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如何“优雅地”掩盖资本扩张的罪行
——基于“冲绳审判”的分析
何万成 谢年华
摘要：《冲绳札记》作为大江健三郎的现代文学代表作，包含着对历史的思考和对和平的向往。但近年来，日本右翼知识分子不断为资本扩张的罪行开脱，以《冲绳札记》为引，以保卫人权、尊敬死亡和史料无罪作为重点武器向反战人士宣战，究其本质是人性与资本之间的较量。冲绳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民众对待历史的态度，以此来为资本的发展保驾护航。对此，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化解。首先，在社会层面上，混淆人民权益和资本权益的实现方式，将人权的保障寄希望于资本的保障之上;其次，在发展层面上，以绝对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亵渎死亡;最后，在历史层面上，颠倒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主观教条的历史诡辩论。虽然冲绳审判胜诉，但资本在现实中依旧具备强大的权力去肆意修改历史。因此，从胜诉到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变革，反战人士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
日本社会舆论对侵略战争的态度，从1945年至今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社论中关于历史修正主义思想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越来越多。然而，在这样的氛围下，虽然日本国内的反战人士仍然是庞大的群体，并在代表民众发声方面上做了很多努力，但历史修正主义者却有很多方法将这些“声音”压下去，其手段多以“文明”著称。在反战人士与非反战人士的历史较量过程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是“冲绳审判”，起因是日本作家并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江健三郎，其著作《冲绳札记》对当时日本军国政府的批判。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反战人士，他在2005年被二战时期冲绳战役的相关人士以“损害故人名誉”和“侵害对故人的追慕之情”为罪名起诉。而种种迹象表明，原告方也只是傀儡，其背后有着精密且专业的团队进行支持与操作，这不仅是为了胜诉扭转市民对法西斯战争的态度，促使资本扩张的战争历史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保护，而且也是为了修改教科书文案，在社会舆论上造势，使得在义务教育层面上修改并掩盖真正的历史。若原告方胜诉，就等于说明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反战人士的确侵害了所谓的“故人名誉”，那么就变相证明了当时军国主义政府下达的冲绳民众集体自杀的命令无罪，这也同时否定了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故以资本殖民扩张为目的的战争也不再是完全非正义的行为。因此，非反战人士策划这场闹剧般的诉讼，实际上是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企图将历史按照资本的逻辑重新书写，究其本质是为资本扩张的罪行进行“洗白”，以便为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统治保驾护航。
一、“不可思议”的开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日本与美国在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役，这场战役被称为太平洋战役中规模最大、最血腥、最残酷的战役。历经了82天的博弈奋战，日军留下了10万多具尸体;美军战死2.3万人，7万人受伤，战后有7000多人自杀，2万多人精神失常。而岛上的民众总共不到50万人，但死亡人数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4万人，成为战争中最大的牺牲群体。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3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无法填满日本军国主义自私的欲望，因此他们选择侵略扩张，企图用这种方法私吞侵占世界的资源。
(一)冲绳战役的内容
在战争年代，美国在印象里一直是作为中立国存在，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是隔岸观火，最后再以正义之名进行利益收割。二战时期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并企图用侵略扩张的残忍手段掌控整个东南亚的资源。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虽然表现得与世无争，但正如当时美国总统对议员的分析，如果中国战败投降，那么日本必然会将中国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据为己有，日本的国力必然会上升一个高度并称霸东南亚，不敢想象有了资源与武器的日本会做出什么更疯狂的事情。因此，美国时刻紧盯国际局势，为防患于未然，美国也暗中对日本进行制裁，两国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加深。直至1941年，自大的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无疑是一种公开宣战，也印证了美国政府的猜想，日本独大必然对美国造成威胁，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升级，冲绳岛战役算是美国对珍珠港事件的一次反击。