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13.1
一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笙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
我抄下《青春之歌》的这个著名开头，因为，1958年出版的这部小说，其实无意中为中国小资作了最好的素描，而在 1959年初，《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就展开了关于《青春之歌》的热烈论争，其中一个焦点话题便是林道静的“小资情调”。杨沫笔下的女主人公真的很小资。光是从小说的这个开篇看，林道静的样貌、装扮和气质就不仅代言，而且预言了我们历史上的几代小资。1927 年，茅盾发表《幻灭》，以静女士为代表的第一代文学小资登上舞台。女主人公年纪二十一二，身段很美丽，服装极幽雅，再加上脸色“苍白”。
1956 年，王蒙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年轻人林震在组织部遭遇官僚主义等挫折的时候，是“苍白而美丽”的赵慧文给了他安慰，对他说：“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
然后，1974年，北岛完成《波动》。2012 年，《波动》再版，李陀为此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言，他几乎有些激动地指认出：小说女主人公肖凌是个小资。李陀说：“在肖凌和杨讯的爱情故事里观察这位前辈，读者不难发现她和当代小资有很多相通之处：《月光奏鸣曲》，洛尔迦的诗歌，雪白的连衣裙，还有红茶和葡萄酒———这一类符号，恐怕今天也还是小资们共同认可，并藉以识别彼此是不是同类的重要标记。”接下来，李陀详细分析了肖凌身上的一些小资特征，比如“缺乏安全感”，比如“虚无主义”。通过肖凌这个人物重新挑起“小资”话题，显示了李陀出色的时代听觉和理论自觉。藉着为“小资”画像再度盘活蕴含在这个话语中的理论潜力，李陀策略地把阶级概念重新嵌入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一个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历史时段，他携“小资”重返意识形态最前沿，掷地有声地说出，“在今天，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这个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当然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可以预料，这些后果将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陀对肖凌的判断没有错。无论是月光奏鸣曲，还是雪白连衣裙，这些，都是童叟无欺的小资符号，《波动》之后四十年，我们在中外无数小资典籍中，遇到过千万次月光，一亿次雪白，换言之“，虚无主义的肖凌”的确“不是一个孤独的后继无人的先行者”。但接着，从肖凌的虚无主义，李陀进一步提出“，今天小资们的虚无思想远比他们的前辈丰富和复杂，他们已经不是简单地拒绝国家和社会，不是硬邦邦地说不，也不简单地说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这种幼稚话。相反，今天的新小资文化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意义游戏化、趣味化、消费化”，所以，“搞笑已经成为今天小资文化的一种主流文化精神。”
我不太同意把“搞笑”看作小资文化的主流精神。在我看来，与其说“搞笑”，不如说“装 B”，更贴合小资的文化生产逻辑。不过，辨析“搞笑”或“装 B”不是本文的目的，在重新回到小资这个阶级话语时，我觉得李陀对小资的历史能动性信心不够，我用关于小资的一个常见形容词来说明。这个词是“苍白”。
二
回到本文的开头，我们看到，三代文学小资的女性代表都容颜“苍白”。林道静“略显苍白”，静女士“脸色苍白”，赵慧文“苍白而美丽”，还有，肖凌，也一直“脸色苍白”，尤其当她弹起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脸颊和脖颈的“苍白”就更显眼了。
为什么小资都苍白呢?是她们普遍体质不好吗?好像不是。林道静的体质支持了她从城市到乡村到城市的革命运动，跳河自杀、敌人监狱都没能要了她的命，她的身体里有火样的热情。其他三位，静女士、赵慧文和肖凌，状况也差不多，都有活力，有一种“深沉的热情”在她们的身体里。也就是说，从身体状况而言，她们都不应该“苍白”。
那么，这么多“苍白”到底从何而来?在看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诗歌时，我对“小资”和“苍白”的关系有了点感触。《苍白的姑娘》是马克思早期诗歌中的名篇，开首第一节写道———
姑娘脸色苍白，
沉默不语，
她心中柔情似水，
忧伤，羞怯。
这首叙事诗内容简单，主题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姑娘没有希望的爱，用梅林的话说，它是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竖琴之音”，“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应该说，梅林的评价算中肯，不过讨论马克思的诗艺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首诗歌引起我关注的是姑娘的脸色，尤其这“苍白”的脸色在马克思的早期诗歌中并不偶然，比如在另一名篇《少年和少女》中，我们也读到———
花儿从少女手中脱落，
爱情留在了她的心窝，
她天天眼含忧伤，
脸色变得苍白病弱。
“苍白”啊“忧伤”啊，浪漫主义时代的这些常用词汇，流淌在年轻马克思的笔下，那是 19世纪 30年代。也是 19世纪 30年代，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永镇遇到了赖昂。两个脸色苍白的小资始祖这样聊天———
“附近总该有散步的地方吧?”
他回答道：“简直没有!有一个地方，叫做牧
场，在岭子高头，森林一旁。星期天，我有时候去，带
了一本书，待在那边看日落。”
她接下去道：“我以为世上就数落日好看了，
尤其是海边。”
赖昂道“：我就爱海!”
包法利夫人回答道：“汪洋一片，无边无涯，心
游其上，你不觉得分外自由?同时一眼望去，精神高
扬，不也引起你对无限、理想的憧憬?”
