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一只自产拖把上都赫然打出英文招牌，然后把中文羞涩地、细微到几乎看不见地藏到一边；大到名校高材生人人要过托福、雅思关，否则不叫“成功”；大小之间夹着越染越黄的头发，越作越大的洋面孔广告，越来越阿拉伯化的回教标志。心理占领已然拿下了至关重要的阵地。词语的侵占和命名权的脱手后脚追着前脚，神不知鬼不觉为已经苍白的自我意识褪去最后一点颜色。冷兵器时代需要万千铁蹄、千万头颅都未必能征服的东西，如今拱手奉上还嫌不够快。）
我喜欢观察城市表面的那一层，广告啊，门脸啊，店名啊，它们看起来独立于人，但无不显露人的习性、他们自己都看不见的潜意识以及难以逆转的时代走向。
我最近走在南方某城的大街上，一眼扫过去，不说满大街漂染的黄发，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褪其本色，余下的可想而知。
预计“乌发如漆”、“青丝成雪”、“绀发垂云俱弱冠”、“待你青丝绾正，铺十里红妆可愿”这些词句将从汉语语文中消失了;也不说上天入地躲不掉的洋面孔广告——标志、面孔、硕大无比、无处不在，卖货是次，入主为真(人面与崇拜，古人都懂的事)，堪比一支直捣腹地的军团;就说店铺的名字，恐怕也比三十年代半殖民地的上海要洋化，洋化不光是西洋化，还有各种回教标志的阿拉伯化(北京连东来顺都涂成绿色写上阿拉伯文)，令人不知走在一个什么文明的土地上。
店名有直接用外文的，有些小店主估计未必通晓外文，拷贝下来就贴上去了，西洋字母居多，但也有方块字：韩文，与清真有关的则直书阿拉伯文。别的国家都是外国侨民移居带进另类文字，我们是自己请进来。
我所住的这条街因为毗邻一所大学，一条街半数店铺招牌只见洋文，足见选拔出来要送进“精英”行列的年轻人之取向。大店则越“高档”的外文越多，有些大商场、购物中心整层楼不见中文。
在京城屡见此景，以为外省略有逃脱的可能，错，且大错特错，那是走得还要彻底。我曾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一层徘徊，转了一圈问自己这是到了哪国?那夹在外文汪洋中的小小张斌贵纪念廊，简直是对这个时代的莫大嘲讽。
既知今日，何必当初!看看张劳模喜洋洋卖糖果的蜡像，再瞅瞅包围着他、门可罗雀的奢侈品专柜，又问自己：平民基本只看不买的百货店豪华何用？除了在中国人心里一遍遍昭示谁低谁高、谁贵谁贱，这些华丽商场还有实物广告之外的多大用途？钱从哪里来，还流向哪里。
另一些店铺和品牌看似用中文，但全都仿照外译中，似乎纯取中国名见人都矮三分。这些名词单从中文念，街头百姓不知其义，比如市中心鲜亮高楼上跃然写着：卢米埃影城。我知道取名者的用意(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我就不知道了)，从法国电影发明人的名字译来，但这几个中文字放在一起，对不知背景的人却是毫无意义(百姓知不知道全世界的常识，既不是发达也不是有文化的标志。若在西方，是让他们知道的越少越好，免得心浮气燥)。
我一眼掠过，随便一捡就是一堆，诸如：阿波罗演艺厅、赛格文化广场、迪奥服装店、麦道餐馆、佐登妮发屋……无一家外国人开办，从欧洲远古传说到欧美跨国公司，全都浮名拷贝，估计谁也说不出用意。你能想像巴黎、伦敦市中心有蔡伦文化广场、成龙影城、女娲购物中心吗?中国人心胸就是这么宽（自我意识弱才宽），或者说无界，既然世界已经呈现在他的眼前——我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我的——他的拷贝式、翻印式传播传承便继续着使命，他把人家法国电影祖宗、古希腊神话都拿来了，赫然供奉着，一样地烧香礼拜。
若是西方人，拿是一点不少，只不过避人耳目，偷核心拿细节，再改头换面，把拿的事实否定得一干二净，甚至把对方抹得不存在，然后说全是自己独创。
我这些年旅法就亲眼看到他们经常偷拿中国人的创意和技巧，从养珠到制瓷，发一本护照就把中国智慧的结晶拿走了，偷得隐蔽拿得巧，只窃必窃的，重新包装，然后把被窃者抹得不存在。欧洲文明所谓断代断得六亲不认，然后回头臆造一个理想祖宗，就是这么断的。
