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增订版）
――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
龚 忠 武
目录
破题
一、序言
二、前提示性假设
上篇：中原河洛势衰，江南塞外代兴
一、从河洛到江南
二、从鄂尔多斯到长山白水（白山黑水）（1）
1、草原生态，得天独薄
2、从牧场到田园
中篇：文治当道，积弱挨打
一、郁郁乎文哉
1、何谓文治
2、文治当道
二、胡人也成了汉家天子
1、积弱挨打
2、胡人天下
下篇：笔杆子也会亡国
一、题旨
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得君行道，共治天下
2、胸怀天下，放眼宇宙
三、笔杆子性格的塑造
1、文风南移
2、寒门士人
3、从豪迈的士人到儒雅的文人
四、笔杆子的能耐（本事）
1、中国求善的教育宗旨
胡瑗的苏湖教法
朱熹的白鹿洞学制
2、西方求真的教育宗旨
古希腊三哲求真的教育宗旨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理性思辩教育
五、吃人、亡国、亡文明
1、愚字弄人
2、义字惑人
3、言善行伪
4、舞文弄墨
5、辣手著文章
六、结语：河洛文明走上穷途末路
1、亡得窝囊――靖康之难中的伦常浩劫
2、後提示性假设
一、序言
在〈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以下简称〈寻根〉）一文（2）的结论中，曾经提到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之中衰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并且假设性地提出了几个导致其中衰的具有根本性的物质和精神因素。本文是其姐妹篇，将继续根据其主旨，放在当时汉胡文明激烈的碰撞、较量、互融的框架下，进一步深入论述导致其中衰之衰变、裂变（3）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此外，还涉及同样重要的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和中国人的「近代心态」(modern mind)（4）的形成与定型。
这些因素的综合历史伟力或合力将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强力地推出了河洛地区。其中衰的标志性特征是，华夏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出中原河洛地区，首先转移至其邻接的接替区关中平原。秦汉（西元前221－西元後220）、隋唐（581－907）的四个大帝国均在此开国建都，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就河洛文化本身的中衰过程而言，秦汉是一衰，中经魏晋（220－420）南北朝（420－581），到了隋唐是再衰。然后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中经五代十国（907－960），作为汉族政权的赵宋使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又回到河洛地区，是其短暂之中兴；但纵令如此，都城不再是洛阳而是汴京（今开封）（5），这是不变中之小变。
毋庸置疑，宋代是一个多种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互动、较量、激荡、分裂、融合的大时代，以致其间三百多年的宋代历史呈现两极化的发展；一端是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文化思想和科学工艺，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展现出华夏文化「郁郁乎文哉」的恢宏博大气象，甚至走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前列。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另一端却是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却自开国起一直是处于积弱不振、屈辱挨打的弱国地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富弱的典型范例。（6）北宋末叶，塞东的女真人攻灭北宋（960－1127），迫使一个华夏的朝代或政权――不是指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从中原河洛移至江南，史称南宋（1127－1279），都于江南之浙江杭州（古称临安），是为三竭。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徘徊流连，寻找新的落脚点、根据地。（7）
此后近千年来，只有明代初年短暂地以江南的南京为首都，明成祖又迁往北方的北京，此後再也没有回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河洛地区。于是，河洛地区作为华夏文化涡漩运动中心的传统地位至此成为历史，其流辉余韵，只有载诸史册，留待后人追忆惋叹了。
所以，两宋是中国史上另一个大的分水岭，为其后的中国史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个华夏民族的衰世，代之而兴的是塞外草原文明的胡人游牧民族（辽、金、西夏、蒙古）的盛世，饮马黄河、长江，逐鹿中原，进而入主中原河洛。（8）华夏历史在这两三百年期间，发生了相当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调整，绝非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狂热的中国史学界所称的「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古代中国宛如一滩死水的情况（9）。两宋既然在国史上起着这样由盛而衰的关键性的分水岭作用，所以我在《寻根》中主张将河洛文化的下限划在北宋。(10)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伟力竟然大到支撑河洛地区成为数千年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的巨大物质和精神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地步？
这实在是国史中许多谜团中的一个大谜团，本文试图在《寻根》中所提出的
文化涡漩运动说的基础上，辅之以本文提出的「塞外草原文明涡漩运动说」，来初步解答这个千古大谜团。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个大胆的尝试，有待先进高明的确证或否证。
还有，这个问题为我们今天传达了什么时代信息？北宋适处于西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鉴往知来，现在反思一下一千年前两宋时期河洛文化总体上由盛转衰的千年历史循环大周期的轨迹，也许对在二十一世纪甚至在这一个千年内振兴华夏文化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二、後提示性假设
为了破解这个千古之谜，本文特设定下列七点提示性的假设以便进行论述：
1、两宋时期也即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数百年间，在东亚历史场景（或简称史场historical field） (11) 上存在着四大涡漩运动的中心地区：（12），汉人农业文明中的河洛涡漩运动中心和江南的涡漩运动中心；塞外胡人草原文明（13）中的鄂尔多斯（广义的包括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涡漩运动中心和塞北的西辽河平原（14）与东北的松嫩平原（15）的涡漩运动中心。最後分析起来，主要由于东亚史场上这四股大力量这时日趋活跃和激烈的双重和多重的互动、交融、撞击、裂变与整合，最终导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终至移出河洛中原地区。
这种东亚历史结构上的革命性变化，好比天文学上从托勒密（Ptolemy,100-170)的地心说变成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一样，其对华夏民族的心理和历史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较其有过之无不及的，就是将近千年後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了。
2、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由于其本身内在的衰变，其生态的质量和旱耕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自唐代中叶至宋代，不断退化下降，无力再承受华夏帝国庞大的物质需求；这时南方的水耕农业应时而兴，致使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发生裂变，逐步南移至资源丰裕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3、与此相应地，塞外草原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鄂尔多斯高原特别是其毛乌苏沙地以南的横山平原也发生衰变，其生态质量，自西元前二世纪的汉匈争霸以来，中经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到了宋初时，已因天灾人祸而严重退化。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塞外胡人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方向或南移，（16）寇扰侵夺中原；或东移，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东移至资源相对丰裕的西辽河平原、松辽平原一带，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4、汉胡生存空间的大开拓，激化汉胡文明内部的衰变裂变，特别是汉胡两大文明之间的碰撞、矛盾、冲突；胡人铁骑南下，逐鹿中原，猛烈冲击河洛涡漩运动的核心，造成政治中心的裂变，以致赵宋政权――但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被迫转移流亡江南。
汉胡文明的碰撞是一种「力」的较量；（17）形象地说，就是草原马背上（18)牧民的「铁骑强弓」同中原牛背上（19）农民的「刀矛弓箭」的较量。宋代政治和军事上的积弱不振，以及胡人汉化而融入中华民族，是这种历史伟力产生的必然结果。此後，这种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裂变形成了北方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南方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本格局，规范了此后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值得特别突出的是，汉胡两大文明交融所形成的新帝国的涡漩运动中心不可能再是中原河洛，而是两者合力交汇之处，即幽燕地区，而其核心即当时的燕京今天的北京。（20）
5、两宋时期在汉弱胡强的「天下」大势之下两者的外交关系，是在一种华夏儒家宗法化的朝贡制度下进行的；宋强夏弱，夏人称臣纳贡；宋弱辽金强，则宋人称臣纳贡。两宋时期的汉人屈辱挨打是历史的悲剧，但汉人却未因此丧失文化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胡人仰慕中原文化，倾心汉化，也是他们的历史悲剧，但也没有因此自卑而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特别是对自己的「铁骑强弓」的战斗力充满自豪和信心。总体来说，汉胡虽各有所失，但换来的却是新的「文武合一」的中华民族文明，更大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喜剧。
