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浦玉生对习近平《总序》的曲解
兴化市施耐庵纪念馆、兴化市施耐庵陵园
浦玉生先生在《水浒国际网络》所撰大作《习近平同志认同大丰施耐庵的主要观点》，很是吸人眼球。文曰：“习近平同志总序‘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之一的《浙江文学史》(王嘉良主编，杭州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274页)，在介绍施耐庵时是十分准确和权威的：‘施耐庵，原籍苏州，住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海陵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其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他还在刘兆清主编的《大丰市学者论文专辑·施耐庵研究论文集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8月版)《序二》中也持此说。
读完浦先生的大作，立即找来习近平同志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所作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载2007年6月7日《浙江在线》，以下简称《总序》)认真研读。习近平同志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撰写的总序，主旨是阐述“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目的和意义”，“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通观《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全篇2500多字，根本没有涉及具体学术问题。事实上，领导人为《文库》写序，通常也不会涉及具体学术问题。
《总序》指出：“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习近平同志的《总序》，根本没有提到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更无只字涉及“大丰施耐庵”，遑论“认同大丰施耐庵的主要观点”?不知浦先生根据什么得此结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身为盐城市委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的浦玉生先生应该更清楚这一点，怎么能无中生有地曲解习近平同志所作《总序》的原意，不知道这该不该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
浦先生的大作还认为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在介绍施耐庵时是十分准确和权威的。我们认为并不尽然。如王嘉良先生认为施耐庵“迁居当时海陵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这一表述就是错误的。莫其康先生在《博览群书》2013年第2期撰《古白驹场及施耐庵籍贯考辨》已经辨析得很清楚，这里进一步阐述之：
1.古白驹场与今白驹镇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一是区位不同。从嘉靖白驹场图和今白驹镇地图对比中可以看出，古白驹场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西，今白驹镇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东。场镇区位不同，不能混淆。二是面积不等。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记载：“白驹……广二十四里，袤三十里。”白驹场域面积此时约为180平方公里。据1988年底修编的《白驹镇志》记载，白驹镇“东西宽五点八公里，南北长十公里”，总面积为58平方公里。区划调整后，2013年对外公布的白驹镇总面积为113平方公里。可见，今白驹镇域面积与古白驹场域面积大相径庭，场镇不能混同。三是成名时代不同。白驹场系古盐场名，成名于宋元时期;而白驹镇则成名于晚近。四是白驹场域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市域内。据《白驹镇志》载：“宋元时期地方文献无征，白驹场西部具体边界不可考。但白驹场西部有盐灶应属于白驹场，是大体可信的。”据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四境全图》标记，范公堤以西的上五灶、下四灶皆在今兴化市境内。甚至兴化海沟河西域南畔之灶(户)陈村(在范公堤以西40余公里，距兴化城仅9公里，系以陈姓灶户命名的村庄)。可见白驹场西界已深入兴化腹部，今新垛镇施家桥无疑在白驹场域之内。白驹场域今跨越兴化、大丰两市，且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小部分在大丰市。
2.施耐庵绝非“泰州白驹场人”,而是兴化白驹场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的《大丰县志》明确记载：“元代两淮设置29个盐场。其中在大丰境内的有何垛场(北部)、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白驹场、刘庄场、伍佑场(东南部)等。白驹场、刘庄场隶属扬州府兴化县;伍佑场隶属淮安府盐城县，余均隶属扬州府泰州海陵县。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两淮盐运司泰州分司，始驻泰州，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移驻东台，何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的盐政归其管辖。行政上除伍佑场外，其他六盐场同属于扬州府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由此可知，元代白驹场是属兴化管辖的。实际上早在宋代，白驹就归兴化管辖，有大宋天圣三年知兴化县事古吴后学范仲淹撰的《白驹关帝庙碑记》为证。
