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素霞 李延江

　　面对多元化思潮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与回答。为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问题的沟通与对话。马克思著作中有着丰富的文化理论，认真解读这一理论，尤其是开掘和研究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和把握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研究文化问题的新境界

　　同样是研究文化问题，往往有不同的方法。马克思文化观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实现了研究精神文化问题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使研究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主要体现在把文化与经济、政治看做有机的整体，把精神文化问题的研究与经济、政治的分析相联系，注意文化的整体性的把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这里，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系统从结构上划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为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政治结构，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从而确立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内部机制。这就为人们从社会生活整体结构中来认识精神文化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马克思始终把精神文化问题的研究与经济的分析相联系，立足于经济基础分析和说明精神文化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及其方式规定着精神文化思想的客观内容和历史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4]文化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派生物和表征者。文化的样态由社会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所决定，并跟随生产力的发展形成自身发展的历史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用来分析和阐释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根本逻辑，也是我们分析和认识文化问题的核心理念和根本前提。它规定我们只能从文化现象赖以生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去认识和处理社会文化问题，离开物质生产方式去谈论文化必然导致各种形式的心理主义、生理主义、神秘主义或文化独断主义。据此，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能是建立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基础之上，即立足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经济关系来谈论文化及其变革问题。必须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和首要地位。

　　马克思不仅把精神文化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分析相联系，还把精神文化问题的研究与制度分析相联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明确指出，文化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5]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进行精神文化创造的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其特定的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兴趣、爱好、情感、意志和目的，并进而体现到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精神文化产品之中。作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统治者在进行精神文化的生产时，一方面，会直接生产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意识形态文化;另一方面，会依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政治立场作出自己的思想文化阐释，形成表征和维护特定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社会主流文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6]文化存在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文化的功能也是在与政治的协同作用中体现出来。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意识等对社会的文化生态及其变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注意制度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精神文化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多元文化、多种思潮的凸显，西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等主张屡见不鲜，这些看法不能不引起注意。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固然需要改变，但是完全抛弃制度分析进行所谓纯“客观”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经济、政治因素对文化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同时还分析了文化的特点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及其对经济、政治发展的能动的反作用。正是由于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重要作用的整体性的把握与认知，马克思才有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实现文化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总之，马克思的文化观告诉我们，文化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应该把文化建设与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始终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始终注意各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要有全局的眼光。这一研究方法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是在自觉地并且能够将这一方法唯物辩证地加以运用方面，应该说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思想高度。这就需要加强方法论上的研究，以充分发挥马克思文化理论的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二、观察文化发展的新视野

　　马克思文化观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观点，更重要的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精神文化发展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精神文化现象、合理引导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和发展，是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任何文化都是由处于特定自然环境和地域、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特征的群体所创造的。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共同的语言和心理，决定了这个群体在文化观念上具有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基本特点，即文化的民族的性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认为，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鲜明的世界性。文化的世界性是伴随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而形成的。马克思曾经根据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普遍性质，探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文化发展必然要突破民族和地域狭隘性而走向世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这不仅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伟大预言，而且也是对文化的开放性、世界性特点和规律的揭示和说明。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能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而任何民族文化个性的发展，也都必须在世界文化秩序整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没有多样性，各个部分便不能形成一个能够生长、发展、繁殖和创造的实体。没有整合，各种不同的成分便不能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能动的结构。”[9]因此，为了促进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必须正确处理全球化、普遍化与“民族化”、“个性化”的关系，坚持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统一，并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以多样性为基础的更高程度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辩证本性，才能促进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世界文化的大发展。

　　在世界普遍交往的今天，不管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多么尖锐，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采取全面拒绝的态度，而必须进行交流。向世界开放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民族文化必然要走向世界文化。在世界文化趋势下，中国迎接世界挑战的选择已无法回避。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必须注意。

　　第一，自觉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往，坚持开放融合的文化发展观。作为全人类的智慧结晶，精神文化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是世界性的。要实现精神文化产品的世界共享，就需要世界性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精神文化交流。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的频率不断增强，各民族文明融合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独立发展。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融合的文化发展观，积极、大胆、广泛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和文化精华，才能够以本土文化丰富世界文化，以世界文化促进本土文化，从而加速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繁荣。

　　第二，必须坚持扬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都具有独特的地位。我们在改革开放、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优秀进步文化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进步成果，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政治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精神文化的阶级性，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西化”图谋，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全盘西化的观点和笃信中国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观点，都没有正确地估计民族文化的价值，都不是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第三，发展对外文化交往，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注意不断完善各种体制。这里关键是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在扩大对外精神文化交流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会传播进来，这就要求人们独立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这样，过去那种适应封闭状态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就难以适应新的时代形势。应迅速制定出适合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从而促进精神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推动文化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思文化观的方法论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自觉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潮流，注意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分析和价值性把握，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促进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自觉把握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性，这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推进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根据马克思的文化观，自觉坚持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性相统一，至少是从如下方面提出要求的。

　　首先，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之必需。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0]这说明，一个阶级要想取得和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必须取得和保持本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指导思想上是不能多元化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必须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其次，这是实现文化发展目的之必需。文化实质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形式折射出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境遇下，资产阶级文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以“价值中立”的立场赋予了本阶级的文化以普遍性、人民性和永恒性的外观。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教育或教化，把绝大多数人变成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奴仆。与形形色色的虚假的资本主义观念文化不同，马克思的文化观有其鲜明的价值性特征。马克思文化理论的终极关怀是人类的生存境遇，其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境遇下，它必然历史地成为反映无产阶级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阶级意识的思想价值体系，这种思想价值体系既完整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又表达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未来那种“联合体”的伟大价值理想。

　　马克思对文化发展价值目的的强调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2]胡锦涛指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认真严肃地考虑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效果，在这一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13]这都是对马克思有关文化价值性的强调与发展。文化艺术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观，必须始终突出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使命。

　　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观，首先必须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我国精神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和着眼点。精神文化是由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所创造的，它的载体也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文化建设和发展要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中心和切入点，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满足的程度是文化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不仅如此，我国的精神文化建设还要在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形成、发展和实现过程进行积极的引导，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向着科学、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人的身心、思想道德、科学文化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必须注意发展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发展大众文化，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发展大众文化，就要充分尊重和挖掘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发展大众文化，还要处理好其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都有自身的鲜明优势，两者对人的全面发展都有意义和价值。

　　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观，还必须注意增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马克思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文化自觉作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恩格斯曾指出：“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14]因此，必须注重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成为一种自觉的变革社会的政治力量，最终实现 “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

　　再次，这是正确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之必需。研究马克思文化观有助于实现我国社会宏观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社会发展平台的转换。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我国社会突出的“二元化结构”和现代化的“后发式”特点，我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既要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又要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双重使命。它要求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逐步实现经济发展以物质生产为平台向以精神生产为平台的转换。一方面，以精神生产为主导，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追赶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同时，利用高新科学技术改造我国传统的农业和工业，以便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朝着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迈进。这是目前我们研究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主旨所在，也是马克思文化观给我们当代人的重大启示之一。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由此可以看出，党和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当前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的矛盾凸显时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无疑会对其他各个方面工作的开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第5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7][8][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8页， 第276页， 第98页， 第274页。

　　[9]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引论。

　　[1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3]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200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1页。

　　(作者简介：李素霞，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李延江，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