我不是说中国人也得这么绝，但肚大能容也别供奉人家的祖宗，别把浮皮扯来披挂，自己动手覆盖自己的文明符号，改名换姓把自己撤了，然后披着覆盖自己的那层新皮，撞骗自己“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有人教导他们这叫“开放的胸襟”，说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炫耀的唐朝之伟大就在“开放”，好像一个帝国是“开放”打下的。李世民还是不够前瞻，早知今天的“伟大进步”，何不当年就用胡文代替汉字，不就开放到头、进步到底、一了百了了?如此解释历史最初不知谁定下的版本，反正我逛过的大小博物馆，凡涉唐朝，繁荣强大皆与“开放”有关。这让参观中的我时常突发奇想，莫不是今人想让历史轨迹直通指定的方向，潜回唐朝修改了一连串细节，以致眼前所示不是追记过去，而是回到未来。
常识告诉我们，在近现代工业化使外部资源市场成为致富的重要因素以前，一千多年前即便已有驼峰马背上的“世界”贸易，富强也不可能直接是“开放”的产物。倒不如说创造财富的能力较周边强，远道四围来“蹭饭”就多，一如今天欧美挡都挡不住的穷邦移民——西方文明的终结者。那次“被移民”对华夏文明的品质构成致命影响，只不过要到几百年后从宋人手上失国才彰显后果。
话说回来，还有一类店铺倒是挂谁都懂的中文招牌，却无不以“外”撑门面，什么外贸尾货、外贸单，大江南北是服装鞋帽店的，十之六七打此招牌，好像做给外国人、外国人没要或买剩的再卖中国人，也是荣耀。这与我在法国经历的正相反，那里商家千方百计要藏起非国产货的来历。
不是要“接轨”吗?至少要接对方向，不是吗?北京有电视台，专门做节目教消费者如何识别“真假”外贸货，这么设主题似乎单单制造给中国人的商品必是次货，买到的人属于吃亏上当，非得搭上“外贸”才算好货。区别事物就看你从哪里划开，与其打内外之牌，不如就以质量好坏分档，不更实在吗?何必要在事物本质之上再加戴一个外贸与否的无用概念呢?除了在民众潜意识里深植谁贵谁贱还能起到什么别的作用?
教人识别“真假”进口货的文章、广播和电视节目更是不胜枚举，从吃的到用的再到奢侈品。前不久北京某电视台报道家乐福开始专设法国进口食品柜台，看得出记者当好消息报啊，完全意识不到当年把零售业这么轻松拱手于人，真实图景正在一点点展开，零售业将从根上控制你吃什么、用什么、生产和不生产什么。
只见记者把话筒递给一中年妇女(极有可能话筒递给多人，最后选了这个女人的表态，因为对自己的心思)，女人说：“当然买这种产品，家里有老有小，贵一点但放心。”如此无脑经营舆论，“外即好，内即坏”已成全民“共识”。估计很快将拉起鉴别真假进口货的正式鉴定师班子，由国家颁发证书，为这时代的荒诞建起固态化的规则和经久化的利益链，将精神的卑贱用建规立制的办法物质化，永久化这时代的昏迷。
单凭这一点，便知中国哪有什么“精英”？！没有“主人意识”的“精英”比贩夫走卒更不知自己是谁！一国之风贱与不贱，就在其上层建筑有没有“主人意识”，且与开放与否并无必然联系。“主人意识”不光能检测一个人是大智还是小聪明，也凸显一国上层建筑是否真实存在。存在则不被民风牵着走，而是引领民风。
记得还是北京一家电视台介绍怎么区分进口和国产水果，大揭果商贴进口标签以国产水果充进口货(以次充好的21世纪中国版)。这些掌握舆论大权的“精英”假如真有一点自我意识，批判现实也不该选这个角度切入，这多少给人这样一幅图景：抱上新主大腿的跟班，对也想抱的人说：你也配？只见男主持人不禁感叹，说自己就尽买进口水果，没准全上当了，女主持人问为什么买进口水果，男主持人脱口而出：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坐在电视机前，不知时空把我抛到了哪里又为什么。不过是水果啊，甜、好吃应该是唯一标准吧，“高端大气上档次”是长在果皮上还是生在果肉里?它又怎么再放进嘴里?放进嘴里那些形容词也没有意义，不是吗?别的都无须做，单单如此宣教本身就已把国货(连带百姓的自尊自信)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低档劣质下等的代名词。
“外贸”、“进口”、“出国”、“洋气”这些词，实际意味着什么并不重要（比如如今“出国”并不意味着有本事），字面就是荣光。对百姓来说这早已成为本能反应，我在北京一家百货店旗袍柜台闲看，女售货员见我感兴趣，便推荐起来，说这件无袖，穿起来洋气。我反问：要洋气穿旗袍干吗?我这句转了两个弯的话超出了她已被圈定的思维走向，她愣在那里，不知道我在打什么主意。
