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儒家世界观：古与今的开放性融合

田辰山

不少人认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与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不相适应，理由是它不符合现代化的需要，它没有产生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没有导致出现法制的政治，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也没有导致产生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条件。这种看法在二十多年的热烈讨论过程中已形成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想和学术刊物、新闻媒介的主要声音。 在这种认识前提下的热门讨论是儒家思想我们究竟还能采用什么和采用多少。这说不定是个永无休止、得不出定论的讨论，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儒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下诸多支系问题上产生出统一认识来，不借助外力，实在不易。而且既然整体上已经有了决定，在支节上争论不休也没有多大意义。我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状态上可以说有些茫然。因为老的不能用，新的用起来心里没有底。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和东欧从变化到今天的状态给人的启示不是鼓舞，只是谨慎。

根据多年来在美国做中西哲学对比研究的体会，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不想谈我们今天究竟还可以从儒家思想那里采用多少，因为儒家思想不是各种毫无联系成份的大杂烩，不可能从里面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摘取东西。即使在言词上强取了一些东西，因为已经脱离了本身体系，也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我的回答也不是绝对主义，要么整体上要，要么完全抛弃。我以为，儒家思想并不是僵化封闭的体系，是可以根据今天的时代要求发展运用的。

我们不能一点历史意识也没有，儒家思想如果真的包含“现代化”不是反而很奇怪吗？说它没有产生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出来的灿烂科技成就呢？不是把迄今为止，古代和现代科学家创造的业绩都一笔抹煞了吗？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包含丰富的民主成分(当然这个不是今天的话题)。当然，儒家没有提出今天西方这样的三权制衡概念和法律体系，但就这点指责它没有民主精神，与现代化相悖，不是既缺乏历史角度也缺少文化意识吗？西方传统产生出今天的科技成果，产生出今天这样的民主概念和法律制度，是与西方深刻、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原因分不开的。民主不是一个简单概念，也不是只有西方这套政治体系设置才是唯一民主的，更不是它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全部内容没有加减的余地。西方学者也在不停的探讨西方民主方式下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也在借鉴东方的思想。(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民主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是人类在不同历史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条件下共同的智慧结晶。我们应当想到，一种传统，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独裁，不包含任何民主的成分，是不可能存活的。中国儒家思想主导中国社会二千年，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举世闻名的。我们不用审慎的态度对待历史，轻率就得出结论，说儒家传统与民主精神没有缘分不是太简单化了吗？

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如果从简单化的思考方式中跳出来，会发现“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理念正需要一种道德体系的帮助它们才更完整。这些理念的缺憾是，由于过分的强调已开始变成一种断裂性的思维，已经与道德远远的脱离。我们现在只讲经济和赚钱，不太问什么是道德，不太问按照道德有的事情是否该做。现在只讲自由，忽略责任和纪律，而每个人又都被各种所谓“法”的繁杂规定紧紧束缚着，不能施展个人的意志。现在只讲“民主”(而这民主又只限于一种唯一形式和简单的概念)，忽略人与人的平等，忽略社会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对它应有的服从。而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往往因为金钱和实力的弱势被所不能同意的政治强加。人们只讲人权，忽略道德和义务，而每个人又都处于一种受到社会大量享受人权概念保护的非道德行为的骚扰和威胁。我们忽略了，所有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现代化，全球化等等这些概念本身都不能单独成立。失去了相对性，失去与之相对概念的联系，就变成了绝对化的概念。而什么概念一经绝对化自己也就不复存在。现今世界应当说缺乏人与人平等的概念。政治经济体系的运作缺少道德体系的辅助。人的思考缺乏一种联系性整体性。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儒家体系恰恰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宝贵资源。与儒家思想实现有机的结合，使这些概念获得完整性不是不可能的。

儒家传统具有一种与西方主流思维形式不同的互系性思考方式。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称这种方式为“通变”。“通变”在《易经•系词》部分有了清晰的阐述。而《易经•系词》主要是儒家思想。“通变”也是“相反相成”。它不仅是儒家的，也是道家和其他各家的。经过历史的长过程，他也形成普通百姓的思考方法。

对于儒家的互系思考和主流西方思维形式，中西方学者有大量的论述。例如: 理查兹(三十年代剑桥大学的汉学家)、李约翰、唐君毅、葛瑞汉，夏威夷大学成中英、安乐哲教授，还有安乐哲教授的搭当郝大维教授，等等。所谓西方主流思维, 简单的说，就是自古希腊遗传下来的一个超绝的本体宇宙观。根据这个宇宙观，世界是表象，后面还有本体存在。只有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是完整的、静止的、逻辑上需要一个原始的动者。亚里士多德称为不被动的动者，后世西方哲学家则把给予事物延续运动的专利给了上帝。原始动者规定了宇宙的开始和结尾，使它按照一个单一秩序运动和具有先验目的直线轨道前进。这种思维形式包含一个将自然与人、时间与空间、精神与肉体、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等最终对立、分隔开来的二元论，导致了普遍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简化主义的因果原则(或简单的决定主义)。