6、两宋时期，汉弱胡强，外王已不可求，于是专注内圣；并且鉴于唐末五代的礼崩乐坏，藩镇的武治当道，以及唐中叶以来儒生文士成为新兴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乃顺时应变，确立文治国策。文治国策固然促进了文化学术思想的创新、经济贸易的繁荣，科技工艺的发达，但也启动了文明内在衰变的伏因；具体而言，在胡人「铁骑强弓」严峻的致命威胁下，武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却反而大为低落，儒生文人主政带兵，背离了汉唐文武合一、出将入相的优良政治传统，从而强化了宋代国富兵弱、积弱不振的趋势。（21）
7、帝王之学理学化，汉武帝「独尊儒术」，宋理宗则「独尊理学」。理学作为心防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外可以抗拒胡人的入侵而图存，内可以排拒佛学和抵制因工商业蓬勃发展而流行的「全民皆商」的社会风气（22）和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思潮而自固。但是理学心性的空疏学风背离了河洛文化的经世务实精神，以及汉唐文治武功并重、儒法杂用的帝王之学的经世政治文化传统，以致丧失了中原华夏民族刚健自强的尚武精神，无力卫家保国，严重削弱了支撑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精神思想力量。（23）因为理学化的帝王之学日趋空疏迂腐，脱离现实，显然起了精神上丧失斗志甚至求生本能的内因作用。（24）
此外，理学的终极人伦关注，固然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思孟一系仁学求善的思想和精神，但也起到了强化儒家一贯忽视对客观世界的知识和真理追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扼杀了发展出最终击败胡人「铁骑强弓」的「坚甲利兵」的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可能性，所以根本开不出外王（民主的因素暂且撇开不谈）。两宋理学使帝王之学一脉相承的内圣外王之学严重失衡了，断裂了。
下文将根据上述七点假设，论证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过程。
上篇：中原河洛势衰，江南塞外代兴
一、从河洛到江南
在拙文〈寻根〉中曾经详细论述河洛地区之所以形成华夏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归因于其丰裕的物质因素，「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态条件。所以其中衰也必然同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源的退化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也正是如此。
先说水与植被吧，水是大河文明兴起的物质基础，是河洛文明涡漩运动中心形成的必要物质条件。黄河、洛水、伊水的水文情况，至北宋大致维持稳定状态，没有明显的重大变化。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水患的增加和植被的严重恶化，而这两者又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例如，就植被而言，西元前2700年前後，河南省境内的森林覆盖率为63％，到了南北朝末年也即西元後五六世纪，则大幅度降低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到了北宋末期，仅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此期内，河洛地区的豫北、豫中一带的山林，由于人为的砍伐过度（日常家用、炼铁和制陶）和长期的战争破坏而消失殆尽。(25) 至于作为河洛接替区的关中平原，唐宋时期几乎已经看不见森林了，(26)可见砍伐之严重。
至于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洛阳－开封轴心的开封（汴京），本有「北方水城」之称，植被遍地，林木成荫，（27)但是由于作为北宋首都，对木材的需求十分惊人，宫殿陵墓、皇室富商私宅、僧寺道观，以至河防工程，在在都需要大量木材，到了宋仁宗时达到高峰，(28) 以致林木砍伐殆尽。于此可见，北宋对汴京的经营达到了城市资源利用的极限，生态环境因而急剧恶化。（29）
由于植被退化而严重地减弱了蓄水、保水的能力，以致水旱频仍。唐代河南道、都畿道已经成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到了621至741的一百多年间，河南道旱、涝、蝗灾的发灾率高达32次，居全国之首。（30）洛阳在唐代一共遭受水灾22次，洛水共泛滥16次，均居全国之首。（31）还有一个不利于北方农业发展的人为因素是，北方统治者以农养兵，以农济军，因此竭尽全力生产马料军粮，不惜以破坏天然植被为代价。于此可见，这时河洛地区生态环境之恶化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其次是土壤。拙文《寻根》中曾经提到黄土层有利于干旱农作物粟稷等的生
长，但是黄土层也有其弱点，就是表土易于遭受水土流失和风蚀，从而丧失养分。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来自黄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导致土壤盐碱化、沙化，以致导致沈括所形容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土壤已十分贫瘠。（32）
就拿关中平原为例吧，汉代关中由于拥有《禹贡》中被称为全国最肥沃的黄壤，而以「陆海般」的富庶著称于时，所以成为秦汉隋唐四个大帝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到了中唐以後，关中黄壤的土质肥力已经明显下降，据史载同州、华州、陕州「地迫而贫」（33）、「土瘠民贫」（34）。到了北宋，水土流失进一步恶化，形成了今天随处可见的沟壑纵横的残破情况。（35）。同时，由于数千百年的垦殖，草木根茎尽除，黄壤自然肥力必然随时间而下降。其结果是，粮食单产下降，人民无法温饱，日子越过越穷。（36）这是自然的衰变，还有战争造成的衰变，就是自安史之乱（755年）以来，关中、河西、豫西等地，也即广义的大河洛地区，历经藩镇之乱，再经五代时期胡马铁蹄的蹂躏，残破不堪，早已胜景不再。（37）
于此可见，河洛的水文植被、土壤，已经是不堪负荷了，关陇也是每况愈下，自顾不暇。华夏帝国的资源只有日益转而依靠江南了（38）。事实正是如此。（39）
江南的水文植被之得天独厚可谓甲于华夏。首先是水，长江中下游的水源要比河洛地带丰富多了，除了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之外，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水泽遍地，尤其是长江下游苏杭一带以水乡泽国闻名于世，太湖流域自古就有「三江五湖之利」（40），加上远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开始修凿、後经隋（41）唐两代大事扩修的苏杭大运河，这那里是河洛一带的水运条件可以相提并论的。
其次是气候与农作物。江南地区一般要较江北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不但生长季节长，而且有利于多种作物生长，特别是主要农作物水稻的生长。江南水耕的稻米作物日益取代旱耕的粟麦成为帝国的主要经济作物，供应北方帝国政治中心所所需的粮食。例如安史之乱後，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晚唐政府对江南经济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唐初转运东南之粟不过20万石，开元天宝年间剧增至250万石，至德宗时更是到了江南漕运已攸关帝国安危的地步了，成了帝国的生命线。（42)
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已经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43）除稻米之外，还可以生产麦、杂粮、茶等作物。所以宋朝就流行一句谚语「苏湖（太湖）熟，天下足」、「苏杭熟，天下足」，过去被贬为「沮枷下湿的泽国，而今成为大粮仓」。（44）于此可见，江南物产之丰饶已经超出中原地区了，而且潜力不可限量！
当然，如果纵令自然条件再怎么优厚，没有人才技术也是空谈。江南自汉代以来至宋这七八百年来，一直地广人稀，资源丰腴，只是由于生产技术落后无法大规模开发，但是随着北方动乱，经过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後，中原华族人口不断大量南移，为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急需的熟练技术人才和劳动力，（45）因此开发江南的条件日益成熟，到了唐末宋初更趋成熟，致使江南经济蓬勃发展。
综上而论，一系列自然生态、土壤的变化，自唐中叶以後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立足于北方黄河中下游的旱耕农业，此后则移至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下游的西湖、太湖的水耕农业。由于
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生产力的变动，于是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所需的资源也不得不被迫依靠江南了。
所以，帝国的经济中心拓展到长江中下游，使华夏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农业基础，不但其范围较在河洛地区广大，其生产力也大为提高；(46)简言之，移出河洛中原，转移江南的中国农业经济或小农经济的基础，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坚实了。所以，江南――再加上後来的岭南――的优越生态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雄厚经济基础，对华夏农业文明的存续繁荣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这就产生了两个显明彰著的长远影响：一是华夏民族获得了新的更广阔、更为优越的生存空间，不必像西欧滨海的几个小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一样，为了生存发展，被迫向不可知的大海去找活路（当然因此却发现和开拓了比其本国领土要大上好几百倍的生存空间南北美洲，这是他们始料不到的）；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儒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两宋以前，体现了干旱农业的意识形态，此後则体现了水耕农业的意识型态。由于江南丰饶的生态条件，儒家作为哲学思想和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为强化了。南宋时理学盛行江南一带，不能不部分地归因于这种丰厚的物质条件。
所以从近程来看，华夏农业文明是更加充实、更加发展了；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小农经济的巨大惯性，却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海洋的远略。
二、从鄂尔多斯到长山白水（白山黑水）
自然生态的物质条件是人类文明本身的存续和彼此之间的互动、碰撞、冲突、融合的最基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物质条件，其变化直接攸关文明和政权的盛
衰消长，存亡绝续，对生态脆弱的草原上的文明和政权尤其是显而易见。
