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要从在国家博物馆遇到的一桩小事说起。说是小事，其实国家无小事，很多事就是从细微处看清分歧与走向的。
我在国家博物馆一呆数天，每每安静的参观会被嘈杂声打断，除了少数参观者无意识地高声说话、接听手机之外，最大的吵声来自馆员。她们是讲解员，为方便自己(据说是说话省劲可保护嗓子)她们身上带了一个扩音喇叭，每当她们领着雇她们的游客走过，原本轻声细语的展厅就喧闹起来，不光是喇叭声音很响，可以影响几个大厅的安宁，而且原本的秩序被打破。
秩序是什么?秩序包括几个方面，除了法律、规则强制的框架之外，它还包括参与各方小心维持的氛围，这种平衡非常脆弱，害群之马太多或一次破坏太剧，都会被打破。相对来说，国博地下中国古代展厅较之地上某些临展是比较有序的，一是参观者不众，二是不感兴趣到此一游的人相对要少(可能周末或假期例外)。这就形成了一种较为有序的氛围，是这种环境本身规范着环境中人的言行，也可称为公行为良性循环。带着扩音喇叭的讲解员打破了这一良性循环，馆内工作人员带头破坏，参观者又何必小心翼翼地保持肃静呢?而环境秩序几乎在瞬间就能翻转过来，变成大呼小叫的闹市。
问题的关键还不是吵闹，而是下面我们要说的。我被每隔一小段时间便“入侵”一次的讲解喇叭吵得不耐，便上前问讲解员能不能不用扩音喇叭，以展厅内流动的人数和声音分贝，不用完全可以工作。讲解员一般有两种回答：一这是上面的事(我理解可能是指馆领导没有指示不能用或规定能用);二用扩音喇叭是保护嗓子。所以她们态度和蔼但坚决不改。她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情理之中，我甚至想以国人避规的习惯，即便上级规定不用喇叭，她们也未必愿意遵守。倒是她们身边听讲顾客对我提议不用喇叭的反应，令我深思，因我的提议并不影响他们的根本利益，与讲解声嘈嘈杂杂地往耳朵里灌相比(以我感觉并不舒服，噪音对他们分贝也太高了)，可能就是听讲时要专注一点。
先来描述他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看上去属于城市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白领职员或公务员，从小团体构成看，有可能是单位旅游。再来看他们的反应：首先他们中没人主动想到自己这拨人带着扩音喇叭进入他人正在安安静静参观的展厅，有碍环境秩序，尤其打扰了不在他们这个团体之内的其他人。当我表示不满时，他们本应被动意识到，但依然没有，他们中无一人认为至少有关掉喇叭或放低喇叭试一试的必要;其次他们都没有陌生人共同体的意识。同为参观者的他人，尽管不是来自自己这群，但毕竟是参观者共同体的一员。要想生活在一个良性循环的世界，养成陌生人共同体意识是唯一的途径;最后他们中也没人意识到我不是为自己而提醒他们噪音的干扰，单为自己戴上耳塞(我是备好的)就可以对付，而是考虑到国博的秩序，甚至国家的形象(馆内有外国游客)。此时此境，他们有的是一种直接而不打弯的本能反应：我自己听着方便就行，既然用了扩音喇叭，就属于我该享有的，别的事我不管。他们中甚至有人对我说：嫌吵可以到别的厅去。说这话的人并无特别的恶意，而真的认为这是解决的办法。
接二连三碰到同为参观者的人对短暂命运共同体的其他人没有同情和理解，也意识不到整体环境好对每个人其实更有利，我便开始琢磨他们精神世界在与环境对立的一刹那起动了何种逻辑，为什么我以为应该本能产生的个体与所处环境的利益勾连一丝一毫都没有产生?反而像一列火车上的乘客，一路呼啸驶过旷野，旷野上有什么被惊动与车上的乘客分属于两个隔绝的世界。
这使我深思为什么中国人有这种在瞬间与周遭世界隔绝的反应?他为什么总有一列独行火车上飞逃的乘客的表现?
