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是

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闻道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在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怎样认识和如何落实这一任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本人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闻道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提出以下三点看法，与大家共同思考。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闻道的优秀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个优秀传统，那就是注重闻道。这应当是众所周知的。道家注重的是闻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儒家同样注重闻道，这也毫无疑问。佛教到了中国，也讲的是闻道，出了个禅宗，所追求的就是开悟。所谓开悟，也就是闻道。

然而什么是闻道呢？这又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闻道者没有办法把他对大道的认识传达给没有闻道的人。庄子编了一个寓言，所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点。这个寓言说，齐桓公在那看书，一个名叫轮扁的会砍车轮的木匠问，您在看什么？齐桓公说，我在看圣人的书。轮扁说，无非是糟粕而已。齐桓公很生气地说，我看圣人书，你居然说是糟粕，那你讲讲什么是糟粕？讲不出来我罚你。轮扁回答说，我是做车轮的，我全靠自己的经验，我有一套砍车轮的方法，特别是车轮与车轴之间的配合，松了不行，紧了也不行，那种精微的力度把握，我无法用语言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所以，虽然七十岁了仍然还要出来砍轮子。就像我无法用语言教会儿子砍轮子的技术一样，古代的圣贤又怎样能通过书来教你治国平天下之道呢？古人所不能传授的大道都已经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消亡了，“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与之相应的，在佛经中也有“真谛不可说”的说法。

在闻道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又都不知道大道究竟是什么，大家都像盲人摸象一样，各自在黑暗中摸索。在摸索了两千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于是我们便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闻道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闻道的优秀传统，是闻道的新阶段。

人之所以有人格高下的区别，就在于价值体系的不同。人与动物都由碳氢氧氮等元素组成，但外形与智力不同，这是由于人与动物分别具有不同的遗传基因。进一步来看，同样是人，现代人与原始人的组成元素相同，遗传基因也相同，但却具有极为不同的行为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则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或者准确地说，他们分别处在价值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上。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中的人们，也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有的人是和谐之源，有的人是内耗之源，导致这种差别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所坚持的价值体系不同。

每个人都有一个他自以为是不容置疑的目标，处于他的无意识之中，他为之奉献了全部忠诚、智慧和时间。一个人之所以自私愚蠢，不能合理行动，就是因为他把那低级的价值作为核心价值，没有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重要问题，所以便致力于闻道，其目标就是为了把人从动物式的生存状态提升为人的生存状态。现在我们知道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再回头来看所谓闻道，也无非是超越以个人物质利益为核心价值的价值体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达到这种境界，“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①]

真正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人，就在于他闻道了，具有了新的价值体系。同时他们又胜过以往的闻道者，他们认识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个体所能单独实现的目标，必须在社会集体中实现。所以马克思才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境界很高，而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运行本身的逻辑。共产党人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就要站在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立场上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这使得他们能够摆脱个人狭隘眼界的扭曲和蒙蔽，看到现实的真相。所谓客观性，是在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中才能不断地接近的目标，有了价值体系的进步，人们才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合理行动，改造世界，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

理解了上述观点，也就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西方人生产力很发达，科学技术也很进步，但却无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呢？这是因为他们缺少闻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却只能生长在书斋里，而在中国则可以发扬光大，成为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因为我们中国有闻道的优秀传统，有大量的人追求这个目标，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基础。

理解了上述观点，我们自然也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找到了路径，那就是引导人们自觉追求闻道。真正的共产党人即是闻道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大道。一个人一旦闻道了，自然而然地就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果一个人不闻道，无论如何对他们宣传这些内容，那都无济于事，其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他们无法接受这些内容，他们与这些内容格格不入。

理解了上述观点，我们也就为当前的文化建设找到了关键，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价值体系的新进步，无论建多少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也无论组织多少次文艺演出，都不过是外在的装饰。只有人们内在的价值体系的进步，才能为人们提供值得歌颂赞美、为之倾倒陶醉的内容；有了这种内在的进步，人们自然而然地就要把它表现于外，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永不衰竭的内在动力。

二、不管是闻道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必须克服独断论

不管我们把闻道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反过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闻道，对于那些没有闻道的人来说，他们都仍然不知所云。在他们与闻道这个目标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屏障，借用康德的词句来说，这就是独断论。相比于康德所说的那种认识过程中的独断论来，这是更深一个层面的独断论——实践中的独断论。