由于冲绳岛独特的地理位置，美军只能先登陆岛屿再逐渐接近日本本土，将占领冲绳岛作为打开日本南大门的战略措施。而冲绳居民在得知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将日本政府看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们认为日本政府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民众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冲绳民众，使其充当移动的人形盾牌，并不断灌输一种思想，即美军是禽兽不如、奸淫掳掠的凶残侵略者，被俘虏的日本军民，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被以极度残忍的手段杀害。一时间，与其被杀害不如选择自杀而玉碎的思想弥漫冲绳岛。日军为了百姓能更迅速地解决自己，甚至将短缺的手榴弹分发给当地居民。虽然自杀行为在二战时期的日本较为普遍，但是此前还未发生过教唆平民自杀的事情。日本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冲绳原名是琉球，本就是日本侵占得来的土地。日本统治冲绳半个多世纪，并灌输“皇民化教育”，冲绳居民难免也开始认同这些思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军来袭，日军竟将居民视为可以随意丢掉的棋子。随着美军的逼近，临近败北边缘的日军更加疯狂，不仅抢夺居民的粮食，还怀疑间谍藏于其中，于是便将会说英文的和只说方言的人全部处刑，原因仅是日本军方的文化差异。显而易见，日本从始至终都未曾想过拯救冲绳人民于水火之中，首先利用民众的信任教唆居民自杀，避免被俘虏;其次，在节节败退时，拿起屠刀以“间谍”的名义砍向不肯就死的民众，其本质之恶劣至今仍然是冲绳居民无法散去的阴霾。
(二)《冲绳札记》为引
大江健三郎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冲绳札记》一书，里面提到二战末期的冲绳“集体自杀”事件。当时的政府宣称，冲绳民众与日军共同抗击美军，因担心成为累赘而自行选择结束生命。但事实并非如此，集体自杀实际上是人为的、有目的性的活动。整本书是借用冲绳战役的历史来表达战争的无情并不是枪炮的无情，更多是人性的无情。只占日本领土面积0.6%的冲绳，却拥有75%的驻日美军基地。①大江健三郎表示，虽然20世纪70年代日本本土在美日同盟的管理下，社会生活各方面蒸蒸日上，但这种和平与发展是建立在将冲绳献祭给美军，牺牲冲绳人民的生活权益与发展上得到的。他希望日本人民反思并铭记，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历史上对若干周边弱小国家与民族的侵略基础上的。他担心如果日本民众不懂得反思历史，只考虑当下的利益，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表现在整个国家上就是越来越脱离世界。那么，日本在未来仍然是“战争之国”。然而，如此引人深思的文学作品在2005年却被冠以“损害名誉”的罪名状告于法庭，两位原告来自冲绳战役士兵的相关人员，他们声称反战人士给他们造成了情感伤害。言外之意，即并没有正面否定反战的意义，但却混淆了反思战争与缅怀个人之间的关系，用对部分个人的缅怀来代替整个战争的意义，从个人心理层面上间接推翻反战的价值。大江健三郎在书中指出，导演这场冲绳惨案的军人，他们是悲剧的责任者，这些战争责任者把“集体自杀”描述成一种为国捐躯的美谈，试图欺骗自己，欺骗他人，甚至欺骗历史，但作为人却必须要面对这“庞大的罪恶巨块”。而右翼知识分子正是抓住这种文学性的表达批判大江健三郎，如曾野绫子声称“对于这种历史判断是无法勉力为之的。第一，作为民，无法认定集体自杀是事实，因为我不在现场;第二，作为人，无法以那种确凿的程度来证明他人的心理，因为我不是神”②。换言之，即抛开战争罪行的事实不谈，以个人主观思想进行诡辩。而这种典型主观唯心的言论却成为原告上庭的陈述书表达，完全曲解了作家呼吁民众面对历史、正视现实的意义，这种反对“黯淡的内省”却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为“自虐的史观”。
(三)冲绳审判的本质
《冲绳札记》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作品，在2005年被告发绝不是两名原告刚刚开始对此书进行思考的结果，而是右翼知识分子在背后做了很多安排。原告的律师在后续中也表明，原告最开始对“审判”并不感兴趣，而是其背后“华丽的”律师团即“靖国支援团”积极推动提告，包括许多具有专业素养和社会声望的人员也参与其中。因此，冲绳审判的重点并不在于原告所谓的“名誉”，而是知识分子之间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和哲学思想上的矛盾斗争。首先，审判是主战人士对反战人士发动的一场战争。主战分子从老兵出发，试图利用当代日本人民对历史的模糊和同理心来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将“毫无人性”的罪名转变为“舍生取义”的名誉，用老兵作为挡箭牌，将历史上的过错偷换概念并改变形式转嫁给反战人士，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但这也侧面证明了大江健三郎对日本人民对待历史勿视、勿听、勿言和勿动态度的担忧，即不正视历史、不倾听历史、不传播历史和不反思历史，继续戴着面具，说着谎话活在虚伪与欺骗之下。其次，审判代表着人性与资本之间的一场战争。资本的发展是否要以人民的牺牲为代价?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的回答都是“不”，但二战之后的日本却是言行不一的。丹治三梦(MiyuMe Tanji)在《冲绳的神话、抗议与斗争》中写道：“自十九世纪以来，这个群岛上的居民曾以小独立王国琉球的一部分为世人所知，不断成为镇压、支配、剥夺、歧视以及骇人听闻暴行的受害者。