洋气不就是美的代名词吗?还有什么比洋气更美?我用了很多年的骨扇的鱼线断了，找到一家专制中国传统折扇的铺子要修，店员小伙子为一根鱼线收我一百元，给出理由：我们的鱼线都是进口的。我问做这种扇子是中国传统工艺，做了上千年了，怎么“进步”得穿线都不会自制了。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进口比国产的好。我路过一个家居铺子，在橱窗前驻足了片刻，就有老板迎出来，张口不问我看上什么、喜好什么，先说他的货是进口的，好像单凭这个理由我就必定掏钱。
一而再再而三，我听腻了这种本能反应，也本能反射起来，反唇相向：我要的恰恰是国产的。再观推销者的表情——受到出其不意的打击，一时不知如何转弯——我才舒服一点。估计他们用“进口”的说辞一向百发百中，从没想过会脱靶。
我到一家小医院看病，候诊时遇两位老太太(应属于49年以后饱受自强思想教育的那一代)，听二人嘀嘀咕咕，一大串话就一个意思：进口药肯定比国产的好。我插话：不见得。二人侧目而视，如见星外之人。我某日长时间等公车，细看京城马路上的车流，除了三类车是国货：公交车、小货车、运输卡车，轿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外国品牌（我那天实际观察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扣除偶然因素，减掉三分）。我也算走过世界一些城市，除了没有工业的国家，工业化国家里此乃一大奇观。
当“进口”、“外贸”二词已成品质的决定因素，当“出国”二字本身便能决定人的价值，当“洋气”就是美的最高标准，新迷信是扎根土里了。再看看随街可见的新东方、雅思、托福字眼，那不仅仅是几个字词，而是千百年来继科举、高考之后，悄然登场、唯一看上去没有主人来认领的(既没有昔日皇帝的玉批，也没有今日教育部制定标准)、却已占据荣誉制高点、让鲤鱼们挤作一团的新龙门。
单从赶时髦的角度推断，那是低估了民众追风逐利的本能之下精神动机不可逆转的移变。什么事情如果实际内含不重要，浮皮已具有意义，足以左右利益趋向，让百姓本能地朝着一个方向走，是这个国家实际已经有了新的精神寄托，是百姓事实上已认了另外的主。
小到一只自产拖把上都赫然打出英文招牌，然后把中文羞涩地、细微到几乎看不见地藏到一边(民间潜意识被侵占);大到名校高材生人人要过托福、雅思关，否则不叫“成功”(我不反对学外语，甚至认为高级人材最好掌握一门外语，但利益制高点不该易手);大小之间夹着越染越黄的头发，越作越大的洋面孔广告，越来越阿拉伯化的回教标志(审美权彻底被颠覆)。
心理占领已然拿下了至关重要的阵地，下一步几乎没有悬念，就是今天的台湾——不要作中国人；再下一步就是如今的香港——耻于作中国人。不要将信将疑，一步步都在枪与靶子的射程之内，唯一出乎意料的是惊人的速度。
有人可能轻松一笑：这只是浮表的中国。词语看去浮表，其实异常重要，它们是一个文明的浮标，让人能看到漂到了哪里，是否早已移了根。这说到底追到的还是“主人意识”的有无。名词、名字的把控是“主人意识”驯化的一部分，由此西方人走到哪里，都要自己重新命名，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地方、风物不管当地土著有过多少世纪的旧名，他们肯定要再命个名，时常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发音来定。
就在十年前，法国出生婴儿取名家长还是不能随便自定的，1803年4月的法规定，必须在天主教圣贤或古代历史人物的名中挑选。由此拿掉姓，这是个重名国家(人为保护的文化边界)。直到1966年和1993年两次修法，才放开这一我们以为的基本自由(1993年以后，政府官员失去最后定夺新生儿用名的大权)。这新获的自由大逆西人本性(反向呼声又起)，我以为是不长久的。
满脑子移根断脉尽是便宜的中国人，苦头将在后面。进步的迷思便在于，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钟上，它不足一秒，便认定那二十四小时无足轻重，历史将在这瞬间终结。
我归国前去法国吉美博物馆看“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吉美自我那篇《向西看的那个槛》之后，对华态度略有改变，这些动作是与西方传媒的整体态度配合好的，不要理解为偶然，更不要臆想某篇文章的作用，而极有可能与跨国奢侈品集团(时常也是博物馆的施主)在中国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有关(不要惊醒了那只埋头吃草的傻兔子)。