由于要比较大河文明及其民族性同海洋文明及其民族性的源起和发展的生态条件，〈寻根〉一文中曾经将河洛农业文明的生态环境同希腊海洋文明的生态环境作了对比。现在再将其同中国边陲胡人草原文明（47）的生态作一对比，因为在近代欧风美雨从东南沿海猛烈冲击中华文明之前的中国对外历史，几乎全部是一部汉胡互动冲突的历史；特别是自宋代以後，汉胡两大文明的碰撞冲突，日益迫近中原河洛地区，从本来的肌肤之患变成了腹心之患，直接攸关华夏农业文明的兴衰和中原政权的存亡绝续。所以，对于边陲胡人草原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草原生态的特点和变化，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1、草原生态，得天独薄
首先要界定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寻根》中提出了涡漩运动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在华夏大地上，除了河洛大河文明的涡漩运动核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文明的涡漩运动核心，河洛只不过是脱颖而出的一个核心而已。这种满天星斗的文明发生现象也适用于塞外辽阔的草原文明。但是，主要的不同之点是，草原文明得天独薄，其核心的生态基础是依托冰川雪水或短促河流、湖泊的、面积狭小的沃洲或绿洲，不可能形成像河洛这样依托大河的干流和无数支流而形成的盆地或平原式的核心。所以，其辐射和消纳的能力，先天上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绝不可能同河洛地区相提并论。
其次是，草原牧民，受干旱气候和严酷生态条件的制约，逐水草而居，飘泊不定，先天就患了资源的饥渴症；而河洛大河文明的农民，得天独厚，得以世代定居务农，安土重迁。这两大差异，决定了河洛文明的涡漩运动和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遵循不同的自然规律运行，从而使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分道扬镳，不断碰撞、冲突。（48）
在这样的意义之下，并且为了本文的目的，将集中论述两宋时期对河洛文明的中衰造成影响的边陲胡人文明，就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等胡人文明，而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鄂尔多斯高原（49）、西辽河平原和东北的松嫩平原。而其中，在两宋时代，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宋、辽、金、夏、甚至後来的蒙古人争霸角逐的主要战场。所以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得天独薄」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论述的一个重点了。
狭义的鄂尔多斯高原南北介于榆林至阴山之间，北靠阴山，东有太行、吕梁山脉，右依贺兰山脉，面积广达9万平方公里；三面环（黄）河，面向黄土高原上的万里长城，遥望中原腹地，纵连大漠南北、横跨草原东西；介於中原农耕汉人和漠北游牧胡人两大民族之间，是中原通往大漠的一条宽广的走廊，防止和控驭胡人的前哨，但也是胡人进犯中原的跳板和根据地。所以古代一直成为胡人草原文明和汉人农业文明长期频繁对抗、胶着纠缠的冲要地带。因此地略位置，极端重要。不过，本文所谓的鄂尔多斯草原，是广义的，向西延伸至西夏赖以立国的粮仓河套平原（50）。因此，其地略位置在汉胡文明的盛衰消长的历史中，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构成挑战中原文明的雄厚物质基础。（51）
再就汉胡文明的发展而言，如果说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那么鄂尔多斯高原似乎也可以称之为胡人草原文明的主要核心之一；形象地说，鄂尔多斯是塞北草原马背民族的故乡，而河洛是中原牛背民族的故乡。（52）河洛地区既形成了农业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同样地，鄂尔多斯也形成了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核心。这只是便于论述的类比，两者对汉胡两大文明的磁吸和辐射作用和内涵当然并不完全一样，不能等量齐观。
其次就其自然生态来看，古代的鄂尔多斯，相对于戈壁荒漠而言，曾经是块水
草丰美、林木繁茂、秀丽富饶的土地。（53）早在春秋时代，这里住的是游牧民族林胡人，林胡者就是树林中的人（54），可见当时这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还有，西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当卫青将匈奴人逐出漠南，因失掉阴山以南的肥美草原牧场，而流露出「过之未尝不流泪也」的哀伤！（55）
到了公元後五世纪初叶，十六国中大夏国的缔造者，赫连勃勃，对今天毛乌素沙地南缘红柳河（蒙古人叫做萨拉乌苏河，意思是黄色的河）一带的景致盛赞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还有六世纪初，东魏高欢的部下斛律金，有感於阴山南麓草原之肥美，即兴作了一首流传至今、人们还朗朗上口的优美、动听的草原民歌〈敕勒歌〉：（56）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卢，笼罩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甚至数百年後到了十三世纪初，余韵犹在；当马背天骄成吉思汗晚年，亲率二十万大军，行至今天的伊金霍洛旗地方时，竟为那里迷人的山水草原美景，深深地陶醉了。
他戎马一生，从没有掉转过马头，这次竟不自觉地掉转马头，绕了一周。然後，在马背上呆呆地发楞，竟然入神到把手上的马鞭，掉落地上。身边侍卫，正要伸手捡起地上的马鞭时，他方如梦初醒，挥手传谕道：（57）
此地非凡：土如黄金，水清如翠，牧草流油，马壮羊肥；此地可头枕黄河，身卧高原，手握天柄，眼望苍天，恰是葬身之地。
於是，他在马背上感叹地吟道：「太平之时，应在这里设金帐：故去以後，应在这里世代安葬…」（58）这两句诗却引出了两个名字。他所看中的这个地方，蒙古人本来叫做「浩特格尔」，后来改称 「伊金霍洛」，意思是 「圣主的陵园」。另一个是鄂尔多斯，蒙语的意思是「圣主的金帐」。秦汉以来，汉人一直将阴山至榆林这个广阔地带泛称为漠南或河南（春秋时称为胡地）的，没有专称，此后便称之为「鄂尔多斯」了。
还有，内蒙的两个大城，呼和浩特和包头，都与源自古时当地的自然景观有关；呼和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蒙古语的意思是盛产鹿的地方。
还有，阴山的主峰叫大青山，都表示这一带曾经山青水秀，野兽成群。
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足证古代的鄂尔多斯高原曾经是一块神奇、美丽、富饶的宝地。丽质固然照人，但却红颜薄命，「得天独薄」，其地质和生态条件先天就有致命的弱点：她大部分地区的地表物质，由灰绿色和紫红色的砂岩和砾岩的水平岩层组成。这种地表物质，质地疏松，极易风化为沙地、沙漠。不幸的是这里多的是强劲的风源，而她正是地处温带半乾旱的季风区气候带，冬春雨季盛吹强劲寒冷的西北风，侵蚀脆弱的地表植被。（59）这种先天不良的荒漠化基因，一旦出现了有利於荒漠化的天灾人祸，土地势将迅速退化成沙地，进而恶化成生命禁区的荒漠。
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得天独薄」的生态条件较之「得天独厚」河洛地区的生态条件，不逮远甚。所以，在汉胡文明的长期较量中，由于生态恶劣，资源匮乏，后继无力，胡人注定最终必然失败，纵然在一段时期内是个胜利者。
这点可以从战争同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中得到证明；战争对生态造成严重的、甚至致命性的破坏；生态恶化，迫使胡人向外掠夺侵略，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战争是草原文明涡漩运动向外辐射的一个主要形式，好战、善战的胡人，不仅是侵扰中原汉族，也经常彼此为争夺资源、财富和土地而相互杀戮。早至秦汉的匈奴，晚至两宋的西夏、辽、金，均在不断寇扰侵犯中原之同时，彼此之间也进行着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战争。（60）战争、冲突、侵扰，对中原的农业文明而言是异态，但对边陲的胡人来说，则是常态。
鄂尔多斯高原上残存的赵长城和秦长城、直道、烽火台的遗址，显示两、三千年来，这一带长期成为汉胡之间无数次激烈斗争的战场，这些遗址就是中原和北方华夏民族为了防御胡人而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一种遗迹。（61）
下面将列举三个颇具典型性的战例，即汉匈之争、北魏同赫连夏国之争和宋蒙（西）夏三国之争，作为证明。
首先是汉匈的争霸战。汉初，中国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匈奴也出了个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单于的王庭设在今五原县境内，（62）也就是说，匈奴大帝国的政治中心和心脏地带即在鄂尔多斯高原北边同河套平原的结合地带，也即当时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的核心所在。
所以，当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北伐匈奴时，这里便成为主攻目标，虽然战线从东至西，绵延数千公里，从今天的山西北部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
汉匈争霸战，同远古时期皇帝、炎帝和蚩尤逐鹿中原的典范战争一样，是汉胡争霸的典范战争，为此后的汉胡战争确立了基本模式。详情容下篇中论述，这里只涉及战争对生态的影响。
汉朝名将卫青，於西元前127年率精锐骑兵，由东向西，穿过鄂尔多斯高原中西部，成功地压迫匈奴右部放弃漠南，退回漠北。匈奴曾经霸占鄂尔多斯高原长达八十多年之久，俨然成为匈奴人的故乡。从此「漠南无王庭」，首次成为汉家天下（秦朝非汉家，而是华夏）。这是汉匈两大帝国争霸战的第一回合决战，汉朝赢得了决定性的辉煌胜利。
但是，这只是个开头，仅仅揭开了序幕，整个争霸战打了80年（西元前129――西元前53年）之久。其间，汉朝一共发动过九次大规摸的远征，主要的战场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套地区又成为塞外胡人政权争夺拼杀的战场。
其次是五世纪初叶（ 401―430），北魏和赫连大夏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展开长达二十多年的争霸战。当时，北魏出了个英明的君主太武帝，赫连大夏也出了个野心勃勃的赫连勃勃。赫连将都城设在毛乌素沙地南缘、今陕北横山县境内，并命名为统万城，意思是他要以此为基地，征服天下，「统治万邦」；可见其不自量力，真是一个名符其实、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两国争霸的结果是，最後赫连大夏被北魏消灭。（63）
最後一个史例是宋、夏、辽、金、蒙之间没完没了的混战。先说宋夏的横山之战，自1042年一直打到1119年，历时77年，算得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64）位于鄂尔多斯南端的横山平原，不仅生态条件优厚，而且战略地位重要。其境内山岳绵亘，河流错综，如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川等，故水利发达，宜农宜牧，粮产颇丰。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多就食于此，人民繁庶。此地羌人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夏人失去横山，就失去东方之粮仓。宋朝则视横山为阻止西夏入侵之门户，不得不守，而且丰富之粮产可供驻军所需，所以是宋夏两国的必争之地。（65）
再就是辽夏之间的战争同样激烈频繁，尤其是1044年，西夏李元昊在鄂尔多斯河曲之地（泛指河南地区），佯装后撤三次百余里，每退30里，则放火纵烧沿途野草，坚壁清野，以使辽军战骑断绝草料。（66）就是再丰美的草原也经不起这样自杀性的人为破坏。
