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四个特色，可以还原到一点，即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要想复兴中华文化，重塑国人的文化自信，必须直面书面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内在矛盾，同时引西济中，忠实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

近日，有媒体刊发了一篇谈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文章，引发了部分网民的争议。文章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四大特色”：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文章还指出，“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四大特色”无疑是持平之论，但更进一步，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优劣，往往容易滋生各种是非。“应坚持”和“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等对中华文化推崇的字眼，无疑是该文引发争论的关键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人腰包鼓了，口袋里边有钱了，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但精神上反而有些失落，幸福感也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强烈。事实似乎证明，高楼大厦学来了，GDP学来了，但精神文明似乎没有学来。现实的民生之艰和矛盾多发（远的不说，近来几个博士的返乡笔记就暴露了不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西方文明的局限。于是，有人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

      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如何建设这样的精神家园？又如何看待自身的传统？这需要有历史的高度，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正视中华文化价值系统的“不足”之处，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近代史，无法解释近代以来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奋斗史。

      学者方绍伟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时候，注意到了两种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两面性——书面文化和现实文化。这两种文化既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依存。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书面文化可能因人为原因而发生较为急剧的变化，而现实文化的常态则“潜移默化”。五四以降，随着“打倒孔家店”而式微的,不过是中华文化中的“书面文化”，而对现实影响更大的“现实文化”,从来也没有远离中国。

      20世纪初，在各种主义竞相进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革命走上了苏俄的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的成功证明了这种道路的有用性。而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能抓老鼠”最为全国人民看中。而从《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引发的争论中我们看到，双方立论所持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有用与否。尽管“实用”与书面文化的高大上并不总是矛盾的，但两者之间的张力则是不容否定的。时至今日，如果仍然停留在书面文化层面谈中华文化，无视现实文化规则对书面文化的冲击，势必遭到现实世界的反讽。

      在国学热的大潮中，女德教育是最能体现争议的一个话题。尽管媒体在报道时确实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但女德教育机械地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甚至提倡三从四德，当然值得商榷。时下出现的“权利话语和权利思维”确实引发了“众多问题”，甚至也可以把产生问题的原因归咎于“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但我们不能忽视的另一面是，我们对个人主义的中国式理解与接纳。

       自启蒙运动以来，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不是绝对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每个人的个人主义，你可以张扬自身权利追求个人利益，他也可以。用一种更通俗的话说，追求自私，但也不否认“他私”，在规则之下，“自私”不能凌驾于“他私”之上。这样一种平等精神决定了，个人主义的权利必须与之承担的义务相匹配。

      然而，我们理解的个人主义，则是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的个人主义，更多地带有一种独尊的倾向和通吃的冲动。而且，这种畸形的个人主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男女双方谈情说爱时的一句调侃——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就是对这种畸形个人主义的经典刻画。钱理群教授所谓高校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是证明了这种个人主义“畸形”的程度。这种情况显然不是圣贤式的书面文化所致，而是受现实文化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就权利和义务一致这一点“全盘西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未必像今天这么糟糕。

      记得有一次在qq群讨论计生问题。对于生育意愿的低下，我给了一种说法，年轻人太自私，不再像父母那一代人那样，宁可自己苦些，也会照顾孩子。话一出口，就惹了祸。马上就有网友对“自私说”予以反驳，所谓的理由无非是当下生计如何艰难、政府如何不济，总而言之，现状“与我无关”，至少绝不是“我”自私造成的。这多少类似于中华文化的困境。人总是“识时务”的，面对外在环境的考验，父母的“无私奉献”（体现了人的主动性）又有什么用？显然，年轻人对此是弃之不用的。如此，我们所标榜的书面文化，又如何复兴呢？

      要想复兴中华文化，重塑国人的文化自信，必须直面书面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内在矛盾，同时必须引西济中，忠实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四个特色，也可以还原到一点，即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属于基础性价值，而孝道式微也被认为是传统价值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如果从权利义务一致的关系出发，而非片面索要权利，孝道还会式微吗？孝道留存，传统文化还需担忧吗？

       实际上，当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意识到自己有权利他人也有权利，并在主张自己权利的同时，以他人权利为界限的时候，和谐有了，义务和责任尽了，集体利益等宏伟目标也就实现了。这不正是中华文化的主张和追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