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写作大家，他那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鲜明，笔调生动的写作风格曾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

　　当年，《新观察》记者采访郭沫若先生，专门问道：“在文风上，你认为应该从毛泽东的文章中学习那些东西?”郭沫若回答说：“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他还补充说：“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上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好”。(《郭沫若文集》38卷)

　　重读毛泽东的文章，重温他对写作文风方面的论述，对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改进文风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当年为改进文风敲响了警钟。

　　他还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给《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写的按语中，再次批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并焦虑地期盼着：“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

　　几十年过去了，党八股式的风气并没有绝迹，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八股文。比如媒体最近披露的群众最反感的官话、套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积极应对”，“全力确保”，从“提高认识”开始，到“加强领导”约束。地方文件抄中央文件，下级讲话抄上级讲话。这种老生常谈的不痛不痒，生拉硬拽的照本宣科，无病呻吟的又臭又长，和当年的老八股异曲同工。看来，改进文风必须警钟长鸣，继续从铲除新老八股入手。

　　二、用群众语言讲话。毛泽东一贯提倡写作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话。他在延安整风会上，特别列举了两位领导人用群众语言说话的例子。一位是列宁，他用群众很熟悉的语言写宣传传单，号召工人参与罢工活动。工人们看到社会主义是在帮助和保护他们，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士气。毛泽东号召：“要像列宁那样去做”。另一位是当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称赞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讲话：“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他提出一个布尔什维克写作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读毛泽东的著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那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和充满激情的文字。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到中国共产党人遭到大革命失败时，斗志昂扬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投入战斗了”。一个个共产党人舍生取义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他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长文比做“懒婆媳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多么生动形象。

　　三、不要片面性。片面性是思想认识上的绝对化，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毛泽东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他批评说：“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为了克服片面性，他要求多做分析，分析事物的矛盾，得出中肯的结论。他还告诫一些作者，但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的架子摆的越大，大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吓人。如今，靠装腔作势已吓不住人了，写作要讲真道理，学会写作真本事。

　　四、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三性”。他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批评当年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准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他不禁感叹道：“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并呼吁“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其实，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与一个人的思想，立场、作风直接相关，你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你写的文章就会“文如其人”，体现出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五、观点和材料要统一。毛泽东指出，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用观点去统率那些材料。他批评有些文章“把材料与观点隔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批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我们现在有一些文章，材料一大堆，观点看不见，或者观点一大堆，材料看不见，写出来的文章油水分离，云遮雾罩，让人看不清楚。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突出文章观点的重要性。他说，一个政治家要善于打起旗帜，旗帜就是纲领，要有鲜明的纲领，旗帜很高，面很大，色彩很鲜明，一下子把群众结合起来。观点从何而来，从事实中来。他曾称赞刘少奇同志一次给中央的信，为什么看起来很清楚，因为他提出的观点都有事实作证据。说红薯好吃，有事实，说红薯是高产作物，对解决当时粮食问题大有帮助，也有事实。他认为，观点从事实中来，材料和观点统一不难做到。

　　六、向鲁迅学习写文章。毛泽东十分赞赏鲁迅先生的文章。说他学会了辩证法，他的思想和读者是共鸣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他从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中，抽出四条原则提醒写作的同志：一是“留心各种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二是“写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写”，“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三是“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作为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材料拉成小说”，四是“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忠告对我们今天从事写作的同志仍不失为金科五律。

　　七、提倡领导动手写文章。毛泽东亲自动手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曾明确提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其实,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章，有很多优势和好处。优势是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了解政策背景，了解决策过程，他们参与写作或研究，有真情实感，能说到做到。好处是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理清思路。写作是什么，一位作家形象地比喻说：“写作就像是把一件皱巴巴的西服熨烫得妥妥贴贴，让你趾高气扬地参加思想的盛宴，不丢人，不寒碜”。写作有助于提升他们创造能力。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技巧，更是一种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写作最能勃发一个人的创作激情，追求时效新，体裁新，内容新，角度新。一位哲人指出：“没有创新，就不要被动地去写作”。自己动手写作还有助于提升读书学习的兴趣。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写作，一刻也离不开读书学习。多读，可以吸收新知识、新观念，从中受到启发、暗示;多读，可以熟悉各种文章体裁的表达方式，领会不同的写作风格。多读还可以详细地占有资料，开发那些空白“富矿”，触发写作灵感。如今，有些领导干部官越当越大，写文章越来越少。即使过去曾是“秀才”出身，有较强的写作功底，但忙于应酬，懒于写作。不少人的“文功”逐渐蜕化。生活越来越舒坦，说话越来越轻薄，环境越来越宽松，写作越来越苍白，这与很多同志不读书，不学习，不写作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的文风像一面镜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妨经常照一照，学一学，写一写，不信不良文风煞不住，好的文风唤不回。

　　(作者系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