尽管明初白驹场名义上行政改属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称之为“海陵白驹”，但洪武初盐场建置的改变并没有一蹴而就，过渡时期的白驹场行政实际上仍归兴化县管辖。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之八•人物志第九》记载：“洪武初，略视汉辟孝廉诸法，以经明行修举者：……白驹一人。曰：秦珊 珊母杨氏喉生余肉，拥塞弗能食，医不能疗。珊乃露香默祷，割膺肉寸许，刃痕无血，烹以进母，诈称为汤药。母饮之，越明日，余肉遂化，吐出小骨即愈。谕长王珊以其事告于兴化尹，尹为奖其孝。二运陈公文浩署曰：‘孝义所感，未沾旌典，岂宜令其煎办，以防养哉?’遂减额课之半。”可见，洪武初白驹场实际上行政仍归兴化县管辖。综上，无论是宋元，还是明初，白驹(场)行政上均属兴化管理。1978年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据喻蘅校读)有“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的砖刻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上述“怀故居兴化遂白驹”(承前省略，说明白驹属于兴化);当然也有记之为“遂海陵白驹”，则是指明初白驹属海陵。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1952年第21号《文艺报》)开篇就确认“施耐庵故乡——兴化县老圩区施家桥”，是真实可信的。
浦玉生的多篇大作诡称施耐庵为“泰州白驹场人”，皆是断章取义，纯属错误推理，以讹传讹。他的新著《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版)，开篇就胡说施耐庵出生于“泰州白驹场茅家园”，坚避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人”，完全是罔顾史实，荒诞无稽。若如浦玉生所言，施耐庵是泰州白驹场人，为什么历代《泰州志》对施耐庵无载，而民国《兴化县志》有《施耐庵传》及《墓志》等诸多史料记载?毋庸讳言，张士诚才是地地道道的泰州人，无怪乎清道光《泰州志》等对张士诚有载，而历代《兴化县志》无载。张士诚是泰州人而施耐庵是兴化人，泾渭分明，昭然若揭!在学术问题上不惜弄虚作假，只能说明其深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思想和家乡情结驱使，从自身群体利益出发解构历史，丧失了一个学人应有的良知和道德，令人鄙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教科书称“施耐庵为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人”，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十分客观准确的。
4.施耐庵的故里是元末明初兴化县白驹场倪卲庄(今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
(1)施耐庵故居遗址的发现，为研判施耐庵籍贯提供了新证。2007年9月20日《泰州晚报》发表的张从义、宋燕的报道《兴化发现施耐庵故居遗址》记述，据施家桥村施氏族长、施耐庵十八世孙施宝安等6位施氏后裔指认，村中心有一处四面环水的高阜，系施耐庵生前择址建屋之所，形如巨砚，人称“砚台地”。700多年来，施家桥村庄几经兴废，但由于“砚台地”是始祖施耐庵卜居处，故地形、地貌基本未遭破坏。这为研判施耐庵籍贯提供了新证。在2012年10月中旬的村部座谈会上，施耐庵后裔施宝安、施祥兵、施祥松、施祥凯、施恂广、施恂辉等6位老人一致指认施家桥村河西40号即是施耐庵故居遗址。81岁的施宝安老人说，施耐庵故居所在的“砚台地”和施耐庵墓地同处一条水平线上，一西一东，两处相距350米，这绝不是偶然的。正如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兴化县县长蔡公杰在施耐庵古墓前建坊所撰碑文中记述：“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者，施氏之故庐也。考施氏族谱所载，先生避张士诚之征而隐于此。”1928年的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亦记载得很清楚：“今秋间，瑞亭因奉公调查户口，迤逦长途，按户编籍，至兴化白驹镇有施家桥者，见其宗祠中，所供一世祖，讳耐庵，心窃疑之，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浒传》之施耐庵。”
(2)施耐庵在施家桥是有田地房屋的。从清咸丰四年兴化陈氏“五进士”之一的陈广德为《施氏族谱》写的序文“乃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中可知，施耐庵在白驹场施家桥是有“田庐”(田地房屋，引申为家乡)的，并非如浦玉生所说的施耐庵在施家桥只有阴宅没有阳宅和田地。
(3)大丰市白驹镇从未发现施耐庵故居遗址。施耐庵纪念馆所在地花家垛，并不是“施耐庵故居遗址和写作之所”，也不是施氏宗祠原址。之所以选择在此建馆，是因为花家垛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施宝安老人说，施家是白驹望族，施耐庵纪念馆所在地花家垛子，原本是姓花的地方，施耐庵故居和施氏宗祠，怎么会建在异姓垛子上?陈远松《施子安残碑考辨》指出，施氏宗祠原址在今“白驹北大街北侧”。施耐庵第十四世裔孙施埁(峻峰)于清咸丰五年(1855)所撰《建祠记述》说得很清楚：“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侭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并非如有的大丰学人所说的施氏宗祠是由施耐庵故居改建的。依常理，《水浒传》是部禁书，著者施耐庵(时人称之为元隐士)隐居避祸犹恐不及，怎么敢于舍静(原倪卲庄，现施家桥村)取闹(白驹场街市)择居呢?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兴化县白驹场倪卲庄(今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人。施家桥村及周边张舍、清水湾、何家桥、施童、圣家舍、前桥、西桥、板桥等8个庄舍(分属兴化新垛、大营两镇)，是施氏后裔的主要聚居地。北京大学侯忠义教授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和上海大学朱恒夫教授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等学者的著述均持此说。读者诸君不要以为“在大丰市白驹镇建有施耐庵纪念馆，那施耐庵就是大丰市白驹镇人”(据知心学者告诉我们，施耐庵纪念馆原定建在兴化，而兴化执事者没有大丰人积极，以为兴化历史名人多，以致旁落)，正如在山东潍坊市和河南省范县都建有郑板桥纪念馆一样，并不能证明郑板桥是潍坊人或范县人，而郑板桥确确实实是兴化人。
王嘉良先生主编的《浙江文学史》，将施耐庵迁居当时应属兴化县的白驹场表述为“海陵县白驹场”，将古白驹场表述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显然是违背史实的，是不正确的，根本不是如浦玉生所标榜的王嘉良“介绍施耐庵时是十分准确和权威的”!
（执笔：史实）
附：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习近平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原载2007年6月7日《浙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