“独断论”一词源于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哲学体系认为人的思维活动、理性能力是全能的、绝对可靠的，凭借它就可以发现宇宙的真相。康德认为他们在未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条件和范围之前，就断定理性仅凭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认识一切事物的本质，并任意超出理性的范围，提出不受经验检验的结论，这是一种独断论。不知道认识的条件是什么，范围有多大，就狂妄地作出武断的、绝对的结论，这是理性的一种误用。

康德所发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人们要研究星空，就要有天文望远镜，如果要研究细胞的结构，就要有电子显微镜。如果人们没有这些装备，却也要去认识星空和细胞，非要说天河是王母娘娘用簪子划出来的一道河，或者断言人是女娲娘娘用黄土捏出来的，那就处在独断论之中。所以，康德就正确地认为，在认识问题之前，应当先对人的理性作一番研究，看看人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它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什么是绝对无法认识的，防止超过自己的能力去强求认识，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在研究了人的认识能力之后，康德认为，上帝存在、灵魂不灭问题都是经验达不到的，因此不能认识。

康德所说的独断论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研究；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观察，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在人类实践领域同样存在着独断论。人的实践与价值体系密切相关，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处在价值体系成长的某个特定阶段上，其价值体系发展水平必然会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鲁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马克思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贩卖矿物的商人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如果人们认识不到价值体系问题，也就认识不到自身价值体系的局限性，就会把自己所坚持的价值体系绝对化，以为那就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贪官就被锁定在贪腐的道路上，直到被抓住，才知道后悔；西方国家也被锁定在战争掠夺的生存方式上，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不会改邪归正。

生活在由私有制价值体系占主导的社会气候中，当人们能够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做出自觉选择之前，就已经被社会环境中的价值体系所影响和控制了。人们对自己在下意识状态下接受的价值体系未加探讨研究，就武断地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价值体系，对它深信不疑，毫不犹豫，以为自己掌握了真善美的标准；本来是处于价值体系进化的特定阶段的人，却把自己所达到的认识作为终极的答案，以上帝的口吻来发言，比如福山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

这些没闻道的人，就处在价值体系上的独断论之中。他们是一群经济动物，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只能用经济人的眼光来看社会人生，理解不了超越这种水平的存在状态。他们把和谐的人际关系、更高层次的人生目标视为一种高尚的理想、软弱无力的应该、不能实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达到而且必须达到的状态。所以他们一听见人们谈论理想道德，就哈哈大笑，这是未闻道者所必然要产生的生理现象，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现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由于他们的价值体系的发育不充分，把物质财富的个人占有作为核心价值，就是私有制的那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丛林法则，所以他们命中注定地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持有这种价值体系的人，虽然主张私有制，但却并不尊重他人的私有权，总是挖空心思地侵占他人的财富，他们偷盗、抢劫、坑蒙拐骗，利用金融手段把别国的财产席卷一空，通过发动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财富；虽然在口头上高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在实际上并不会真心地关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他们心目中的人民就是他们自己，不过是在“人民”的名义之下，实现自己的利益罢了。由于其价值体系的低级，使得他们本身就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但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认为坚持这种低级目标就是自己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并进一步用普世价值来包装这种低级价值体系，强化这种价值体系，结果就只能使各种社会问题更加猖獗。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规律，越是价值体系低级的人，就越是喜欢当官；他们不知道自身价值体系的局限性决定了自己不适合于当官，一些人采用“跑闹买骗”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另一些人则热衷于“一人一票”；虽然方式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危害也是一致的：这样的人一旦当官，便会制造出很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使他们自己面临很多危险。

包括一些自命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仍然在实际上坚持着私有制价值体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能以其价值体系所达到的实际高度为限；他们认识不到这种局限，把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这同样也是独断论。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只能以人们所能理解的程度为限。当年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看起来是坚持着实践标准，其实却不过是坚持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也仍然处于独断论之中。由于这种价值体系不是很先进，用它来指导实践，结果就使社会生活无法进入和谐发展的轨道，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

人类要想摆脱上述自相矛盾的困境，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就必须打破独断论，走上闻道之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必须闻道。不是单独某个人的闻道，而是社会整体的闻道。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要突破中世纪的精神禁锢，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一样，现代人要想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禁锢，走出当下问题丛生、濒临自我毁灭的困境，也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真正的闻道