他们失去了独立，变得穷困潦倒，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先后被日本和美国殖民。”③这无疑证明了历史上冲绳人民所经受的战争苦难。大江健三郎指出：“日本无疑属于冲绳，而不是相反的情形。日本只有在冲绳的庇护下才能够展示自身这种虚假的独立性。”④日本的和平现状是以牺牲冲绳民众为代价的，将冲绳人民的权益交予美国以确保日本的资本发展，它在资本与人性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审判是为了给这种选择进行开脱，是不敢面对人民的表现。最后，在哲学思辨上，审判是一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战争。即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还是由理念决定的精神，意识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矛盾。
在唯物主义看来，历史的发展是遵循一定的规律，法西斯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地，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必然。资本主义完成推翻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后，享受到了资本所带来的解放与发展，必然会痴迷于资本的“魔力”，因而去压榨、剥削、掠夺资源来保证自身的价值，也必然会给人民带来战争与痛苦。世人对和平与发展的期望达到一定程度引发质变，从而开始在局部范围内对资本进行反抗，以点带线再以线带面，最终实现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走向共和，这是不容改变的规律，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而审判的出现是为了修改历史，从而改变人们的三观。反战人士败诉就等同于证明历史可被修改，那么历史发展便不是客观现实的。即可以不尊重客观事实，从而动摇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那么则无法明确证明由工人主导的社会优于资本家领导的社会，资本的发展所带给人民对战争的反思便毫无意义，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各种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蕴变得虚无。此刻，在人们“空虚”的思想中，资本站稳了脚跟。它使人们相信资本发展才是世界的最优解。故冲绳审判成功的一小步，却代表着哲学思辨转向的一大步。因此大江健三郎等众多唯物主义知识分子坚信，这是一场绝不能输掉的战争。
二、“文明优雅”的手段
右翼知识分子以曾野绫子书中对大江健三郎的批判为论点，即“不可思议的是，以如此美好之心为国捐躯，为什么到了战后被说成是命令之下的强制行为呢?这不是在藐视死亡的纯洁吗?对此不能理解”⑤。关于审判的陈述书则称：“大江健三郎如此明确的责难人的罪过，就像具有信念的神给人定罪那样进行裁断的口吻，让人觉得恐怖。”⑥以如此“文明”的言语和“优雅”的手段对反战人士出手温柔刀，颠倒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混淆自杀与牺牲的定义、打破明理和无理的关系，这不仅是“不单纯”地利用人心，还是“不友善”地利用死亡，更是“不正义”地利用历史。
(一)以大欺“小”：败犬效应占优势
战争带来的残酷仿佛来自侵略国而不是战败国，而日本既是侵略国也是战败国，但它却一直藏在战败国的庇荫里不敢直视侵略国的身份。因此，右翼知识分子在上诉陈述书中就将老兵塑造成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将反战人士形容为滥用道德私刑审判的“神”，这是典型的是非颠倒。首先，要明确老兵军人的“弱小”来源于现实，老兵军人的“强大”来源于历史(即老兵背后所代表的军国主义的力量大小);冲绳人民的“弱小”来源于历史，冲绳人民的“强大”来源于现实(即代表着人民对于反抗战争的意识的力量大小);反战人士的“弱小”来源于现实，反战人士的“强大”来源于历史(即所代表争取人民利益的正义性大小，受困于现实，得益于历史。当代反战人士力量的弱小是由于统治者与右翼分子的阻挠，而反战人士真正强大的力量来源是历史，只有正视历史才能保障人民的权益);主战人士的“弱小”来源于历史，主战人士的“强大”来源于现实(即强大的主观现实手段和弱小的客观历史背景。历史上所行之事的理亏对比现实中资本强大的权力，法西斯战争中为实现资本扩张而屠杀人民的行为本身就是不正义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下，主战人士有强大的资本力量去掩盖扭曲历史的力量)。此时便出现两对矛盾，即军人与民众、主战人士与反战人士。显而易见，前者是战争历史上的矛盾，后者是当代思想上的矛盾。但右翼知识分子巧妙地将两对矛盾的维度互换，将帝国军人和冲绳民众以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认为是人民日益觉醒的强大力量去欺压已故的老兵和其年迈的后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曲解反战人士对战败国和侵略国为一体的反思，割裂了主战人士与反战人士的联系，使战败与侵略分离。战败与侵略的刻板印象是“弱小的正义”和“强大的邪恶”，给反战人士对历史反思的正义行为带上“侵略国的自信”这顶高帽，而主战人士不愿提及与承认的历史罪行则藏匿于“战败国的自卑”阴影之下，以一种极其“文明”的方式迷惑历史背景不清晰的民众，进而占领审判的社会优势高地。但对待历史要用历史的维度，对待现实则要用现实的维度，不能被现象所迷惑。显而易见，右翼知识分子以大欺小的优雅手段，究其本质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
(二)以死明“志”：敬畏死亡赢人心
