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读书习惯缺失做为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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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均阅读图书仅有4.5本，这个数据是日本的四分之一，以色列人的十六分之一，作为一个作家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梁晓声：
国人不读书这个现象十分严重，这4.5本里还包括教科书，教辅资料，甚至连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爱读书。我感觉手机在中国就成了鸦片，所以大家都不读书了。我确实经常困惑，为什么会这样?
但只有读书使人这种动物更像人，如果没有读书习惯的话，做为人的内涵是很缺失的。读书使人安定，拿手机阅读和拿一本书看，同样的一小时，阅读的状态和阅读的时光是不同的。它会影响人的心性，有长期阅读习惯的人就是不一样，读书可以带给你片刻时光的静好，也会成为基因，会传给下一代。
在我这一代人来看，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只读政治书和读文学书的人表现不一样，读武侠小说和读西方启蒙文学作品的人表现不一样，因为这些表现不一样，最后使得他们在下乡时有区别，返城后更有区别。
当下的文化漠视普通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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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说到知识青年，有句老话叫“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有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发生改变，但是近年来有种说法“寒门难出贵子”，以此来说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梁晓声：
其实，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早在两三年前的两会上就提出来过。
当下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存在着对普通人生活的一种漠视。你看现在最广泛的文艺形式，里面透露出的都是对不平凡人生的张扬，使每个人都生怕自己变得平凡起来，但实际上80%以上的人过的都是平凡的生活。
49年后，我国曾有意识的从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选送一批子弟去培养，也确实培养出了一批对共和国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优秀人才，现在则较少有这样的情形。
可在我看来，确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环境，但用“寒门难出贵子”的语言来形容教育问题，这是错位的。我会困惑于“贵子”是指的什么，古代是指做了大官的人。但我们现在是反对官本位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要否定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不认为寒门子弟受过高等教育后一定要是当官才是有出息的，对于社会上大部分工作来说都不能算“贵”。
所以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受过高等教育能否改变命运。而现在受过高等教育只是争取到了跟上时代快速发展步伐的现代城市普通人生活的最基础的资本。所以你看现在父母辈说话从以前的“你考不上大学你就当不上什么什么”变成了“你考不上大学你怎么办”。
这是个好现象，包括有争议的扩招，如果不扩招，会剥夺那么多人受高等教育的权力，怎么让他适应这个时代?所以要转变观念，大学就不再是培养贵人的地方，哪怕是你现在去煤矿、铁路，你面对的也是电脑台，你必须要受大学的教育。
青年们怎样选择便应怎样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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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说过“特别心疼现在的年青人”，在你看来，当前青年人的危机是什么，机遇又是什么?
梁晓声：
这首先要看怎么理解机遇，如果只是把机遇理解为改变工作的可能性，如果现在的年青人只是在考虑什么是“贵”，在我看来这都是文化本身出现的问题。
我最近接受了很多采访，很多记者都是八零后，他们采访我时，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他们的焦虑，哪怕是提的是关于国事的问题，也都是直接关于他们自身命运的事情。使他们最焦灼的是他们自身的处境，他传达出的一种信息就是，这个国家关注到我的情况了么?这个国家倾听到我的诉求了么?这个国家会出台什么关于我的福祉的政策?如果这些感觉到期盼的不耐烦了，就会问你相信命运么?会问到你相信靠勤劳和诚实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么?他们表达出来的是，如果这个国家不能让我们现在活得更惬意的话，我就不相信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而在我看来，现在我更想谈的是，这个国家能给予你的父母辈什么样的关怀。
我对年青人的心疼其实包含着对他们的焦虑的心疼，也包含着父母那么辛苦地供他们读完大学，他们说留在北京就留在北京吧，但年青人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有没有能力，牺牲一点自己，给父母的生活加一点幸福指数。
所以，说我心疼年青人，其实我更心疼年青人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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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不认可毕业生扎堆北上广的状态?