中国人之早熟就在于中国人很早就以闻道为目标。但是，认识到这个目标与实际地实现这个目标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距离，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找到一个与闻道的目标相配套的生活方式。贾宝玉厌恶仁途经济，追求着新的人生目标，也可以说他闻道了，但是现实生活过程无法容纳他的目标。现实生活过程规定了每个人的价值体系，把人们锁定在既定的生活轨道中。为了反抗这种价值体系，贾宝玉就只能选择出家；这种孤独的反抗命中注定是一场悲剧。

于是我们便可发现，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闻道这个目标，但却一直没有找到把它与现实生活过程结合起来的路径。老子撰写了《道德经》，但却并不打算付诸实施；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周游列国以图找到能够支持其行道的国君，结果是无功而返；董仲舒把儒学与现实政治过程结合了起来，使大道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把大道灌输到社会经济过程中去；此后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仍然把闻道局限在个人精神觉醒的范围内，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但由于自身没有闻道，只不过是把儒学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罢了。所以，以往的人们就很关注知与行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知与行，都有明确的对象，那就是“道”，有人认为“知难行易”，有人认为“知易行难”，其最终目标都是“知行合一”。

然而，以往的人们都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原因何在呢？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是由于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闻道的目标相配套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单个人所能创造的东西，它只能是社会集体的生活方式。人要想享受这种生活方式，就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环境与教育的产物，要改变自身的价值体系，就必须改造社会价值体系；但当人们要去改造社会价值体系时，就会发现它们又是由个体价值体系构成的，所以，要改造社会价值体系则又必须改造个体的价值体系；于是在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互相依赖同时又互相制约的“超循环”，把社会锁定在既定的轨道上，这便所谓的“路径依赖”。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追求闻道但却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仅仅在个人的自我修养上下工夫，无法摆脱社会生活过程的羁绊，所以就不具有可操作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往的各种道德都是软弱无力的“应该”。

闻道并非是单纯的个人事务，它是社会集体的共同的事业，甚至是全人类的事业。为了自身的闻道，人们就必须致力于社会整体的变革过程；率先闻道的人们就必须团结起来，组成为政党，发动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与新的价值体系相配套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经过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共产党人才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把它“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②]只有达到了这一目标，才能真正实现“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闻道。

闻道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哲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达到了这一点，人类便可建立起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把以往的各种哲学都包括在内；它同时也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个生命成长的坐标系，接受了这个坐标系，就可以奋发向上，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自身的潜能，在适应商品经济环境的同时成就自己的完美人格。具有这个目标的人自然而然地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矗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反之，如果不知道这个目标，自然就会以西方民主为理想目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结合不起来。

因此，闻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它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它就是历史的目标。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一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作源泉，一切其它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个源泉里面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已经接近于达到目标，所以就不能功亏一篑，而应当是珍惜已经取得的成就，善始善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推进，从而最终实现闻道这个目标；中国哲学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帮助，才能打破发展困局。人类解放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人不能单独地获得解放，所以就必须等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借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大道才能把根深深地扎进现实生活之中，找到实现它的现实路径。

反过来说，也只有得了大本大源的中国人才是马克思的知音，才有能力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地位，只能生存在书斋里，所以当代西方社会至今也没有认识到价值体系问题，他们摆脱不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纠缠，甚至想不到要摆脱其纠缠，其反思的能力深入不到价值体系这个层次。只有在我们中国人改造旧世界、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中生根开花，大展身手。也只有中国人的伟大实践才站在人类进化的最前沿，推进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深入研究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这个由马克思开创的历史进程，最终要由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完成，看来是历史的宿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仅共产党人要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每一位公民都应当自觉地这样做。人类现在被锁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上，这种发展把我们置于这样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控制，就要自我毁灭。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也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迫使我们走上闻道之路。一旦人们真正地相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之融为一体，就自然会进一步找到建设这种价值体系的可操作性；而不是倒过来，先找到可操作性，然后再去相信。只有真正相信并坚持这种价值体系了，我们自然就能卓然自立于流俗之上，保持革命理想，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用我们的言传身教来传播这种价值体系，使新的价值体系在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稳定的“超循环”，从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水平，把社会运行稳定在新的路径上；化戾气为祥和，为每一个人的闻道创造适宜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