最後是蒙夏之战。成吉思汗为了解除西面的牵制，而于1205、1207、1209三次讨伐西夏。然后又于1218、1226两次大举进军西夏，攻下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长驱直入。1227年春，进攻西夏首都兴庆城，西夏军民协力抵抗达半年之久，终于粮尽城破而亡。兴庆陷落时，由于屡攻不下，蒙军痛恨之极，乃屠城泄愤，以致白骨遍地，惨绝人寰。攻夏之时每破一城，必大肆劫掠财宝子女。（67）
上述自汉匈的争霸战至宋代汉胡之战与胡人内部的混战，断断续续地在鄂尔多斯的高原上打了一千多年；这些只是典型的战例，如果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战争冲突，可以想象，使山河变色的战争烽火不仅使「耕地荒芜，居民穷守沙漠，衣食并竭，不能自存」，更使生态环境遭受多么严重的破坏。有诗为证，诗圣杜甫在《兵车行》里写道：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元代大诗人元好问在〈癸已三月北渡三首〉里写道：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似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虽然两位大诗人，一个是唐代人，一个是元代人，虽然诗中描述的不是直接发生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战後惨象，但是他们诗中所刻画的「边庭流血成海水」、「禾生陇亩无东西」、「几年桑梓似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的战争残迹遗祸，完全可以反映宋代鄂尔多斯高原上汉胡战争和胡人混战所造成的民生凋敝、生态残破的景象。
像鄂尔多斯大地上这样脆弱的草原植被，如何能够这样长年累月地承受敌我双方，数十万铁骑大军的纵横奔驰，践踏破坏？所以，这里战後的残破，一定要比杜甫和元好问所形容的严重得多得多。
此外，与战争烽火，以及同战争直接有关的军屯、驻军、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导致鄂尔多斯高原上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退化，以致沙化，最终成为一片片荒漠。一般来说，战争结束後，经过休养生息，有再生能力的草原植被，会有所恢复。但为了维持边陲庞大驻军的给养，绝对无法单靠中原内地的供应，所以必须移民屯垦，开荒种地，就地给养。就拿秦朝来说，统一中原後，秦始皇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３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西汉时（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间」，即河套後，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禦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今包头西）。（68）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研究，汉朝为了防御匈奴，在阴山设有三道国防线：第一道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之处；第二道是阴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是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高原东北一带。沿著这三条国防线建了许多城堡。当然，这些城堡，不是为了要发展商业贸易，而是为了囤积军需物资。（69）
这麽多驻军和后勤人员驻守在这里，需要吃饭穿衣，所以不得不移民垦荒，发展农业。（70）北京中国林业部的专家和兰州沙漠研究斫的专家认为，这类与国防军事有关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活动，是造成这个地带沙漠化的罪魁褐首，竟然超过了战争直接造成的损害。
上述三条国防线大致同今天库布其沙漠由西而东、成带状的走向相同，看来并非巧合，而是有力地说明了，军垦与荒漠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正是如此，有史为证，东汉建武22年（西元46年），河套以北地区「连年乾旱，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71）这样大的旱灾，固然同气候的周期变化有关，但地表植被遭到人为的长期破坏，以致土壤沙化，显然也是重要原因。（72）
沙化加剧了旱灾，旱灾又加剧了沙化过程。虽然东汉以後，鲜卑等游牧民族又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将大片荒芜草原转为牧场，使草原植被有所恢复，但沙漠的肿瘤已经出现。北魏年间（446年），从今鄂克托旗西部到杭锦旗北部，已经是「道多沙深，轻车来往，犹以为难，役车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深涉沙必致陷。」（73）这表明在五世纪时，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黄河东岸，已经出现了积沙。这可能是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到了唐代，同秦汉一样，为了防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唐代在鄂尔多斯高原实行民垦和军垦，扩展农业。虽然因此取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过度的农业开垦，超越了鄂尔多斯草原的承受能力，因而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其北部，也即今库布其沙漠区域内，已陆续出现了叫做「普纳沙」、「库结沙」的沙丘地带。（74）
这是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沙化情况。至於南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但这不是由於军垦，而是由於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营建，也会造成沙化。根据权威史地学家侯仁之教授的研究，北魏赫连夏时期（407－431年，版图大致涵盖鄂尔多斯高原全境和今天的陕北地区），其首领赫连勃勃好大喜功，413年时在仅有的六、七十万人口中竟然调集十万之众，在今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红柳河（萨拉乌苏河）北岸营造统万城，因为这里是一片广阔丰美的大草，有一条清澈的河水穿越，使他不禁发出「临广泽而带清流」的赞叹！（75）
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层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於此可见，该城是多麽的宏伟！多麽的富丽堂皇！北魏太武帝攻陷统万城後，见此豪华建筑，也不禁感叹地说：「蕞尔小国，而用民力如此，曾欲不亡，其可得乎？」（76）
这样规模的国家，显然超出了这一带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无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严重破坏。也有史为证：六世纪初，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指出，最晚在北魏时，这里已经出现沙和沙丘的踪迹。其中《水经·河水注》里说：「（奢延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奢延水由东北与温泉合，源西北出沙溪，（黑水）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
其中提到的赤沙阜、沙溪、沙陵，都有一个「沙」字，而且它们都在夏州（北魏灭统万城後所设）—带，这正与今日的毛乌素沙地的腹地相吻合。这可能是今日毛乌素沙地的雏形。
唐宋时期，有关毛乌素沙地的记载越来越多。唐人沈亚之（781－832）记述当时的夏州（治所仍设於统万城）说：「夏之属土，广几千里，皆流沙。」（77）《新唐书》上说：「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78）此外，唐人的边塞诗中，凡描写夏州的多以沙为吟咏对象，例如许棠的「茫茫沙汉广，渐远赫连城」；（79）李益的「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80）姚合的「苍茫塞上城，沙漠无宿雁」。（81）在在证明，唐末九世纪时，夏州已经陷入流动沙丘的包围之中了。
一百多年後到了宋朝，为了防止鄂尔多斯高原上党项的反抗，994年乃下令废毁夏州城。这时，夏州已「深在沙漠」了。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走入历史。（82）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1031－1095），曾亲自前往毛乌素沙地进行考察，他在《梦溪笔谈》中对毛乌素沙地有这样生动的描写：（83）
予尝过无定河，渡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项项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驼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
於此可见，这时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毛乌素沙地的沙化现象是多麽严重了。到了元明时期，这里的荒漠化更形发展，向南延伸至陕北的榆林，使榆林也陷入沙漠之中了。於此可见，这时美丽的鄂尔多斯已经残破不堪、面目全非了！
由上可见，到了两宋，中原华夏的河洛地区和胡人的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都严重恶化，严重到必须寻找资源更丰厚的接替地区；于是，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衰变，裂变了，华夏帝国的经济中心遂从河洛地区南移到长江中下游了，进而再扩至岭南。
塞外草原文明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也发生类似的大变动，也从鄂尔多斯逐渐向东移至水草更为丰美的西辽河和辽河流域，再移至长山白水的松嫩平原、松辽平原了。于是，契丹人和女真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于是，东亚史场的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更加宏伟壮丽了。然而，这幅宏伟壮丽的东亚历史画卷上却涂抹了汉胡两大民族无尽的鲜血和泪水！汉民族等待的未来命运却是一页页「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深重苦难和无尽屈辱的悲情史篇！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漠视汉民族的主观愿望，残酷无情地前进着！
2、从牧场到田园
东亚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如上所言，随着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
退化，资源匮乏，胡人因而加紧寇扰侵犯中原；但是这时的胡人，不再仅满足于掠
夺中原的资源、财富、人口，还进而要同华夏民族一道逐鹿中原，入主中国，成为华夏大帝国的统治者。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首开其端，两宋时期的辽、金、蒙古继之，最後金人灭宋，迫使宋人逃出河洛地区，流亡江南，另建南宋；蒙古人又灭南宋，统一中国，首开非华夏族统一中国之始。