梁晓声：
这个问题我也有些困惑，扎堆北上广难免没有虚荣心的成分在里面。当然，北京等城市的收入还是要比地方高，可相对来说， 在北京没有那么多的上升空间。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于那些能充分发挥他们专业所长的岗位，北京确实比地方机会多，但竞争相当激烈。而年青人们离开北上广回到家乡，但后来又回来，可能最终还是归咎到我们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人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竞争。
我们就会主张国家要考虑多开拓适合大学生工作的岗位，在这点上去想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新的行业可以建议国家去推广。从前我们说城乡差别，脑体力劳动差别，但改革开放后，这个差别更大了。而且，超大型城市和省会城市工资收入都有差距，各省之间又有差距，然后消费指数倒是差距越来越小，这些都会在客观上导致我们年青人做出扎堆大城市的选择。
新浪网：
那你想对这批年轻人说些什么?
梁晓声：
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人，你只能相陪，但是无法安慰”，因为安慰无法起作用，今天的青年们，你怎样选择了，就怎样去承受。
国家欠底层劳动者太多经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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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是政协委员，以前还担任过基层人大代表，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梁晓声：
我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是第三届了，之前担任过两届海淀区的人大代表，在当人大代表时，往往很多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关于一条街道的整治、一个商场的修改迁移、居民区的治安秩序等，区人大代表思考和关注的范围，基本在这一个区的范围之内。
坦率说，每次开两会前，我都会有点焦躁，甚至有些害怕。因为当你在国家的平台上来谈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许多的问题都能把原因厘清，但用什么可操作的方法来解决，这时候会感觉自己的思想限制非常大，在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时，提案就会被搁置。而我们现在每次两会提案都有数千份，有的提案是非常具体的，但这样可能造成把重点提案淹没的现象。
新浪网：
你曾经说过政协委员是观察员、调研员、传达员、评论员和监督员，你觉得你做到这“五员”了么?
梁晓声：
能把这五点做好就已经不错了，甚至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完全做到过以上五点。
我做到了几点，第一就是议政，当然议政不一定在两会上议政，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可以通过写文章来议政;第二就是监督，但这个比较难，我们往往对某事了如指掌，但我们会对一些端倪一些迹象及时做出反应，我也会给领导人写信，他们也有过回信和指示;再一个就是批评。
但做政协委员，每次开会开下来我都非常憔悴，比如说我们谈到腐败问题时，往往是你分析得很好，但怎么解决，脑仁儿想疼了也想不出一针见血的办法，想不出来办法时，提案就变成了希望政府重视自己又没办法。
因此，我只是反复在会上讨论发言时强调，但我拿不出办法来。比如像关注弱势群体，在我国，一谈到民生，一谈到弱势群体，最后就直接牵扯到财政支出，所以这部分提案最终就变成了希望政府财政支持。
像当年上山下乡有一批弱势群体，而且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当年自己是被这场运动牵连的，另外包括复员军人、抗美援朝的老志愿军、当年被以很低价格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作、农村的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县级医院的医疗条件……所有这些，全都需要钱，都得去考量怎样向最需要的那部分人去倾斜。说实话，1949年后，这个国家欠了主要是底层劳动者太多太多经济债，这些债务不偿还的话，人家有怨气是很合理的，长期地对他们经济上的不关怀，这是共和国的不安。但这些弱势群体，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文艺需要评论家创作家，不需要红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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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多年来，你主要提了哪些方面的提案?
梁晓声：
我的提案或联名提案有这几个方面。
最早的时候是减免农民的土地税提案，提出这个问题我是较早的人之一，但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问题，若干年后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还有就是实行农村孩子的全义务教育，因为这个提案，我还曾经在会上拍过桌子，也骂过娘，这种情况在政协的讨论会上相对少的，在休会后往往就要对我进行批评帮助，因为觉得做为委员你的修养不。但当时我生气的原因是一句话，是某位委员说“农村教育要靠农民办”，这个是我无法接受的。农民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再让他们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是无从谈起的，我理所当然认为这应该纳入国家工作的范围。
另外一个比较早的是关于国企的老总高薪问题，这是在当北京市政协委员时我就提出了的，十四五年前就曾曝出国企老总的年终奖高达六七百万，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一方面当然说明国企效益非常可观，但这个效益除了领导层的决策外，还应该有工人们的贡献，但他们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但是，国企的老总，他首先都是党的干部，你们在领导企业发展的时候，以党的干部的身份，拿这么高的奖金你有愧么，不安么?虽然后来给的回复是老总拿的这个薪水是合法的，而且后来还有意见说，国企老总要和国际接轨，但如果只是我们老总和世界接轨了，我们的工人是不是和世界接轨了么?后来由这个话题又引发了国企老总奖金的阳光化和透明化，我基本是每会必提，直到近年有了一些规章制度。
除了这些提案外，我还关注过出租车师傅的份子钱以及休假问题、公仆们的超标用车、办公室超标问题、以及国企、政府花钱请明星办活动的问题、教育考试制度中的英语和政治考试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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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考试改革似乎是一个代表委员们关注的比较少的问题?