西方传媒——从新闻媒体到电影、出版、博物馆——对外的行动大方向都是默默协调的，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试着分析过2008年以后的对华动向。
这个青铜展是送中国的一份礼，与之前一个茶展还要搬出艾某某暗搞中国不同，这次暗手基本收起，还送了一份我以为不小的礼。看得懂的人就会明白这礼可真是不小，绝对破天荒，只怕从不懂细节控制的中国人视而不见，根本不解送礼人良苦用心。我观中西关系得出文化交流的终点站是误会，不是悲观，而是现实的考量。中国人时常打不觉礼不察，对西方究竟如何根本无所谓，他能吸收进去的实际上是头脑里需要的那个“西方概念”。
那么这前所未有的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名字。在这个展览的解说词中，组办者特意以中国拼音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历来对西藏的叫法。当我看到不是Tibet而是Xizang出现在解说中，惊得倒退了两步，这是我在这个国度经年累月遇到的第一次，且一反常规。什么叫“细节的专制”、“温柔的独裁”?命名权实乃其中绝不放手、有设定人群思维参照物作用的专权之一。
反观我们自己的外宣媒体：Tibet，Tibet，叫得不亦乐乎，生怕对不上人家的叫法。Tibet是西方近代涉足(他们自称“发现”)西藏时的命名。1949年以后，中国定下译名以拼音为准，比如Beijing、 Xingjiang、Shanghai，只保留了一些原殖民地的叫法，如Macao，Hongkong。西方各国也一点点不得已随大溜，如法国人陆续以Beijing取代Pékin，但对澳门、香港和西藏这几个地方的叫法始终不变。为什么?因为命名权是所属权的一部分，在民间潜意识里，名字与主人是连在一起的，易名就是换了主人。
所以“世界统治集团”这帮篡变的行家里手，深知欲窃其魂，必先去其名。西媒已成功地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为大陆之外的中国人易名，在涉及香港、台湾居民时统一而默契地避开中国人三字，久而久之“香港人”、“台湾人”从概念之内的概念变成“全概念”，从区域名实际变作国籍名。民众思想被暗暗移变，名词、名字功不可没。
我举个例子，西人做这种事步调一致和自觉主动足以让中国人冒冷汗。某年台湾导演侯孝贤在戛纳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问题时他说到自己是中国人，他的法国翻译却故意译成“台湾人”。多年过去，身在现场的我，对问答的来龙去脉已记不清了，唯有那个法国翻译的反应历历如在目前。
易名之令人不察全在于词语的悄然潜入，不需要看得懂、听得懂，只要遍布眼耳，它自会作用人的潜意识，然后由被作用之人自己动手。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南方某省大大小小的电视、电台，英文歌作背景音乐普遍而常态，尤其一些购物电视台，背景音响从头到尾英文歌，而面向的明明是些极少例外会精通外文的人。没有几人能听懂这些旋律简单、常常只剩节奏的“原始歌曲”(西洋音乐黑人化的可悲结果)在唱什么，除了让受众习惯这样的音响背景，让不正常的变正常，最后变成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赖，我看不出如此行事还能达到什么别的目的。
我去某大众商场，所谓“大众”就是里面多为实际买客，“未上档次”意味着一楼最佳销售位置上中国品牌和中文还有一席之地。转悠期间商场的喇叭里一刻不停地播放英文歌曲，我好生奇怪，因为在场的买卖之人听得懂、爱听的恐怕只手可数。那么为什么播放呢?问了好几个售货员，没人听得懂，也没人知所以然，甚至不明白我的问题，好像这背景音响从来就应该在那里，要什么理由呢。
谁在播？又谁在听？一切都并不需要“美”来决定，也无须知道为什么，一如满大街褪掉本色的黄毛。“无主”时代的特点是人人模仿，却并不知追到的是什么。
就在这两天，有一法国汉学家来华，下飞机不足48小时，已被大街小巷的圣诞标志和硬做起来的节日气氛所震惊(我进的很多店都搞庆圣诞打折)。他每隔年把都会来一次，这个国家蜕变(脱掉自己的皮套上别人的皮)的速度每一次都突破了他的预计。他得出结论：软实力与西方还是差了一大截。此乃客气话，赤裸裸的话是文化上已被征服。