于此可见，河洛中原和鄂尔多斯的生态变化，同汉胡两大文明的消长盛衰和命运的密切关系了，所以本文对鄂尔多斯的生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当然，这种因果关系不能绝对化，因为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力量，例如精神方面的文化思想、典章制度，同时在发生作用。（84）待下编中再行详论。
正如同华夏文明的历史遵循自己的规律发展一样，草原文明也有其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秦汉隋唐时期，草原文明涡漩的核心因汉人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的强大吸引力因而偏处于西部，集中于鄂尔多斯高原；此後特别是唐末以来，则随华夏政治中心回归河洛中原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而逐渐东移。两宋之交，草原东部的辽金政权先后崛起，就是这种历史大潮流的体现。
辽金草原文明同匈奴、突厥草原文明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后者是纯粹的草原游牧文明，而前者却逐渐发展成为半牧半农的混合文明，既是马背上的矫健骑士，也是牛背上淳朴的牛郎。这个重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是取决于主观的意愿，而是完全取决于自然生态条件。同河洛农业文明涡漩运动一样，辽金半牧半农的草原文明涡漩运动核心的形成，也不外取决于水源、土壤、农作物和地理位置的四项基本自然地理因素。
先说水文和植被。契丹文明涡漩运动核心地区的水源较之广义的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丰富多了，计有西拉木伦河（潢水）、西辽河、大凌河、老哈河、辽河、乌尔吉木伦河、西辽河、大凌河等；女真文明涡漩运动核心地区的水源有过之无不及，(85)计有乌裕尔河、呼兰河、阿什河、辽河、松花江、嫩江、黑龙江等。(86)後来金灭辽後，当然两者的水域就合而为一了。(87) 不但水源丰富，而且流域广阔，西辽河流域就广达9. 2平方公里，(88) 相当于塞北的涡漩运动核心狭义的鄂尔多斯高原的面积和塞西西夏国文明涡漩运动核心的河西走廊加上河套平原的面积了，也远大于河洛涡漩运动核心地区河洛平原的面积。至于东北境内的女真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含盖范围，由于地旷人稀，那就更是辽阔了。（89）塞外胡人草原文明地域辽阔的特点在此显露无遗！
土壤的条件也有利于半牧半农混合经济型态的发展。以内蒙巴林左旗为核心的地带是黄土分布范围，黄土作为土壤母质，疏松多孔，草类植物根系可延伸到土层深处，植物残体腐解後可与钙质物质相结合，富集于空隙边缘，故在此母质上发育的黑垆土有机质层较厚，且具有较好的透水性与保水性，适于耕作。所以辽代耕地多选择在这中黄土层地带，黄土覆盖的河流阶地上。(90)
女真的原居地，上京会宁府至第二松花江沿岸农垦区，北部的乌裕尔河流域（黑龙江省内陆河流，长426公里，位于松嫩平原北端）土壤主要是黑土，具有良好理化特性，自然肥力尤胜于黄土，宜于发展农业生产；主要作物，当然是粟、黍、稷等干旱作物。气候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雨量虽少，冬季很长，但不致妨碍作物每年一熟的需要。（91）
但是，如果没有善于耕稼的农民也无法发展农业。西辽河流域，3000年前到10世纪契丹人建立辽王朝的2000多年来，一直是马背民族的世界，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女真，相继在这里活动，立国建邦。（92）活跃于这一带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一样，自然也是世代游牧狩猎，不习农耕，如果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拜汉人农民为师，向他们取经，传授耕稼。幸好10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原和渤海国的汉人农耕人口，或是俘虏（辽太祖、太宗在军事行动时，掠获大量中原人口），或是自愿移入西辽河流域，带来了农耕技术和经验，揭开了西辽河流域的农耕业序幕，将大片荒地开垦成为良田，变牧场为田园。
此外，中原农业人口，或为战俘，或自愿移民，安置在以辽上京地区为核心的乌尔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沿岸一带各州县。尤其是大凌河河谷（是契丹人南下与中原人交往的必经之路）早在秦汉时已设置郡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原农业文明向东北非农耕区辐射的前沿基地。契丹人入居大凌河流域，便有机会接触农业文明。移民也使上京成为核心的农业开垦地区。（93）
于是，汉农民将农耕文化带到塞北落地生根，改草原为良田，变牧场为田园，化骑士为牛郎，使契丹民族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半牧半农的草原民族。此外，森林茂盛，草原肥美，可渔可猎。农牧渔猎均可以谋生，
自然条件十分优厚，为契丹人从游牧走向定居提供了必要的温饱物质条件。这只是相对草原西部而言，较之中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物质和文化差距，所以塞北胡人南进侵占中原是东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就涉及到地略位置的因素了。诚如《寻根》文中所述，要成为涡漩运动的核心，除了生态因素之外，其地理位置必须适中，才能起到涡漩运动发挥强大的吸收和辐射的作用。在塞外草原文明中，具有优越生态条件的还有西夏的党项民族，他们虽然也占有「塞外江南」之誉的河西走廊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拥有雄厚的物质资源。但是其地略位置偏西，远离中原，充其量只能像其草原的前辈们匈奴、突厥一样，侵扰中原边陲，难以逐鹿中原。
然而塞北和塞东的辽金两国正好相反，他们在地略上却逼近中原，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和燕山北麓夹角地带，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同时也是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交错区域。就东亚和世界范围而言，西辽河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这种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古代的西辽河地区，处于连接中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这是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和鄂尔多斯沟通大漠南北的地略位置，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是936年辽国从後晋的石晋塘取得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辖地广阔，约12万平方公里，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最重要的险关要塞幽州、大同与天然屏障，遂定幽州城为南京，1012年辽帝耶律德光改南京道为燕京，即今北京，作为经略中原的基地。于是，一个取代河洛中原的、成为未来汉胡联合组成的新大帝国的政治中心，隐然成形，（94）此後的数百年便成为元、明、清大帝国的京城了。（95）华夏民族丧失这片战略要地，致使契丹取得了北负山险、南窥平野的高屋建瓴之势，整个中原地带的北方门户洞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辽金铁骑在华北大平原上，再无险阻，纵横奔驰，朝发夕至，来去自如。此後一直到明初为止的四百年内，汉族政权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96）
宋初及其后的几个比较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皇帝，无一不是志在收复燕云十六州，但都是无功而返；而且宋太宗赵光义还为此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于此可见，辽金的半牧半农，既有牧场又有田园的混合经济，（97）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半牧，使他们保存了固有的骁勇骠悍的游牧民族传统；半农，使他们充实了衣食粮草的物资供应，弥补了以往纯游牧经济资源匮乏的严重弱点；从此，辽金两国既足食又厉兵，大可以同正经历着衰变和裂变的河洛中原政权逐鹿中原，一争雄长了。
这是两宋时期，宋之所以一直挨打，辽金一直咄咄逼人，最终入主中原的最根本的物质原因和地略原因。
从东亚文明的整体来看，胡人草原文明的这个接替生存空间从西辽河至长山白水，酷似华夏文明的接替生存空间长江中下游。这两地的自然生态条件都比原先的更为优越，所以汉胡文明此後各自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宋以文盛，辽金以武雄，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历史最後还是作出了公正的安排。这种经济结构的革命性改变还加速了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的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使中华民族从汉胡二体多元走向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民族大融合。这个伟大的进程，始于南北朝的北魏，成于清朝满洲，两宋是这个进程的中继阶段。
注释
（1）历史上和一般都通用「白山黑水」来指女真、满族的发祥地。例如《金史·世纪》上说，「生女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後世也用于泛指中国东北地区。本文之所以使用「长山白水」，只是觉得顺口而已。
（2）本文的前身是〈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原本是在1993年「河洛文化国际学学术研讨会」上的一篇报告。在这个会上，我前後分别提出了两篇报告，一篇是〈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现实意义〉，该文以〈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为题，重新改写後已于今年（2007）2月6日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张贴（随后又被多家网站转贴）；一篇就是〈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之中衰〉。该文後来分别在《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增刊）和《河洛文化研究》中发表（并在多家网站上转贴）。本文即根据此文以新的题名〈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重新改写，以便接续〈寻根〉一文的主旨，继续阐述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中衰过程。我建议要阅读本文的网友，最好先阅读〈寻根〉一文。
