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新文化的历史任务尤为迫切，然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历史特点和思想文化工作的特殊规律决定了这一重要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实现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首要问题是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立场、作用、力量等进行科学、周密、深刻的分析，形成如何造就文化工作队伍和建立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等问题的科学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新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一、新文化建设工作的首要问题
恩格斯曾经用“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来形容历史的创造问题。中共领导的新文化建设工作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文化变革，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文化，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第二，中国革命逻辑的必然要求。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社会主义体系。主动适应政治、经济的革命性的变革，肃清腐朽没落的旧思想、旧文化，以新文化来促进和巩固新政治和新经济体系的确立，是新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
确立新文化是艰巨而复杂的，其原因有三个：第一，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4］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的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地位才能确立起来，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胜利，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5］这是原则要求，但具体政策上还是有区别的：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是批判肃清的问题，对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则要进行批评，指出它的错误。第二，新中国采取的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把广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视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重要同盟军，在重视、团结和利用他们的同时，对他们采取必要的教育、限制和改造政策，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其不利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这也增加了确立新文化工作的难度。第三，是由新中国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的内在属性和特殊规律决定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心理过程，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从根本上区别于私有制社会的旧文化，就在于彻底的革命性和真正的人民性。新中国文化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决定了这种新文化“必须从外部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6］因此，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经济建设，确立、巩固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文化的大众化工作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7］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明了各种阶级的互相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7］(p.113)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极其重要而又错综复杂的新文化建设任务，首要问题依然是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形成对新文化建设队伍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团结对象、教育和改造对象的科学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分析文化队伍的理论根据
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所描述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8］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已臻成熟。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著作里，毛泽东对文化思想进行了集中阐述，从而形成了中共基本文化理念，这也成为如何评价和衡量新中国文化队伍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一，决定论和反映论。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3］(pp.663～664)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必须体现人民性，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服务，在内容上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9］
第二，革命功能论。文化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中发挥特殊作用。毛泽东指出，除了手里拿枪的军队，“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p.847)“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p.618)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力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3］(pp.697～698)
第三，文化工作者的阶级属性及其改造问题。毛泽东提出，包括文化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3］(p.641)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服务。［9］(p.855)
第四，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3］(p.620)这就要求党必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与此同时，要善于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10］
自延安整风时期开始，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思想改造，广大文化工作者自觉实践了毛泽东的文化工作思想。他们的文化作品在内容上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实际，又采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因而对广大群众产生了积极的教育与动员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强调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多种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指出：“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道路”，［11］并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2］；他曾经说，人民政权欢迎文化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11］(p.131)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3］等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也是我们分析新中国文化建设队伍的重要思想根据。
三、对新文化队伍内部状况的具体分析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首先是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而取得全国政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历史道路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文化建设的队伍主要是由来自革命根据地、老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来自原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原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又包括三个部分：中共领导的活跃于原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原国统区的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原国统区留下来的“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10］(p.1485)依据毛泽东的基本文化理念和初步实践，笔者认为毛泽东对这支队伍内部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属性、思想状况、历史作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主要认识如下：
（一）关于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
这支队伍用毛泽东的话就是“我们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14］，主要包括“山顶上的人”和“亭子间的人”两部分［15］。“山顶上的人”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共领导的苏维埃地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亭子间的人”是指抗日战争开始后，从原国统区城市里奔赴延安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文化人士。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首先表现在他们接受过延安整风的学习与改造，吸收了毛泽东文化思想；其次是他们都亲身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第三是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文化战线发挥了革命作用，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这支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的文化队伍是带着丰富成熟的“工农兵文艺”的经验走进新中国的，他们熟悉党的政策，熟悉工农兵群众，也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革命性的，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16］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一个不断学习、改造和提高的问题，也需要克服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的自大主义的弱点。
（二）关于原国统区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工作者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推动北伐战争、掀起工农运动高潮、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17］他们通过创办进步刊物、出品各种艺术形式的进步文艺作品、发起左翼文化运动等宣传中共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暴行，唤醒民族危机意识，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和错误言论。鲁迅是这支革命文艺队伍的主将和旗手。毛泽东曾经用“鲁总司令”领导的“文化的军队”来形容这支文化队伍的重要的革命作用，［18］赞扬他们与革命武装队伍一样，打退了国民党在文化上的一次又一次“围剿”，在文化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支队伍具备相对丰富的创作经验，艺术修养较深，也亲身体验过新旧社会的变迁，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较为熟悉。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走出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以广大工农兵群众为服务对象、深入火热的斗争实践，讴歌新政权、新事物、新变化，是这支文化队伍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
（三）关于原国统区的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随着夺取全国政权斗争的不断胜利，中共从国统区接收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包括原国民党基层机构的办事员、小职员、小律师、青年学生、医生、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员等一般知识分子。毛泽东把他们看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次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文化统一战线各种力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9］(p.86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重要同盟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爱国和进步的，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专断和腐败，对中共领导的新政权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或一技之长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
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可贵的革命热情，但“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9］(p.993)“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9］(p.875)因此，新中国必须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思想进行改造。
（四）关于“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
近代以降，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不断涌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的右翼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在教育、文化、传播等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又不同意中共的革命主张，希望走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道路又不同于共产党道路的“第三条道路”。国共内战爆发后，坚持“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人逐渐认识到：中国要向着光明的前途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选择留下来，表明他们承认和接受了中共的领导，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共是否有能力执掌新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张是心存疑虑的，他们依然对美国有好感，幻想依靠美国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可以争取过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应该团结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为繁荣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奋斗。但由于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经历，“他们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10］(p.1485)，可能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必须对他们的这些思想进行批评、教育和改造，使他们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四、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化建设队伍的总体状况是：
第一，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文学艺术界人士的胜利会师。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具体国情，文化工作者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进行大规模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且，他们本身也面临着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思想改造任务。毛泽东高度重视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16］(p.309)，“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19］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承担新文化建设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9］（p.815)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10］(pp.1269～1270)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16］(p.268)。
第三，毛泽东把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革命很好的同盟者”和“人民中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这些人在立场和情感上不同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在思想观点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唯心论、改良主义以及所谓的“不问政治”、“客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16］(p.251)。
确立新文化的工作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把确立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新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看成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造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文化战线工作的当务之急是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毛泽东认为，需要大规模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使“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6］(p.310)，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因此，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现实条件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16］(p.279)也就是说，通过思想改造和革命实践，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情感以及为谁工作和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可以发生根本变化的，是可以成为党的文化工作者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16］(p.225)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20］
这样，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一方面着力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力图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以适合新中国的需要。思想改造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毛泽东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有较为生动、集中的体现，这就是：必须“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21］
［参引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3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8］〔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7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页。
［11］《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345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页。
［14］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15］《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17］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
［1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71页。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