在《解剖学系列之四》的结语中，我写过“在自己的国家也只愿作客人”这样一句语，由于系列四并没谈“主客意识”的问题，可能有些读者难以吃透这短短一句话后面拖带的深重文化内涵。这篇文章其实与上篇的主题并没有分出去多远，至少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它们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同一根脉——自我意识，只是挖掘角度不同，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主客意识的分岔点在自我意识的强弱，集体的主人意识则取决于集体优越感的有无。那么什么才是“主人意识”呢?某天我在北京街头遇到一位老先生，他手里拿着一把小铁铲，每见一处随意张贴的小广告，便将其铲掉。他不是身穿制服的环卫工人，他只是个在街上散步的退休老人，这是把整座城市当成自己家的人才会有的意识和行动。以中国人界定品德的习惯说法，这样的人往往被归入“无私”范畴，然后上层建筑就把“大公无私”作为美德标准让大众仿效。这其实是把一个实际的“利我”行为过度拔高为一个完全的“利他”行为，铲小广告的老人“主人意识”强烈，看到小广告弄脏弄丑城市，损害了同为城市使用者的自己，便要与之斗争。这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无私”，是牺牲小利而保大利，是“主人”应有的处世之道。说白了是一个群体(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内，主人们与客人们的博弈，一国之面貌就看谁占上风。
“大公无私”这样的道德境界因标准太高，成天挂在嘴边，就变成了这耳朵进那耳朵出的空洞口号，对人群的实际作用很小。中国人短时旅西看到西人守秩序、照顾环境的行为，会莫名其妙地过度感动，立刻联想到“无私品德”，有如瞥见“文明曙光”，回过头来自惭形秽，也是因为中国人老把这种“利我”行为抬高到“利他”行为，看到西方人普遍能做，而自己国家“共产主义教育”经年却达不到普遍能为，心理的落差可想而知。这种落差经浮光掠影的文人之笔，二次甚至三次过度放大，由此编织了中国人对西方误读的幕布之一。这层幕布目前在中国已张得很大很厚，深入民间潜意识，形成深不见底的自贱心理，尤其阻止我们更为清醒和理性地看待西方。有时看着国人注视洋人的眼神(多情和莫名的受宠)，特别是那些刚踏上西土的人矫情和得势交织在一起的表情，我心便抽紧，因为我知道那一闪即逝的神情后面是已积攒得太厚的卑贱。
促使西人“普遍能为”的，不是利他主义，更不是大公无私，他们私底下可比中国人独霸和自私，而是“主人意识”，谁会在自己的“领地”不管不顾呢?这也是西人优缺点的始发源之一，强烈的“主人意识”使得“圈划与作主”成为他们行事的基本模式，凡事都以“界在哪里、我能否在其中最大程度作主”为逻辑，由此而生的自觉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确只在毛泽东时代可与之比肩。当然铜板的另一面是他们霸道，喜欢操纵一切。我们非要那么个旷世强人收紧挤压才能有的东西，人家这几户近现代能征善战的霸主家里却早已驯化得满满当当，然后向全世界传授“假方子”：此乃民主自由的产物。真传正好倒过来，有了这样的精神内聚力再配上细如蛛网的法律条规，方敢扯开嗓子叫。
一个国家的力量和面目就在于具有“主人意识”的人数目的多寡，多则向上走，少则往下滑。松松垮垮的国度必然是人群尤其是上层建筑“主人意识”淡薄，“乘客意识”占了上风。而这并不完全靠我国一直习惯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由于让人舍弃自我，会激起人的逃避，而培养“主人意识”却恰恰相反，它是激发人的自我，通过自我的延伸，绕了一圈达到同样的目的。强化“主人意识”较之道德教化往往事半功倍。