（3）正如同〈寻根〉中「涡漩运动」的概念借自物理学一样，这里的衰变、裂变的概念也是借自物理学，不过是借自核子物理学，而非借自重力场、电磁场、天文物理学或流体力学。原子核自动放射出其粒子及能量的过程称为衰变(radioactive decay)。裂变(fission)是说，一个原子核经过中子的撞击後分裂成几个原子核的变化(nuclear fission)。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原子核的这种衰变和裂变的现象，河洛文化就是最好的史例。因为其核心的中衰，是由于历经天灾人祸而导致内在自我的衰变，再经塞外胡人草原文明的猛烈撞击，造成裂变，致使政治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分裂脱离出去。这两个核子物理学的概念，如果连同热力学关于熵的概念（或简称为温差律）的第二定律一道使用，则更具有说明力；该定律说，热能总是自发地从高温热源向低温热源流动，而不是相反。那么引申到文化历史领域，我们不妨推论说，文化或文明总是自发地或非自发地从先进文化源或文明源传播到落后的文化源或文明源，而不是相反。宋代河洛的高文明源向塞外胡人低文明源传播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的过程。这个温差律也可应用到自然生态和资源的研究，即资源富集区和生态优厚区必然向资源匮乏区和生态恶劣区传输其能量，而不是相反。汉胡文明经济中心分别南移和东移，完全符合这个规律。这些正是两宋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轨迹。
由上看来，这些借自物理学上的概念对本文的论述极具启发性。不过必须强调，本文只是借用引申这些概念，不可刻意求同。
（4）欧洲人的近代心态modern mind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中国人的「近代心态」应始于中唐，成于两宋（陈寅恪所谓的「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可以作为旁证。详情见下注（6）），一直延续到1840西方人将他们普世化的「近代心态」强加给中国人为止。人类近代的历史时间的主控权（只有在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由于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莱布尼兹等对儒家的孺慕而使中国人曾经短暂地握有过人类历史时间的主控权），已经操在西方人的手里，所以「中国人的心态」被贬斥逼回到中世纪了；换言之，赵宋的「中国人心态」变成老古董了，远远被抛在西方海洋文明当道的时代的后头了。这就是十五六世纪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时间差。这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来审视时的情况。
然而，如果放在中国的历史框架来看，甚至到今天，宋代中国人的心态仍然以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形式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诚如1920年初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所说的，「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学衡杂志》，第23期）
如果就更深刻的学术思想流变而言，更是如此。今天盛行于台港海外的新儒学就是宋明儒学的延续和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冯友兰称其所创的学说为「新理学」，真是一语中的，更能正本清源。他说他所讲的儒学直接「承接」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而来，也就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阐述发扬。（冯友兰，《新理学》，1937年，商务印书馆，绪论页1）冯友兰这样做的确具有卓识，因为如果只是由于后代所讲儒学不同于孔孟而称之为新儒学的话，那么依此类推，不但汉代董仲舒所倡之儒学应称之为新儒学，唐儒也应称其所讲儒学为新儒学，这就会对学术源流统绪造成混乱。准此，当代的新儒学其实都应一概称之为新理学，因为都是像冯友兰一样，是承接宋明理学来讲的。当然，西方学者由于翻译上的困难，找不到适当对应的英文字来翻译「理学」，因而将宋明的理学译为Neo-Confucianism,这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不应将错就错，跟着他们亦步亦趋，丧失了自己学术源流的独特性。当然，现在新儒学的用法早已约定俗成，无法更改了。
（5）宋太祖赵匡胤本来主张建都长安或洛阳，因为开封地形开阔，无险可守，不宜作为都城。然而其弟宋太宗赵光义（本为「匡义」，因避讳改为「光义」）却认为王朝的盛衰存续在「德」不在「险」，力主建都开封。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现实理由是，五代时期洛阳屡经胡马铁蹄蹂躏，残破不堪，已无法再作为首都，五代中只有後唐一朝建都洛阳，其余都建都汴京（开封）就是有力的证明。（参见黎杰编著，《宋史》，香港学津书店，1979年。页9）另参见中篇页12和注52、54。
（6）中国史学界对宋代在中国历史地位的评价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来看，主张宋代是个积弱屈辱的汉族王朝，从未统一整个中国，版图远较汉唐狭小，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宋代既弱又贫(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页1、15)；另一种是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来看，高度赞扬宋代为中国的另一个伟大的盛世。例如史学大家陈寅恪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文集》，上海，1980）。邓广铭、漆侠等学者也持相同看法。美国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甚至高度赞扬宋代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时代，使中国在工艺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精英文化方面，均领先世界各国」（《中国
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原文页88)。
（7）一个朝代或政权的首都，可以和政治中心合而为一，也可以不合一，尤其是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南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注（94、95）。关于汉胡联合共建的大中华帝国的首都定于北京的原因，见中篇第二节胡人天下。
（8）与此相类似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西晋（265－420），晋也像宋一样被 分割成两个部分，西晋（265－316）都于洛阳，东晋（317－420）移都于江南建康（今南京）。戴逸认为，西晋以後五胡乱华时期，胡人虽然统治河洛几近三百年（304－581）之久，但是「河洛文化还保持着兴盛状态」，并列举了修建巩县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例。（显然是针对拙文〈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而评论的，但他只是说「有学者」提出河洛文化中衰的三个原因，却未点出这个学者姓甚名谁。请见戴逸，〈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年第一期）。）
戴逸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河洛文化中衰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必须整体地来看其总的趋势，这样才能既见树，又见林。而且单举石窟佛教艺术这一个方面的成就并不能作为衡量河洛文化是否「兴盛」的有力标准，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更具有创造性的成就的标准。更何况这还是在胡人北魏政权的主导下所获的文化成就，记不到河洛华夏文明的帐上。总体而论，实质上建都洛阳的北魏，其孝文帝的汉化，不过是师法中原河洛文化和典章制度，根本谈不上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似此，岂可以「兴盛」称之？何况我们也不可能期望一个外来的胡人政权会对华夏文明作出什么青出于蓝与「兴盛」二字相称的重大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
（9）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盲目地、不加批判地照搬苏联史学界根据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将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升阶段和下行阶段的两阶段论，认定宋代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已进入下行阶段，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在中国史学界为这种主张定调的主要是史学大家范文澜（参见范著，〈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当然，范老的主张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例如恩格斯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19）。于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而非学者的毛泽东，只好而且也只能随着学术界的大流，提出同样的看法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于此可见，将秦汉以下的中国社会仍然称之为「封建社会」，会对其后的中国历史造成多么严重的误导、误读、误解。这是早期中国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教条化的结果。同时更有力地证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学观，根据中国历史本身的实际发展规律，加以中国化的迫切性了。毛泽东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10）我在《寻根》一文中主张划在北宋，应为两宋较妥。因为南宋政统上只是赵宋的延长，其次在立国的精神、学术思想、制度上，均一脉相承，实为一体；南宋不过是更进一步体现河洛文化中衰的大势而已。
(11) 当我说「东亚史场」时，我对其理解，不止是来自书本上的死知识，还有来自个人亲身的考察游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至2004年的十多年里，作为美国纽约《侨报》的主笔，我曾有机会走访考察黑龙江的北大荒、哈尔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科尔沁沙地、大半个鄂尔多斯高原，包括毛乌苏沙地、河套平原、横山平原，以及甘肃的河西走廊。也就是说，本文所论述的历史上胡人的草原文明所在地，我几乎都曾亲身涉足游历过了。还有，我的童年是在鱼米之乡的安徽滁县度过的，所以对江南的优厚自然条件是有切身体会的。特别是1979年开放改革以来，我又经常以探亲旅游名义，或借参加学术会议之便，游历了东南沿海的上海、南京、杭州、广东等地和江北的山东、天津、北京等地。所以对于大江南北的山水地貌，自然生态，也都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这些经验都对我写这篇文章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感性经验。
（12）这时广义的东亚史场上的日本、朝鲜、越南等文明，仍然处于可以忽略的历史冬眠状态。
（13）草原文化的涡漩核心原型是西元前12至9世纪中亚的安特洛诺伏文化Andronovo (核心在东哈萨克斯坦，额尔济斯河上游比邻新疆准格尔盆地部分)，