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冲绳人民的奴役与高压、二战后美军在冲绳的军事驻扎、冲绳人民民族独立思潮的崛起与被镇压、冷战时期的区域冲突，冲绳一次又一次作为前沿阵地，“冲绳人成了人类历史上遭受虐待最久、且最为深重的民族之一”⑦。当代，和平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旋律，似乎战争的悲痛已经不复存在，但战争带来的教训却不应该就此消失。为国捐躯的美谈是建立在国家与人民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而心照不宣的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最大牺牲，而冲绳人民的“牺牲”不过是别无选择的“自杀”。二战期间，冲绳民众的目标是维持生存与和平，而日本政府的目标却是防止民众被俘虏，以此来保护实现资本扩张的法西斯军队力量。冲绳人民的生存空间“被自杀”。冷战时期，冲绳民众的目标是实现发展与进步，而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同意美军在冲绳岛建立军事基地，以此来换取资本虚假的独立性与先进性。冲绳人民的发展条件“被自杀”。当代社会，冲绳民众的目标是恢复自由与独立，摆脱日本和美国的压迫，而日本政府的目标是掩盖、扭曲和修改历史，将冲绳人民对日本“屈服”的希望建立在下一代。生存空间与发展条件已经实现“被自杀”，而冲绳审判正在试图实现思想前提的“被自杀”。冲绳人民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而日本政府却从头到尾没有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才是其考虑的关键。因此，真正想要将冲绳人民推向深渊的从不是铭记战争悲痛的反战人士，而是选择无视和欺骗历史的资本力量。日本右翼知识分子以“死亡”为切入口，混淆被动自杀与自主牺牲的含义，统称为“死亡的纯洁”。仿佛反战人士一遍遍诉说战争所带来的反思，是妨碍活着的人追思他们的亲人，但反战人士从不回避个别亲人对逝者的怀念，而是要让其死亡变得有价值，反思战争带来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尊敬。故反战人士并不是在揭露个人的伤痛，而是旨在促使整个日本民族牢记政府不愿公开面对的伤疤。
(三)以史为“证”：史料无罪为重点
以色列原纳粹亲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被正式审判并处以绞刑，为历史上所犯下的错误进行忏悔赎罪。但日本那些导致冲绳集体自杀的相关人士，并没有接受审判。因此，日本一些历史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抓住了这个盲点，声称既然这些人没有被正式的法律审判，在历史上并没有书面形式的记录，所以在当代就不能把他们的事迹拉出来进行批判与反思，因为这样就等同于私刑审判，是损害了“平民”的人权，以此来指责大江健三郎书中“强制自杀”的话术是乱说、是不学术、是不严谨、是没有人性的。虽然这些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可能出现在法庭上，但这并不代表其留下的历史痕迹也会随之消失。即便没有官方正式的审判书，但仍有许多证据在提醒人民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冲绳民众便是活的证据。修正主义对于历史的争辩，主要强调在主观形式上，将具体文件视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证明，以此为出发点向日本民众灌输历史上为实现资本扩张的不正义行为是“无罪的”片面性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资本扩张的矛盾。因此，虽然在资本的历史诱导下会发生侵略战争，但为了保护“资本”而屠杀民众的行为却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国家之间的较量，生在战争年代的人民本就是苦难的，所以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将人民作为“泄愤”的工具，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保护人民权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国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从不伤害人民并最大限度地安抚民众，对待俘虏也是执行最大程度上的人道主义。对比中日两国对待民权的态度可以推断出，冲绳审判不过是打着资本发展的逻辑掩盖屠杀人民的罪行，聚焦并限制在某个历史文件形式上，完全忽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个人主观思想掩盖历史客观现实。右翼知识分子在审判中虽然拿起“人权”作为武器，但究其本质所强调的历史“人权”并非“人民的权力”，而仅仅代表“资本的权力”。
三、“从容不迫”的回击
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⑧“从头到脚”不仅指资本的各个方面，也代表着资本从出现到壮大的过程。而每个毛孔的血和肮脏更是源于私有制，由于资本的私有化放大了人贪婪的本性，在欲望的驱动下，冲绳岛战役便是资本为了壮大发展的产物，而冲绳审判则是资本为了稳步前进的结果。资本无论是在各个领域还是发展阶段，都在私有制的蛊惑下不断异化社会、人性和历史。对于非反战人士在冲绳审判中关于社会、人性和历史的出击，以大江健三郎为首的唯物主义反战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唯物主义，没有跳出私有制的怪圈，故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因此，为了真正实现人民的权益，就要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以公有制的格局来规避私有制的弊端，并通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武装头脑来解决思想问题与现实问题。