梁晓声：
我的看法是，我们现在的政治考试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政治考试，政治的思想本来是人头脑中自然的和逐渐的形成的思想，但我们现在关于政治那么复杂，那么需要人性化思考的问题变成了标准化、表格化，概念要背下来，这陷入了一种黑色幽默。在我看来，大学里是需要政治课的，但这应该是师生之间大家共同讨论国事和社会问题，在讨论中达成共识，完全无需纳入标准化考试。但我这个观点提出来后没有人附议，所以最终也没形成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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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你的名字在“文化艺术界”的名单中，但是这么多年来，你的提案其实很少关注艺术界，而是更多地放在了民生方面?
梁晓声：
我在做全国政协时就说，我所在的组是民主党派组，尤其我们中国民盟，讨论国计民生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党派人士发表的参政意见。虽然我们文化艺术界人士比较多，但在我看，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我可以通过写作和评论等自己的创作，来表达我自己的文化主张。
如果关于文化的问题，在两会上提出来，无非就是提给领导人形成红头文件，最后变成一个政治文字，但对于文艺来说，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文艺无需红头文件来撑腰。文艺恰恰是需要有共识的评论家，通过评论本身来厘清他的品质，也需要有共识的创作家，不仅只考虑市场，还考虑国民的文化需要，以文化化国人心性，以文化重建民间价值观。有这些的人来做这样一些事，要比红头文件要好。
关注三农问题体现国家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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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你曾提过一个关于“破败农村”的提案，今年还继续么?
梁晓声：
今年我也一直想提关于农村的提案，中国在49年前后根本上就是个农业大国，这个国家说到底是当年千千万万的农村家庭贡献出了他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建立的，可49年后农民们得到什么了?工分那么低，以前还要缴公粮，只要你稍懂点历史，就会对农民的命运有认识。何况我又下乡过，亲眼看到过农村的破败。可以说，关注三农问题，他体现了一种国家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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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应该做哪些准备?
梁晓声：
今年我要提的提案就和这个有关，我们一直在提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去年又有了关于农村建设的文件，文件里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成望得见青山看得见流水，寄托和安慰得了农家子弟和城市人的乡愁的地方，这些语言十分诗化，但我们在现实中看不到这样的新农村。
我看到的情况不是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而是在消除农村，抹去农村，使之变成一个相当奇怪的居住情形，并不能称得成变成城镇。这些被消除和抹去的恰恰是离中心城市周边比较近的农村，这让我看到的是满足了城市扩张的欲望，产生了很多无耕地的农民，但他们又不能直接变成城市人口，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现在在很多地方，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得到的就是沿公路两侧建起的四米宽六米长三层高的回迁房，除了做些小生意，他们也没有别的谋生的方法。这些房子沿着公路一排接一排密不可分的排下去，但这不是农村了，他也不算是城镇。
这样的情况让我很忧虑，在我看来，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前提应该是保留农村初始的生态样式。我们把农村建设好，让它自然地在他的所在地形成一个城镇，而不能是说我首先看中你的土地，让你拆迁。
其实这样对城市也有好处，城市不必急于扩张，让城市周边保留诸多自己风格的小乡村，这样城市和乡村的状态会更好。可现在的结果，说穿了是地方政府迫切实行土地经济的结果，也是房地产商们将利润的眼投向农村土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