我是在明白了“主人意识”这个现代国家的必备概念之后，才吃透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为什么说中国人为“小孩民族”。“小孩民族”的特点就是普遍的“乘客心理”，这是“小孩民族”“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距离短”的一个延续性格表现。这也是十九世纪以后西方人带着标尺重新测度世界，在划分“上层”与“下层”时的分界线之一。从那时起西方一直自视“成人社会”，被他们划到“下层”去的则是“成人社会”的对立面，以普遍缺失“主人意识”为典型特征——那里大人无魂、小孩无主、打打闹闹、哭哭泣泣、外人挑唆、家丑外扬、松散无序、国不为家、人人兼客——一如底层社会只保留了生存本能的贫贱人群。“成人社会”的支撑点就是“主人意识”，是“主人意识”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自觉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在西人测试“同类”的标尺上，这“三性一力”是内在标准，以打仗的能力排序。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排序，嘴上却完全设计了另一套。“主人意识”的强弱可直接检测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真实能力和统治阶层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之品质。
新近在一个人物庞杂的晚宴上，我遇到一帮体制中下层干部，估计我在国博遭遇的那些雇导游的人就属于这一群体。他们官虽微小，但与首都上层建筑的知识分子(机体的脑神经，但只是机器的间接零部件)不同，他们在地方上握有可直接交换利益的实权，属于体制庞大机器末梢的“直接零部件”。席间他们大喝特喝(干杯不停)，据说是多年在那个位置上养成的习惯，其中一人说“一餐几万块那不叫吃”，另一人说他所在城市算得上档次的饭店都吃遍了，还有个人说“兄弟们”(指熟人朋友)吃个万把块拿到他这里签个字就报了。开会是他们泡温泉、喝酒打牌的好时机，一般让一个笔杆子在隔壁虚拟一个总结报告，其他人就打一天牌。他们中有些不过是无官职的秘书，但陪吃陪喝惯了，举止都与一般人拉开距离，有一套特殊的餐桌表现，豪饮为主要特征。国库拨给他们维持机器运转的钱有多少被挪用满足他们的私欲，我不得而知，总之他们不但玩遍中国，还周游世界(无论在开罗还是洛杉矶下榻都是五星宾馆)。“帝国奶酪”上最可怕的现象不是有几只大蛀虫，那是数得过来的，而是无以数计、密密麻麻、已经法不责众的小蛀虫。
单单作米缸里的一群硕鼠吃点占点倒也罢了，谁没有一点贪欲之性呢?真正刺激我的在下面：他们人人不满，张口“中国就是这个样”，好像他们不是“这个样”的始作俑者，好像他们不是“这个样”的组成部分，好像他们不是“这个样”的得益者。他们就像米缸里快乐自在、吃得肥肥的硕鼠，整个晚上灵魂暂时飞离米缸，为站在外面目瞪口呆的人盘点米缸如何被硕鼠偷食。因为中国“这个样”，他们的孩子全都送到了或打算送去欧美，不是为学什么技艺回来巩固他们深得其利的体制，而是为了离开“这个样”的中国去作西方公民，在他们眼里哪怕拿个韩国护照，也比生来白给的中国籍好。更刺心的是，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在他们已是潜意识的一部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最关键的是一丝一毫意识不到自己是谁，对自己所处职位、对自己所在体制、对自己所属民族国家都没有一点自我意识。
没有比腐烂其中并快乐着的人抱怨腐烂更神奇的事了，没有比参与锯断自己所栖之枝且毫无意识的人生更戏剧性了，有人会问这与你上面说的“在瞬间与周遭世界隔绝”和“一列独行火车上飞逃的乘客”有什么联系呢?