(一)突破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来保障人权
《冲绳札记》揭露了日本战时体制和近代以来皇国化教育的恶果。数年后的本土日本人却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生活着，不断淡化、歪曲历史的记忆，以此忘记对冲绳人犯下的罪行。⑨同时，大江健三郎还指出：“事件责任人保住了性命，回到本土，隐藏在我们中间，他们至今尚未对冲绳做出任何补偿。”⑩但他们却在当代以“侵害人权”的名义挑起冲绳审判的开端。资本力量则躲在“人权”的背后操纵并安排着一切，但个别的人权并不能代表民众的权益，资本是在保障人权的表象下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综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选举制度，无非是以政党为背景的竞争和选举，每到国内大选时，各种形式的竞选活动陆续上演：电视演讲、广告分发、街头拉票等，他们大肆宣扬自己会为人民作什么贡献，给人民带来怎样的优势。深挖其根本，不过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为了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以便日后执行为资本利益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加上人民的保证这层滤镜，这俨然是一场资本与人权斗争的盛宴。冲绳审判中的人权保障，同样也是资本为实现改变历史进而实现自身价值而选择的托词。而资本为何总是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换言之，为何冲绳审判中会想到博取人心来打压反战人士?一方面是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客观上使民众无从选择;而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观上不自知地进行选择。以资本权力为囚，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牢，将人民的思想圈禁，隔绝了世界人民与本国人民关于人权的联系，使部分与整体相分离，并在本国范围内不断灌输只有保证资本才能保证人权，才能带来和平，将人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希望寄托在资本身上，顺理成章地去改写历史，使其成为保护资本扩张罪行和剥削人权的另一道保障。因此，必须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以不带民族情绪的决心鉴别资本的目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以广阔的、多元化的视野反思战争的意义，才能最终走向和平，真正实现世界人民权益的保障。
(二)运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当一艘名为“忒修斯”的船在航行过程中不断更新旧的零件部分，直至全部的零件都被更新，那这艘船是否还叫作“忒修斯”呢?“忒修斯之船”是一种关于身份更替的悖论，假定某物体的构成要素被置换后，那么它还依旧是原来的物体吗?同样，这种悖论也可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如果将“忒修斯”比作日本对冲绳所犯下的历史罪过，而将“换零件”比作铭记历史的冲绳人民的死亡，那等到所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被“更新”，历史罪行是否就被更换掩盖了呢?冲绳审判便是在“更换零件”过程中产生的。由于日本政府忽略客观历史的教育，以至于很多民众对世界历史、日本历史、冲绳历史并没有清晰的脉络认知。大江健三郎将本土日本人对冲绳及冲绳人的态度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本土日本人对冲绳问题的漠视及对冲绳人的歧视，有意识地将冲绳印象单纯化。⑪日本政府一边对民众进行历史模糊教育，一边等待着异己的知识分子更替，最终打着维护人民利益的旗号对历史进行修改。冲绳审判也只是历史修正主义者为扫清资本发展轨道上的障碍所作的第一步，若成功胜诉，便会有更多的“审判”出现，直至将历史私有化，并将其雕刻成为为资本牟利和发展的模样。对此，应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思考。首先明确历史具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性，而物质是运动的，运动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发展，发展是在长期动态过程中实现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对待事物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忒修斯之船”的身份更替悖论就是割裂了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关系，夸大静止否认运动，不承认静止只是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稳定状态。冲绳历史问题的形成是长期的，因此对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能以静止的态度看待冲绳问题，片面地认为一代人的“历史死亡”便是资本的“当代新生”。冲绳审判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当代日本社会价值观的直观形式。
(三)杜绝教条世界观是正视罪行的基础
