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一些人笔下，“反动派知识阶级”、“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等提法或历史事件，成为毛泽东反对文化发展、打击知识分子的“罪证”。他们裁定“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是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这是从既定的意念出发，罔顾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及其文化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知识分子既重视、引导，有时又限制的矛盾态度，以偏概全，夸大毛泽东的失误与错误。毛泽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毛泽东明确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勾画新中国的蓝图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将“新文化”与新政治、新经济并列，把文化建设作为“新社会、新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文化的重要地位。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道路。新中国政府的责任是“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两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立“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主张其中一个是“科学文化现代化”。这就明确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第二，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在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首先，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其次，指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旧政权留下的文化机构和知识分子采取全盘接受的政策，而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因此，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必须引导这些知识分子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对“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角色”的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进行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更新和改造，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才能构建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学习和思想改造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式开展的，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迫切要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了解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学习就要落伍”成为人们的共识。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因势利导。再次，领导对错误的文化思想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历史观是毛泽东批判的第一个靶子。这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倾向的批判。之后相继开展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潮进行清算，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彻于文艺领域和学术研究中，确立新时代的文化评价标准。

　　第三，毛泽东指明了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文化为人民大众，文化服务于人民是毛泽东制定文化战略、领导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他把“人民”二字写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上，并贯彻于文化建设的实践。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提出要正确处理文化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把在大众中普及文化放在重要地位。1949年9月，作为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从此，人民群众文化事业蓬勃开展，带来了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极大变化。

　　第四，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主张“洋为中用”。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不大胆地拿来资产阶级文化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毛泽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用”不是简单照搬，不是替代自己的创造，而是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这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养料问题，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僵局，开拓了民族文化前进的道路。

　　第五，毛泽东制定了指导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针对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乱贴政治标签，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等粗暴现象，以及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多次申明，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毛泽东还阐明了“双百”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他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至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化。毋庸讳言，由于历史时代局限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过于强调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以及文化领域的一些判断出现失误，造成了一些错误。这个深刻教训应该牢记。但即使如此，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所作的艰辛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都是不能抹杀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