儒家及中国传统的世界与此有着结构型的差异，它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原动者。万物自己自然就是这样。儒家追求的是“道”，不是本体、不是超绝万物之上的概念，而是世界万物之中的互系，是不断性或连续性。实行这种互系思考，产生不出需要先建立一个上帝或一个原动者那样的概念假设。万物的变化运动来自于偶对事物的互系。也就是阴阳之间那种相反相成，相悖不断的关系。外来因素在这里是多余的。过去不少研究曾把“道”附会到西方的本体论上去，把中国传统中的互系用规律或法则的概念表达，忽略了这种深层结构上的差异。简单说来，看待世界事物的时候，儒家传统先进入意识的是它们之间的互系性和连续，西方传统先进入意识的是世界事物的独立性，分散性、割裂性或分离性，进而是冲突性或不相容性。

整个儒家体系都是建筑在这样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上的。孔子“仁”的观念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体系的基石。它与英文的“benevolence”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思想内涵。孔子始终没有对“仁”给以一个抽象的定义。他实际说的是一种人和社会的适当互系。人与人互相都把对方当作人来尊重和对待的正当关系。这是一种朴素的人与人平等的意识。他之所以没有给仁规定一个定义，是因为作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正当关系的追求，它是一种活的、变化的东西。仁根据时间、地点、情势呈现的形式不一，无法限定。

正是建筑在将世界万物看成是互系性的思考方式上，才产生出儒家哲学追求和谐的倾向。世界万物的和谐，既是天事也是人事的，也即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是儒家表达这种互系思考方式的一个明确的观念。它对西方人那种和自然对立、割裂的思维形式来说，是个鲜明的对照。它在我们今天环境问题呈现空前危机的时刻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儒家对人事和谐的追求和人与人平等的朴素思想，可以启发我们在处理社会内部不同社会族群、阶层、个人之间以及世界政治问题上，从寻找一种正常适当的关系方面思考，是一种十分现实的出发点。

儒家所谓的纲常礼仪，不是一种单线式的统治阶梯关系，而是一种对以仁为根本基点的正当的互动关系的追求。它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从个人、家庭推衍到国家。儒家的道德，不是西方那种与上帝绑在一起的那个本体概念。在西方一旦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危机，道德的概念就随之黯然失色。儒家的道德是万物互系意义上的思想。道德不是抽象的，统一的和不变的。道德实际上是你在认识和处理人事互系方面所达到的程度，也就是你得道了没有。道德高的人对互系认识范围大、程度深、不仅能认识处理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也能认识处理国家和国家、人和自然的关系。一切关系在他手里都能根据时间地点情势的具体情况得到正当对待。根据儒家的道德观念、其反面是不合天理和违反纲常，也就是破坏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正常关系。自然拥有养育人类的资源，人类不正当处理，对自然资源进行不适当的滥用和浪费，自然就会危机人类的生存。人与人是平等的，是互相支持生存的关系。如果不正确对待，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采取不平等的态度，把另一部分人当成对立的，攻击的或者攫取利益的对象，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当，就由互相支持生存变为互相仇视、互相恶斗、导致人残杀人的现象。

所谓仁义礼智信忠孝，都是正当处理各种天事人事关系的具体实行，是具体范畴之中所表现个人对互系的认识和处理。一个简洁的归纳就是中庸之道。中庸包括正、适、合、中、时、当，是以各个角度和范畴对中庸的阐明。用一种反向说法，是“不偏不倚”和“过犹不及”。也就是说，处理天事人事关系，如果做过头、太过分，等于没有做。现在是追求金钱、追求富有、追求享受、追求实力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和自由竞争的本质。这种概念的单一化将人类社会的悠悠万事，都绝对和孤立的归纳为这一项追求。如果一切社会生活方面都纳入“生意”一个范畴中操作，等于将社会置于人类不正当关系发展的路口。这样一种机制再不伴以道德理念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必然出现极大的危机，导致腐败，犯罪邪恶的社会现象丛生，危及大批人群正常的生活和个人应有的安全。这已为目前出现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所证实。现在的问题不是儒家思想符不符合现实的需要，而是现代化、科学、民主、金钱、实力，要么意味着完全置道德观念于不顾，要么以道德对它们实行平衡。儒家互系的中庸思考方式和实践告诫我们，如果脱离道德越来越远，一切努力都会势得其反。什么事情走到尽头，就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建立起一定的社会道德体系，在改革开放进入到目前这个现实阶段应当说是当务之急。

儒家的内省和修养思想，也是在这种互系思考方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谓内省和修养是对天事人事互系性的内心认识和心理调整过程。这种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人需要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人事天事的正当关系。这种心理调整过程就是人性的发展过程。所以人性在儒家思想这里不是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变化过程。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说一说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人性生来是自私的，市场经济是靠启动人的自私展开的。而儒家思想主张行善，违背了事实、甚至泯灭人性，所以为现在的发展所不可取。