日本冲绳审判中极端强调把历史书面形式作为证据，这实际上是局限在主观教条的历史诡辩思想，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考虑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用生搬硬套现成的概念原则来处理历史问题。实践决定认识，再由认识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运动是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这是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但在冲绳审判中，可以看到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逻辑，即以主观实物凭证作为理论出发点来反向证明与决定客观历史事实，认识成为实践的目的，也成为检验实践的标准，这对于唯物主义而言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思想观。审判书只是认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不能代表“认识”本身。因为无论历史审判书存在与否，由战争引起的人民向往和平的“认识”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需要主观上的形式证明。因此，对于历史修正主义这场“史料无罪”的争辩是毫无意义的。与其绞尽脑汁地修改历史，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罪行。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并突然跪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这一举动不仅惊呆了现场所有人，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勃兰特曾在回忆录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向死难者下跪，诚恳反省战争罪责，勃兰特的举动充分体现了德国对战争的反省态度。所以，德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得到了缓和，德国因此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日本，多年来，猖獗的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在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比如，他们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慰安妇等问题上百般狡辩、颠倒黑白，还将侵华战争表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时至今日，闹剧般的冲绳审判意味着日本政府从未真正向冲绳人民的历史迫害进行反思，而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代表着其未曾真正对世界上受迫害的民族进行忏悔。以这种实践影响着民众的认识，潜移默化地改变历史态度，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是否有书面凭证来说明这些日本侵略军是“英雄”?如若没有，那对反战人士是否属于逻辑不自洽的双标?如若有，是否敢于向民众公开，以此来保障所谓的“人民权益”?
四、“意想不到”的结局
冲绳审判最终以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胜诉告终。在2008年至2010年，大阪地方法院、大阪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都裁定说，《冲绳札记》的记述被认为属于表达自由，不构成对名誉和人权的侵害，胜诉的结局同反战人士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冲绳审判取得胜利，但在场外反战人士却输了一局。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修改，冲绳审判的现实目的是制造舆论为修改教科书造势。虽说大江案的胜诉有助于粉碎日本推卸战争责任、走向战争的企图，但可以预见的是，从胜诉到思想层面的质变，反战人士、唯物主义者、人民群众的道路依旧是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一)赢了官司，输在现实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⑫因此，虽然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右翼知识分子占据了下风，但在现实社会中依旧可以凭借资本的强大权力去修改教育文案。一直以来，教科书上对此段历史的记载都是：冲绳的“集体自杀”是因为日本军方的命令与强制。而日本的右翼势力是想推翻这种论述的，并且右翼修改教科书团体当时还去旁听了冲绳审判。在2007年的审判过程中，日本文部省宣布了新认定的教科书，在有关冲绳“集体自杀”的章节里，删掉了“命令”“诱导”等措辞，将“强制”这种明确的表达方式改为“参与”这种暧昧的阐述。这种暧昧的说明不仅用于蒙昧日本国人，在面对侵华战争时也同样用于蒙昧华人。即使在中日两国建交之际，谈及侵华战争时日本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添了麻烦。”用极简的“麻烦”二字，大范围地概括侵略、残酷、迫害等含义。若没有清晰的历史背景，这样的说辞丝毫没有表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也丝毫没有展现出日本作为侵略者的歉意。这立即引发中国的强烈反感与愤慨，在中方强烈要求下，最终改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尽管日本人迫于压力修改了说辞，却没有从根本上抛弃既有的立场和观点，即未真正对战争进行反思，未真正对人民表达歉意，只是一味地掩盖真相，一味地为资本扩张的罪行开脱。