“无主”时代何来丁点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不是来自GDP，更不会有了硬实力便自动到来，它与自我意识暗暗相连，没有自我意识和由之产生的主人意识，万千黄金也提升不了软实力。如果说北京作为一个大都市，要国际性，搞点圣诞气氛凑凑趣倒也罢了，我所在的这个南方城市，外国人数得过来，也是张灯结彩，说追风凑趣都解释不清何来如此谄媚。说“谄媚”其实不准确，谄媚来自小人，出现在眼前的这些无法解释的怪诞却出自自我意识的空白，而自我意识是可以被一点点越褪越白的。
词语的侵占和命名权的脱手后脚追着前脚，神不知鬼不觉为已经苍白的自我意识褪去最后一点颜色。冷兵器时代需要万千铁蹄、千万头颅都未必能征服的东西，如今拱手奉上还嫌不够快。话语战场的打劫，词语冲在最前面，如果被攻的上层建筑没有“主人意识”，那词语的尖兵有如铁马金勾驰骋在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草场，攻下一个个符号堡垒，文明符号的失手将是多米诺式的，每一个符号的倒下，都是一片人心。由此西方从不大张旗鼓推动民间外语教育，而由“教士们”严密掌管精神食粮的进出。
我们在嘲笑美国人民连上海在哪里的常识都不知道的时候，要明白这绝不是“精英”的疏忽。词语的留守直接折射的是一国上层建筑的“主人意识”，一个丢弃命名权的文明，是其上层建筑早就有表无心，随处贴附，失去了使命。
有乐观者可能会说，这仅仅是表面一层，中国人骨子里不变。
我新近看牙，遇一对母子。母亲心急火燎，因儿子放假马上结束而牙还没治好，只能与医生商定先上药再由新加坡寄宿学校的校医善后。男孩才小学三年级，躺在治疗椅上说校医不会管，哀求母亲不要再把自己送去。那独子的爱母这时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坚定：你必须去读，不去前面两年就白费了。我问白费了什么?女人不打弯：外语。
我说为此让孩子这么小便独自在外，与父母天各一方，岂不残忍?女人的脑子仿佛被什么力量钉死在那里：那是必须的，他已经英语十二级了，他是不会回来的，他要一直读到大学，否则前功尽弃。那字字句句都在说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而在我有没有钱供。我和医生想到这残酷、疯狂、独断、连人的正常情感和逻辑都被偷换掉的育子计划，面面相觑。
昔日只有贫贱到没有一丝尊严的父母，才会以残忍割爱的方式与幼子分手，以期用这唯一的办法稍稍扭转一下骨肉的命运。但这孩子的不幸，却是由父母的金钱堆建(体制内吃香喝辣，小孩送到国外照样分享国内的公费医疗)，不是贫贱而是富有版的“忍痛割爱”在这片摆脱了贫困却跪下去的土地上频繁上演，只有一个目的：换掉母语，为换掉国籍、最终换掉文明打基础。
我们看到，父母思维的一个岔口，便决定了孩子人生的方向，这般教育的孩子再生出下一代，与母文明的割断便“大功告成”。表层就是这么一点点(一代代)渗透下去，一层一层取代核心，尤其当表面这层力量是如此之大，有内外力量的合谋，有向纵深推进的步骤和计划，有从没有改变的方向。
我旅法时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有关中国的报道，镜头对准又变回“十里洋场”的上海(至少报道在重塑他们理想的上海)。记者采访一群上海白领小资，他们不是基督徒，但圣诞夜纷纷赶往教堂，好似这样贴一贴也赚足面子。
镜头下，一张张脸在宣道声中故作矜持、模仿出信徒状，无比荣光地将此作礼物殷勤地奉献给西方记者，一举一动都意在表现法租界丝毫没有拆除的必要。镜头一转，一个全身“奢侈品”、头发金黄、外企秘书类的上海女人得意地告诉采访者：我老板说我长得一点不像中国人。
下一个镜头是一处为结婚仪式特建的假教堂(十万元婚礼的布景之一)，结婚者不是信徒，但要举行教堂婚礼。于是一个外国年轻人扮成假神父，在“婚礼进行曲”中为一对中国年轻人主持了西洋“宗教婚礼”。从上帝到神父，从祈祷词到誓言，全成了电影道具，在这部世所罕见、自导自演的膜拜电影中。注视着这一切的西方人，从那个到上海谋生的年轻白人到西媒记者，一定觉得要那个有实体边界的租界干什么，精神的租界广大无边，拆都拆不掉。
当上海人觉得霞飞路(以法国远征将领的名字命名)比淮海路风光的时候，时代迷雾之下是跪下来的心。心如果跪到底了，一切都无可挽回，只能由它去化为灰烬，再期待着涅槃。
但愿这数月所见只是一把大火便化为灰烬的浮皮，孕育着新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