依傍沃洲放牧为生。前1000年，游牧专门化，形成独立完整的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其范围西起南俄，东至蒙古高原的辽阔欧亚大陆草原地带。西元前500年左右也即春秋时期，这个草原文明在欧亚大陆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对当时在北亚细亚出现的游牧民族称之为「胡」人，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姚大中， 《 古代西北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页14－15。）
这种草原文明与河洛的农业文明，无论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政治社会组织，无不格格不入，可以说是河洛文明的反文明。所以东亚史场上这两大异质文明的紧密纠缠、激烈的碰撞对抗，是必然的，是无可避免的。详情见下文。
（14）西辽河流域自古是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经历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全程。详情见下文。
（15）黑土平原的松嫩平原历史上主要是女真人的天地。详情见下文。
（16）根据台湾边疆史专家萧启庆对「游牧民族何以不时南侵」问题的研究，他总结出中西方学术界至今已提出的七种解释：一是天性嗜利说；二是气候变迁说（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气候脉动说、英国学者汤恩培提出的气候周期说）；三是人口膨胀论；四是贸易不畅论；五是掠夺本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说（持此说者主要为日本学者）；六是征服扩张是游牧社会进步的催化剂说；七是不甘臣服中国说。（〈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载于《中国通史集论》，香港学风出版社，页330）本文着重生态和经济原因，不过萧启庆教授介绍的七种解释也很有参考价值。
（17）所谓「力」的较量，其实质就是「速度」的较量。胡人骑兵的速度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例如南宋人徐霆形容蒙古铁骑「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页108）；十五世纪的史学家克拉维戈说：「这该死的民族骑在马上跑得那么快，要不是亲眼目击，任何人也不会相信。」（杨契维茨基，《成吉思汗》，页227）
(18) 马的出现与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马使游牧经济成为可能，脱离畜牧，进入游牧，是草原文化的一次巨大的飞跃。所以，马的发明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大事，相当于机械发明是近代文明的革命性大事一样。马的快速，机动，灵便，驯顺，草食，使草原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古代的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农业文明发起了致命性的严峻挑战。西元前1500年，马始以家畜姿态出现，中亚细亚已有马的饲养。西元前800年，马具的发明，进一步发挥马的乘骑效用。马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应该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戎狄，总结遭到华夏族驱离的教训，引进西方的骑马、游牧技术，到了战国末期的胡人，已是擅长骑射的胡人，不再是从前的戎狄了。（姚大中， 《 古代西北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页14－21。）到了南北朝时期，马鞍、马镫、马缰、马蹄铁等马具的发明和改良，使骑士在作战时发挥惊人可怕的威力。到了辽金元时代，马术更加精良（陶晋生，〈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于《中国通史集论》，香港学风出版社，页192〉，加上游牧民族的马背习性，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铁的纪律，和不断进步的骑兵战略、战术（成吉思汗的兵法就是以骑兵为主的一套战略战术的典范，与华夏以步兵为主的《孙子兵法》有本质的差异。《毛泽东兵法》中的游击战突出快速、机动、集中兵力等思想，很可能受其影响，并综合孙（子）成（成吉思汗）二家之长），中原农业文明的牛背民族从此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19）牛最初被用作运输工具，牛耕始自春秋战国，汉代以後，得到推广和进一步发展。（曾雄生，〈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生物史与农业新探》）牛在中国古代，也曾被用作战争工具，早在皇帝时就曾驱逐牛群冲锋陷阵，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火牛阵之说。
（20）幽燕一带，相对于关陇河洛的中原帝国而言，自古以来一直是块不重要的北方边远地区，是屯兵驻军的国防前线，在整个帝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没有起过什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中世纪的五代和宋朝，这块地区越来越成为此後中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核心。这种变化，不仅中国学者注意到了，西方的中国中古史学者专家Herbert Franke和 Denis Twitchett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并且特别加以强调。(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6-1368, volume 6, 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1994. pp.16-18)。详情另见注（94）
（21）自武则天崇尚文词进士以後，翰林学士日益当道主政，于是文武将相分途，边镇将帅不得不起用内附骁勇善战之胡人，而为唐末武治当道，蕃将乱政和宋代文治，埋下了伏因。（请参见，陈寅恪，〈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页49）。详情请见下篇。
（22）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
《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5月。
（23）戴逸认为，理学不是造成河洛文明中衰的主因，为此他列举了河洛地区以外濂、关、闽三个地区的理学，以及江西的陆象山、浙江的王阳明、广东的陈白沙、湖南的张棫等，以证明理学遍布全国，更为成熟。而且，理学通过杨时、蔡元定、朱熹，南移传播到福建，造成福建文化之振兴。所以理学没有起到「束缚阻碍」思想的作用。(请见戴逸，〈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年第一期)
戴逸的看法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实际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从理学本身作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起的政治和社会作用，以及从当时的时代需要、历史任务，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才能比较正确地评估理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例如当时的理学，由于过于强调心性内圣的追求，显然与当时所处的内忧外患的严峻客观形势极不相称，所以我说理学促成了河洛文化的中衰。
而且，这种因理学而引起的文化振兴的表象，适足以反证中国思想的主流日
趋贫困化，僵化，教条化，走向春蚕自闭的悲情结局。当然戴逸的看法，也是很值得参看的。详情请见下篇。
(24) 费正清也对宋代这种两极化的矛盾现象，颇感困惑，他在《中国新史》中问道，「难道宋代的文化成就最终竟导致非华夏民族支配中国？」 他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但不易得到答案。理学在思想和精神上所起的消极作用，也许可以部分地解答他的困惑。
（25）郑学梦，〈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论坛》，2005年。
（26）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页261－279；页1—33。唐时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其中单是大明宫一处就占地3.2平方公里，建筑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试想，这需要砍伐多少森林才能满足其所需的建材。（邹逸麟，《千古黄河》，香港中华书局，1990。页64）
(27)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28）汴京的繁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显然并不多见，其商业繁荣景象，几乎成为古代城市经济的一个神话。（郭媛，〈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另可参见《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
（29）木材浪费之巨，连欧阳修在〈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都感叹说，即使所有土地全部用来栽种树木，也无法供应。可见林木资源的挥霍浪费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熊燕军，〈试论北宋林木破坏的历史转折〉，《农业考古》，2004年）另见郭媛，〈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郭文中并指出，开封生态逆转的主要原因是黄河水患的加剧，包括人为的决河。
(30)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31)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
(32)《梦溪笔谈》，卷13。我曾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采访河南的兰考县，深知盐碱化、沙化危害黄泛区内农业之深。
（33）《新唐书·刘晏传附卢征传》，卷149。
（34）《新唐书·刘晏传附卢征传》卷149；《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五年》）。
（35）《宋史》，卷91，《河渠一》。
（36）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页154、161页；页159—160）。
（37）黎杰编著，《宋史》，香港学津书店，1979年。页9。
（38）所谓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则指太湖平原四周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个府县。（yzucm，〈唐宋江 南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因素探究〉，《经济史论坛》，2006年；徐茂明，〈江南经济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39）参见拙文寻根〈五、涡漩运动的离心力：天灾人祸〉节。