(二)胜在当下，败于民心
日本护卫队每次想在冲绳岛升起国旗时，都会遭到冲绳岛居民的激烈反对。昭和天皇遍访全国，唯一没有去的就是冲绳岛。后来的明仁天皇访问冲绳岛，并未受到岛上居民的热情接待，而且在访问进行过半时，一男子携带炸弹欲刺杀他，炸弹在人群中爆炸，炸伤了当时的太子妃。皇室成员险遭暗杀，举国哗然，然而日本政府却不敢轻易处死这名男子。近年来，日本不断执行亲民政策欲修复同冲绳人民的关系，但亲民政策不能抵消民众的仇怨，日本政府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于是日本政府开始在教科书上动手脚，教科书上的态度含糊不清，教育部门把真实的历史进行删减，留下一段无法看清真相的文字。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决定引起了冲绳民众的极大抗议，冲绳县内所有地方议会都要求撤销认定，同时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市民抗议运动。然而文部省最终仍然修改了教科书，这无疑是公开选择忽略人民的声音，依旧选择修改历史，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去蒙昧人民和掩盖罪行，日本政府此举更是将冲绳民众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中国拥有独立的主权和雄厚的文化背景，因此有强大的底气对虚无主义者说不。但冲绳人民的独立与发展还掌控在美日两国手里，故大江健三郎指出：“冲绳人必须认识到自身尚未脱离由他人意志决定自身命运的状态。冲绳人只有等到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宣告终结，才能获得解放。”⑬因此，解放冲绳人民的首要前提便是铭记历史，以历史经验教训坚定理想信念，将冲绳的历史遭遇一代代传承下去，此举并非为了散播仇恨而是为了揭露真相、以史为鉴，明确人的主体地位，重新衡量人性与资本的关系。
五、结语
《冲绳札记》中写道：“只要冲绳的现状不变，本土的日本人就无法赎到冲绳和冲绳人的赦免状，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忏悔。冲绳拒绝的声音，就是对这种假赦免状、对紧缠死绕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写冲绳及冲绳人时屡犯的错误。冲绳琉球处分以后的近、现代史上，本土日本人对冲绳和冲绳人的观察和评论中，确实有大量的、有意无意的、不知羞的歪曲和错误。这是对冲绳的歧视，更是日本人对自己最令人生厌的属性所做的自我宣传。”⑭随着时代变化，自私的日本政府、冷漠的日本本土民众、强大的右翼势力等都在不断对历史真相进行扭曲、掩盖和修改，对历史罪行进行辩解、开脱和洗白。但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众多反战人士不断告诫日本人民、政府应勇敢地承认历史，反思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摒弃暧昧、模糊的表达方式，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这无疑给充满不幸的冲绳人民带来了一线曙光。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不要让类似冲绳的悲剧在现代世界发生，也不要让类似冲绳的审判在当代社会出现，将思想从资本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历史不再虚无。这不仅需要反战人士的努力，更需要全世界人民的集体奋斗。
注释：
①参见[日]新崎盛晖： 《冲绳现代史》， 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版， 第39页。
②岩波书店编:《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陈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③Miyume Tanji,Myth,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London:Routledge,2006,p.1.
④[日]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33页。
⑤岩波书店编:《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陈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⑥岩波书店编:《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陈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⑦Miyume Tanji,Myth,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London:Routledge,2006,p.3.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⑨参见吉莉:《从广岛到冲绳——大江健三郎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⑩[日]大江健三郎:《广岛·冲绳札记》,王新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⑪参见吉莉:《从广岛到冲绳——大江健三郎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⑬[日]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123页。
⑭[日]大江健三郎:《广岛·冲绳札记》,王新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