉴于这种情况，09工程办公室提出了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特别公函》的设想。大家一起议了个提纲，然后由赖坚、汪祖辉和蔡殿三人起草，陈右铭修改定稿了这份用毛主席语录串起来《特别公函》。并把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话写在了请示报告中。
当时的“大气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位。因此，“特别公函”的观点和做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可是不这样做又不行，核潜艇工程是个实实在在的工程，不是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可以完成的。在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时候发这样的公函是不合时宜的，报上去领导也不会批准。有的话就更让人沮丧：你这不是自己送上门去让人家当靶子打吗?”“这个公函容易给人以口实，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
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想：“要真是这样，恐怕真的没有人敢批了。可是，核潜艇工程现在面临的形势是，进则生，退则死。在核潜艇工程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争取。”
核潜艇工程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
陈右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特别公函”草稿和申请意见及如何传达贯彻的报告，送给了刘华清副主任，他看后毫不犹豫地签字同意，然后呈送聂总审批。
聂总在1967年8月30日接到报告的当天，果断地在《特别公函》的左上角，庄严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然后，他搁下笔，语气铿锵有力地对刘华清说：“一定要派得力的人员下去传达，要与各大军区联系……贯彻、落实”
按照正常程序，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文件，通常需要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或者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认可，聂荣臻单独签发，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杨连新编著的《见证中国核潜艇》[4]一书，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聂力(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回忆：“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的‘特别公函’。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就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完了“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聂荣臻伏案工作。
聂帅的表态和《特别公函》。
“特别公函”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军委特别公函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九”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当时的“大气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位。因此，“特别公函”的观点和做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这个公函容易给人以口实，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特别是，“特别公函”不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部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聂荣臻，受到无理冲击和纠缠，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签发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量的。但聂帅依然坚定地支持科研战线上的工作，关心核潜艇工程，甘冒风险，不但亲自到会讲话，而且签发“特别公函”，鼓励大家坚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动摇，这充分体现了聂帅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聂力问父亲为什么如此大胆，聂帅回答：“豁出去了!”
8月30日下午，09工程办公室的参谋们接到经聂元帅签发的《特别公函》后，他们手捧“特别公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中央军委给了我们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多么大的支持啊!聂帅并批准了派人下去传达的报告。这样快的速度、坚决的态度是他们没有想到的。陈右铭迅速地邀集十几个工业部门的领导到09办公室，连夜布置成立了联合宣讲组，并在当天夜里便与有关军区的几位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通了电话，传达了聂副主席的指示。
根据当时各单位派性斗争的情况，一路由陈右铭和国防科工委三局的李方华参谋、办公室汪祖辉参谋、十五所第四研究室郭作东主任一起，带领一机部、冶金部、六机部的有关人员去上海、南京、武汉一带。另一路由赖坚等去天津和东北各省市，带着“特别公函”和动员讲话提纲，直接到有关工厂、研究所，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进行传达贯彻。
《特别公函》是“尚方宝剑”，各路人马揣着它日夜兼程，他们走关东、奔西北、下江南、入西南、进三线，畅通无阻。09工程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工程，任何人、任何单位，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曾任七院副院长尤子平回忆记载：“特别公函宣讲以后，一般每个工厂会发一个动员令，集体会写一个决心书，效果很好。哈尔滨电机厂有一个焊接件搁置一年多，会后连夜就干;第一重型机器厂两派武斗，严重对立，听完传达，坐在一起开大会表态;哈尔滨汽轮机厂工人因为市内交通阻塞，干脆把铺盖搬到车间里日夜干活;北满钢厂一派工人开起三班倒，另一派主动参加进来。于是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决定全面铺开宣讲，分成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五片，东北片由一、二、六机部、冶金和海装部五个单位组织，我被指派参加东北组宣讲团，于10月中旬抵达沈阳，由辽宁军区副司令员汪应中宣讲，活动了三天，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特别公函》是特赦令。一大批被隔离起来的厂长、书记，一大批被纠斗中的“资反路线的技术权威”“臭老九”，一大批被奴役，卷入“武斗”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解放……
《特别公函》是一盏高挂的绿灯。国家二十多个工业部、研究院的“列车”顿时驶入畅通无阻的轨道。派下去的“宣讲队”、协调办、攻关办人员，各部门、各厂所横向联合设计、研究、试制以及驻厂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再也不用担心各种明火执仗的“帽子”“棍子”的袭击和威胁……
“特殊公函”取得了巨大效果，大大促进了研制工作，研制任务基本上得到了落实。许多担负09工程任务的工厂、研究所，两派严重对立，参加社会上的武斗，生产、研制设施损坏，领导干部遭到批斗，生产、研制任务无法落实。在传达“特别公函”后，大多数科技人员、工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了，09工程是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亲自抓的国防尖端武器，如不完成研制任务，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我们再不争这派、那派，只当“09派”。
另一个巨大的效果是从上到下都重视09工程，担负工程任务多的工业部、研究院、省市都成立了09工程办公室或09工程小组，负责工程的管理与技术协调。这样，人员精力集中，掌握工程的全面情况，全武器系统观念强，便于组织协调，能及时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反映工程的研制情况，提出决策建议。结果形成了集中统一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形式和管理方法。
这条指挥线十分畅通，运作效率很高，一个电话、一个通知、一封信就能解决问题。09工程办公室以简报形式向周总理、中央专委、国务院、中央军委首长及有关领导报告工程的重要情况，领导干部对重大问题用电话或批示给我们做指示，如周总理看了四十四期简报当即批给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要我们随时做总结，要防止发生事故，毁艇伤人。
《特别公函》在该项工程建设的各个工地上，在工程设备研制的各个生产厂、科研部门，在研究设计部门，在这条广阔而神奇的秘密道路上呼唤出历史上罕见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使近如一盘散沙的国家工业力量有机地协调和凝聚起来，局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陈右铭说：“这是我要求发‘特别公函’时未曾想到的。”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下，举国下上众志成城，团结协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1970年8月30日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压水型反应堆，1970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那一天，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研制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7周年纪念日，在核潜艇总装厂召开交接命名大会后,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驶向辽阔的海洋。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接命名大会会场。
091型核潜艇乘风破浪(杨连新提供)
千千万万曾有幸参加和从事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工程建设的中国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动乱年代里这一段难以抹去的艰难而辉煌的岁月，那就是《特别公函》焕发出的伟大和神奇的力量。
核潜艇研制工程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指挥的一项浩大的大协作工程。伟大的核潜艇事业孕育了感天动地的核潜艇精神，它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国防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
1980年5月18日,聂荣臻等到国防科委指挥所观看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成功的留影[5]。
1991年于909基地办公室，赵仁凯与郭勇(右1)合影。
1996年10月9日成都岷山饭店CAP600核电论坛，彭士禄与郭勇(右1)合影。
参考文献：
[1]郭勇.聂帅与《特别公函》.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一卷)：81-87.
[2]陈右铭，李忠效.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M].当代文艺出版社，2019.9：48-53.
[3]赖坚.我参与起草《特别公函》的讨论.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一卷)：142-144.
[4]杨连新.见证中国核潜艇[M].海洋出版社，2013.1.
[5]聂力.山高水长 回忆父亲聂荣臻[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0.
(作者简介：郭勇高级政工师、原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办公室秘书科长、现任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会顾问;陈晋南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现任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