人性善和人性恶是个哲学上没有定论的议题。因为两种认识都有支持自己的道理。其实说人性是个信仰问题可能更合适。一个人信仰人性善可能会待人以好心。一个人信仰人性恶可能会怀疑任何的好心，而以待人为恶作原则。不管怎么样，儒家两者都不属于。儒家既认为人人有恻隐之心，也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性不是与天具有的。人行善、行恶的可能都有，取决于他后来的德行。也就是，他认识人事互系和对它的处理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认识至今我们也不能说不全面，不符合实际。也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十分强调教育，认为人性是不固定的，可以改变的。现在流行的人性恶的信仰，不是儒家不具有这种人性观念，而是它算不上是人性观，不能入人性的范畴。儒家有成人的概念 (英文是becoming a man) 是说，你出生之后到领悟人事互系和具有一定恰当处理这种互系之前，不能算是人。一些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开始学会如何正确对待人事关系，开始成人。否则的话，那些破坏纲常，视别人如猪狗的人，尽管已经成人，哪怕已经步入花甲，也不算人。(我们刚刚看完英语京剧《秦香莲》，客栈老板就把陈世美骂作畜生。)他们要必须经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过程，才可以成为人。现在流行的人性恶，把自私，各种肉体和心灵欲望、弱肉强食等等邪恶的品质作为一种抽象的关于人性的万古不化的条律信奉，认为使这些邪恶品质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才是人道，才是提倡自由，才能获得生产力的发展。从儒家思想角度来说，这不是人性论，而是主张一种脱离人性和人类道德观念的生产力。

说起个人主义，儒家思想是最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东西。它相信每个个人在体现自己认识和处理天事人事互系的问题上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绚丽多姿的独特风格。人人可以德道，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千丝万缕各种互系这个庞大舞台上的艺术表演之中，个人的天赋和后得素质得以充分的发展。人的精神也在和谐互系当中获得充分的解放和自由。然而与儒家的这种个人观念相对之下，现代人性恶的理论表现了以世界事物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分散性、割裂性或分离性为主的宇宙观。每每动念，不仅首先进入意识的是这些，而且停滞在这里，看到的是事物之间的冲突性或不相容性。从儒家思考方法出发，这是一种个人孤立主义，置人有生以来所处大世界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互系和相互依存而不顾。持这种观念不可能会认识到，个人如果将自己孤立到抛开了这一切关系，其个人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会降到比禽兽还要低的地位。设想一个人如被隔绝在没有人烟的沙漠或孤岛，处境怎能会比禽兽更好？

当然人性恶者并非想脱离人间，烟火不食。他只不过是要把人性抽象化、本质化，将人性禁锢在狭小个体(或动物体的生理需求和欲望)圈子之内，把个体圈子的最大程度实现 (对不少人只是生理需求和欲望) 当成个人的最大发展。这样所导致的情况是，他所处的大小世界的千丝万缕互系，不是为他所去认识和正当处理的，而是为他千方百计用来实现自己个人发展所进行消费的资源。这样，天事、人事的正当互系所付出的代价是经常遭到单方向破坏和双方向复仇式恶性循环的破坏，导致不平衡和动乱。这是因为实行人性恶律条的个人要求的脱离道德的“自由”和“解放，”经常至使与其互系的众多他人被置于自由受到威胁甚至被戴上枷锁的地位。

儒家的互系性思考方式和内省修养的思想决定了儒家传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举措是这个思想体系开放性的最好证明。 在开放之前, 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领导人可以说都是带着一颗基本上是儒家传统熏陶出来的脑袋对外国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套理念开放胸怀的。不光如此，儒家传统几乎在每个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接触的历史机遇都表现了这种胸怀。即使在向西方老师学习的同时，有多么艰难, 出现多么不愉快的事情, 也还是不否认他们那里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尤其近代，中国出现一系列关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表达这种胸怀。况且, 社会历史从来没有脱离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它历来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儒家思想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不是对待历史不够客观吗？

在中国历史上， 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及今天都出现了无数杰出的实业家，不仅实业做得好，而且是孔子思想的积极实践者。无论在选择行业上，生意实践上，管理之道上他们都有一套遵循的行业道德、社会公德融合着孔子及儒家的思想。许多人还以将所获效益回馈社会作为道德的实践。孔子及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合，在中国产生出无数市场经济之道的格言和准则，怎么会出来孔子思想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说法呢？

如果说孔子及儒家思想体系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里有一个暗藏的问题必
须挑明，那就是，必须要扪心自问，所说的现代化、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是不是意味着要抛弃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平等关系的思考，是不是要抛弃属于人类才有的道德观念，是不是要置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自己之间的自然正常关系于不顾？我想人们在开始改革时的初衷原本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开辟一条新道路，而不是要返回人类恶性循环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陈旧模式。我们要发展，要生产力，但我们不能扔掉道德。我们面前有一条实际的道路，我们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建立起道德的机制约束由于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分离所出现的不平衡和混乱，使市场经济获得更健康更成功的发展。 

 (2002年2月17日于夏威夷)

（本文原为2002年2月25日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中国儒家思想和世界和平研讨会”发言，后载于2002年8月1日《社会科学》第6版；又载于《中国哲学年鉴》社《中国儒学年鉴2003年》326至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