（40）施和金，〈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41）yzucm，〈唐宋江 南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因素探究〉，《经济史论坛》，2006年。隋炀帝杨广前後驻守江都二十年之久，即位後即开凿大运河，将南北水系连为一体，对供应河洛物资需求，功莫大焉。
（42）同上。于此可见，江南物产之丰饶已经远远超出江北的中原地区了。
(43) 施和金，〈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44）yzucm，〈唐宋江 南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因素探究〉，《经济史论坛》，2006年。
（45）四世纪初的这次大规模移民将北方前几个世纪积累的生产知识和技术带到江南，为江南地区在唐宋时期的蓬勃经济发展奠定了人力基础。（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施和金，〈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46）据Warren H. Chen 对近代中国人口与土地面积的比例所作的估计，长江下游的稻作区是1（平方英里）：554人，而中国北方的麦粟旱粮区是1（平方英里）：183人，也就是说，前者比后者每平方英里要多养活371人。（An Estimate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XIX, Sessio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Tokio, 1930,Shanghai, 1930. ）于此可见，江南的农业条件要比北方的优越多了。
（47）一般而言，古代中国边陲草原的范围辽阔，从北方的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中经西辽河平原、鄂尔多斯草原，一直到青藏高原上的草原，总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荒漠），占国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李博、雍世鹏、李瑶、刘永江，《中国的草原》，科学出版社，1990，前言，页vi。）
（48）请参见注（12），详情见下编。
（49）就胡人草原文明而言，广义的鄂尔多斯相当于他们的中原河洛地区。
（50）一般是指内蒙古高原中部黄河沿岸的平原，西到贺兰山，东至呼和浩特市以东，北到狼山、大青山、南界鄂尔多斯高原，又称河套地区。可分为银川（宁夏）平原、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又称土默特平原）三个部分。一般称河套平原仅包括前套和后套平原，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平原为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开渠引水，渠道纵横，引黄河水自流灌溉，农田遍布，盛产小麦、玉米、高粱、被誉为「塞上谷仓」、「塞上江南」
（51）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谓：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中原，大为宋患。（《读史方舆纪要》，卷326，元丰5年3月条。）但是，广义的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地之广之丰厚，不及辽金的腹地西辽河流域和松嫩平原，所以其为患中原的程度，限于其有限物力，远不及后者之大。
（52）编委会，《可爱的鄂尔多斯》（续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
（53）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页3、9、121－121。
（54）同上，页5。
（55）《汉书·匈奴传》。
（56）《魏书·世祖纪上》，卷4；敕勒川位于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上。
（57）苏赫巴鲁，《铁木真》，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3。页266。
（58）同上。
（59）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118。
（60）陈寅恪对此有权威的论述，请参见其所著，〈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页128。
（61）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8－13。
（62）同上，页7。
（63）宝斯尔、杨勇、托娅，《鄂尔多斯的历史与文化》，1989年，页37。
（64）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48。
（65）同上。陕北的横山，是黄土高原北部的大山，其北不远处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夏国南境与宋朝以横山为界，东西绵延二百余公里，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连接处。横山为波状起伏的黄土丘陵地形，被许多小河流切割，源于横山的无定河全长四百四十二公里，境内河谷、小平原宜耕宜牧、水草丰美。此外位于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境）境内的天都山，自然环境良好，「多树种竹，豹、虎、鹿、獐居，云雾不退。谷间泉水，山下灌耕也。」
（66）同上，页151、161。
（67）《蒙古族简史》，人民出版社，1985，页52；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1963年，第13册，页4432。
（68）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202。最早想出屯田办法的是汉文帝时的晁錯，汉武帝时就实行大规模屯田。除了前127年的屯田措施外，前119年，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之後，由于漠南空虚，于是在朔方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之间屯田五、六万人。（《汉书·武帝纪》，卷6，《食货志下》，卷24）
（69）翦伯赞，〈内蒙访古〉。
（70）同上，翦伯赞明确指出，这些城堡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种驻扎军队和囤积军需物资的营垒；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8－13。
（71）《後汉书·南匈奴传》。
（72）文涣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页63。
（73）《魏书·习雍列传》，卷38。
（74）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124。
（75）侯仁之，《燕园问学集》，页200；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
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载陕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论文集》，第3辑。
（76）《魏书·铁弗刘虎传》。
（77）《全唐文·夏平》，卷737。
（78）《新唐书·五行志二》，卷36。
（79）许棠，〈夏州道中〉，《全唐诗》，卷903。
（80）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全唐诗》，卷282。
（81）姚合，〈送李侍御过夏州〉，《全唐诗》，卷496。
（82）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126。
（83）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卷3，第52条，页128。
（84）参见注（12）和（15）。
(85) 韩茂莉，〈从牧场到田园――辽前期农业人口移民草原与上京地区农牧业空 间分布〉，《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第2章。
（86）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87）同上。
（88）韩茂莉，〈从牧场到田园――辽前期农业人口移民草原与上京地区农牧业空 间分布〉。
（89）同上。
（90）同上。
（91）同上。
（92）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94－98。
(93) 韩茂莉，〈从牧场到田园――辽前期农业人口移民草原与上京地区农牧业空 间分布〉；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海中华书局，1979，页56－57。
（94）契丹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它的统治疆域大大扩展，而且新占领的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和生产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契丹族原来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区。因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和掠取更多的财富，幽州城自然而然地成为辽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参见黎杰编著，《宋史》，香港学津书局，1979年。页32；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81）其后金人继之而兴，先后攻灭辽和北宋，金朝的势力范围随即扩大到淮水沿岸，于是金朝的统治者便把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迁移到燕京来了，燕京便页也为金人在华北的政治中心。
（95）要成为汉胡融合的中华大帝国的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首要的条件是地理形势。从这个因素考虑，幽燕地带显然要比河洛地带更为适合。以燕京为核心的幽燕地区，「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南接河北大平原、西临黄土高原、北接内蒙高原，正处于三级地势阶梯交接处」，又由于「北京湾北有天险可守，南有水陆交通之便」，真是龙盘虎踞、形势雄伟。所以古人说它「形胜甲天下，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又有「天府」、「神京」之称。所以，面对从华夏帝国走向中华帝国的形势，河洛地区必然要被幽燕地区所取代而成为新的涡漩运动的中心，是势所必至了。
然而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利因素，就是四周的地面河流，如永定河，经常泛滥，因此都城供水不得不依赖地下水源。另一个不利的自然因素就是气温偏低，年降雨量过于集中，往往造成旱涝灾害。但是这些不利的自然因素，均被其介于汉胡两大文明之间的优越中介地理位置所抵销。（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04－205）华夏文明源起于大河两岸，而中华文明的发展却依山傍海，形势更加恢宏博大。
（96）张正明，《契丹史略》，页34。
（97）大约在辽代中期，半农半牧已成为契丹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经济类型。例如辽西北路招讨使辖区内有的契丹部落，既治公田，又有牧地，分明已经是半农半牧了。这还是边疆部落，内地部落的农业发展水平，那就更是不用说了。（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