……
福楼拜写下这段典型浪漫主义格式的对话，当然是绝妙的讽刺。这两人，不仅“灵魂茂盛”，而且“语言茂盛”，后来，包法利夫人更对这种“茂盛”上了瘾，先是赖昂，然后罗道尔弗，然后又是赖昂，直至最终为这种虚假茂盛付出生命。
不过，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当年轻的马克思写着《苍白的姑娘》写着《少年和少女》时，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并没高出包法利夫人多远。这个，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也检讨了，他说自己的这些诗篇是“纯粹理想主义的”，“抱着空泛的和不定型的感情，缺乏自然的本色”，“没有富于诗意的思想而只有修辞的考虑”。
马克思的这番自我检讨，用来批评包法利夫人，全部贴切，所以，当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时候，年轻的马克思完全可以接过来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理论上，对于小资青年而言，谁都有一个包法利夫人时期，就像歌德说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疾病，而当茅盾当杨沫当王蒙当北岛拿起笔写下一代小资青年的时候，这个“苍白”即便不是为了呼应文学史上的小资高祖，至少，也是为了表征主人公们对生活的疾病般的欲望。那么，这个时候，谁来指导包法利夫人或者林道静的人生，就变得至关重要。
包法利夫人遇到了丈夫包法利、学生弟赖昂、登徒子罗道尔弗，还有高利贷商人勒乐，最后死于“包法利主义”，一种永远设想自己是另外一种样子的疾病。林道静呢，她也遇到了四个男人，土豪劣绅胡梦安，骑士诗人余永泽，革命理论家卢嘉川和革命实践者江华，最后，这个浑身白色登场的迷茫少女不仅获得了自身的成长，还能领导北大学生的游行，小说结尾，我们读到：“这时道静的心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欢快。她站在人群中，苍白消瘦的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红晕……”
表面上，“苍白”的小资青年，能否获得“幸福的红晕”，就看她遇到谁，但我们今天重提小资，问题的核心却是，如何向小资输送“幸福的红晕”，甚至是，硬生生向他们输送这“红晕”。就算包法利夫人从喜欢看日落的小资青年堕落到借高利贷为生，马克思却也可以从《苍白的姑娘》转手去写《共产党宣言》，这个时候，就看我们如何突入小资这个概念，如何理解他们脸上的苍白。
三
《共产党宣言》早就宣告过，小资产阶级“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关于小资的矛盾性，李陀在《〈波动〉序言》中也提到了，他说“，正在兴起的小资文化其实并不单纯，也不统一，包涵着多种成分和倾向，有的平和，有的激烈，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是某种敌对。”
但是，意识到小资文化的这种矛盾状态后，李陀没有进一步突入这种矛盾状态，并抓住可能的历史契机，在新一轮的文化争夺中去赢得小资，相反，他以肖凌为坐标，把新一代小资看得既和资本结成了某种“战略伙伴”关系，又永远丢失了理想主义。
李陀说的，当然没有错，小资产阶级自己也会同意，不过，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学看，小资产阶级却一直又是最具可能性最具革命潜力的阶级。这方面，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反复表现过，比如最近几年口碑最好收视最火的电视剧《潜伏》中，主人公余则成和左蓝虽然在连续剧开始的时候分属不同的阵营，但都是知识青年小资青年投身革命的例子。因此，尽管小资从来没有告别过软弱、摇摆、彷徨这些修饰词，但他们从来也是最能接受改造最有能力获得新生的力量，《潜伏》中的女配角晚秋的命运就是最好的说明。
晚秋是整部电视剧中最讲小资情调的角色，情绪浪漫，喜欢吟风弄月，追求得不到的爱情，平日里把“忧伤”挂在嘴上，反正，作为彻头彻尾的小资符号，她看上去不仅没有任何革命可能性，而且时时令人担心她会对我们的主人公余则成和翠平的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当她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余则成和翠平是假扮夫妻时，余则成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除掉她。但是，余则成下不了手，他决意冒险，他把她送去延安。虽然去延安对当时的晚秋来说，根本谈不上信仰，但是，在电视剧最后，我们看到，晚秋已经是一个可担大任的革命者了。余则成冒险向苍白的晚秋输送“幸福的红晕”，实践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性”和“革命性”。那我们今天就失去了重新改造和争夺小资的机会了吗?
在新的十字路口，也许我们的历史条件更加阴霾，甚至“谍影重重”，因为诸如美国制造的中产阶级神话一直试图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合围，而且也的确在小资中间培养了一批代言人，但是，在这个时代，我同时又觉得，当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躲避“小资”这个称呼的时候，我们却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小资”，并且，正如李陀在文章中也提到的，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将囊括更多的阶层，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己也在这个小资产阶级行列中，我们不比“晚秋”高多少，也不和“余则成”差太远。媒体上，小资在创造娱乐至死的消费世界，互联网上也是小资在和这个世界的黑暗争斗。大地震时候有小资在感叹日本的搜救队多专业，更有无数的小资走到第一线，用不专业的手扒开废墟寻找生命的迹象。一切，就像马克思指出的，小资既不会完全认同资本家，也不会
完全认同无产者，他们又骄傲又虚弱地守着自己的矛盾性，苍白的脸色既是疾病的象征，但这个苍白本身也是世界的药引子;他们的呐喊既是享乐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又是未来派的“翻筋斗，打耳光”;他们求新求异的冲动既是消费主义的欲望繁殖，也是革命
者的创造冲动。他们身上相反的能量和力量等待重新命名，他们的虚无主义他们的八卦精神需要重新解释，他们就像叶芝诗歌中的“懒洋洋狂兽”，就看你是逃开他，还是掌握他。
回到最初的《青春之歌》，动乱的年代让林道静看穿了余永泽，不过，我们同时也要记取卢嘉川牺牲的教训，他没能超克个人感情，被妒火中烧的余永泽气走，也永远告别了林道静。所以，面对今天的怪力乱神，我们也许需要更多的耐心，既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脾气，也要更积极更主动，就像小说最后，勇敢的江华果断直接地向林道静提出“，道静，我想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
可以更进一步。小资和革命的关系，也可以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