这两个事例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即缺乏主人意识。这些地方小官是一架机器上的零部件，却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这架机器唇亡齿寒的关系，零部件不管在什么位置上，也不管多小，只要机器散架，他们都将失去一切。可他们坐在主人的筵席上却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拔腿可走的客人，以为离了席或筵席撤了那一桌美食照样唾手可得。
他们与国博内的参观者虽然处于不同的情境下，但问题的出发点是类同的，可以一路追到源头：自我意识——属性意识——主人意识——共同体意识——陌生人文化。中国的很多问题都生发于这条意识链，从源头上就短缺，一环套一环。缺乏自我意识，也就滋生不了属性意识，没有属性意识，自然起动不了主人意识，主人意识薄弱，当然无法营建共同体意识，最终也就难以产生工业化社会极其需要的陌生人文化。
所谓“陌生人文化”在西方就是互不相识的人在一定情形下有一种利益互绑的意识，比如说素昧平生却成了邻里，比如下次可能再不会碰到却偶然成了公车的邻座或一条队中排着等候的人，比如一个党的党员虽天南地北却一损俱损，比如一国之民面对外强命运相连，这种时候“陌生”的事实并不会改变，但在很短的时间里或某个利益平台上彼此却变得休戚与共。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谈过西方的“纽带文化”(法语solidarité)产生于属性意识，而属性意识来自自我意识，西人的自我意识很强，除了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驯化，还源自基督教文明的根脉：界之意识。如果说自我意识还有一部分得自文化的根基，那么其后的“主人意识”则很大一部分来自驯化，这个“意识”的强弱直接显示一国上层建筑是否真实存在，而非徒有其名。“陌生人文化”是对一群人“主人意识”有无的检测，因为这是一种不固定且范围很广的利益关系连接，动机并不是直接、看得见的利益，而是更长远甚至要出让一点暂时利益才能获取的利益，因而是否能形成“陌生人文化”取决于集体的“主人意识”。没有“主人意识”或“主人意识”淡薄的群体是很难形成“陌生人文化”的，仔细想想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令西人有如面对“同类”，就是起动了中国社会从未大规模出现的“陌生人文化”，五湖四海的人被一种无形而共同的目的驱使。如今回头看，短暂的奇迹来自“主人意识”的强化。
一次偶然的观摩机会让我在法国看了一部伊文思夫妇(伊的遗孀为法籍犹太人)七十年代拍的纪录片(此类放映机会绝少，还是沾了颇有势力的犹太遗孀的光，普遍放映的全是表现中国黑暗的纪录片)，摄影机就架在北京的一个工人住宅院内。拍摄对象有可能是当时官方特别挑选和安排好的一群工人，但镜头日复一日架在那里，拍摄这群“外在表现和内在人格跨度小”的中国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之公人生和私人生，多多少少都捕捉了一些真实。我观之惊异的是，那时即便一群底层工人也比如今大群中下层官员更具“主人意识”。剔除那些极左的口号和一些夸张的行为，即使在一个工人大院里，人的“主人意识”也可与我在西方社会感到的“主人意识”相提并论。我不是毛时代的天然拥趸，因我思想成长的阶段充斥了那个时代的负面信息，要不是在西方亲身体验、对比和思考，并不敢凭空做此对比。那个时代纵然万般不如今天，但有一样东西却是如今追之莫及的，那就是风发的“主人意识”。
由此可见，“主人意识”并非只源自文明文化，它是可以后天栽培的，归根到底它折射的是一国上层建筑的精神状态。今日中国之“无主”状态，究其根源是上层建筑丢失了“主人意识”，“乘客心理”遍及上下。缺乏“主人意识”的群体，常常不是受“强人”之害，而是离不开“强人”，是他代替群体去思考，由他来收紧松散的零部件，人人回避而不敢做的事由他去担当!所有人都搭乘便车，然后在愿打愿挨中抱怨“看我多没有自由”。
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崩溃和进入现代社会的不适及动荡，经过西方统治集团手段不断翻新但目标始终如一的“劫魂”，中国人的精神处于“无主”、“寻主”、“再无主”的状态，世界上除了长年战乱中的非洲、中东一些国家，恐怕还没有一处像如今的中国这样“乘客意识”如此普及和常态化，那么多人怀着可以随便上下车的笃定，做着一面搭车一面拆车的荒唐事。有时我看这个国家就如一条无头的巨龙，靠文明的余温提供动力，以夸张摆动的身体撞骗自己，却不知这已是最后的精力，只是靠资本的注入再疯狂一把，再耗下去终将一无所有。人群喊着“复兴”的口号，以为在精神废墟上建起的高楼大厦就是复兴的根基，却不见真有一班人像我们祖先创建意识形态根基那样，像当年研制保命的原子弹那样，钻研这国这民的精神缺口，为这个缺口研制秉承传统、唯我独有的精神配方，让上层建筑不再仰人鼻息，让百姓有主可向。如今真的到了不能再推诿、不能再虚晃一枪、要么死、要么担当的关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