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发生100周年。上海是新文化运动标志性刊物《新青年》（时为《青年杂志》）的诞生地，也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3月14—15日，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之二——“问题与主义”会议在上海举行。学者认为，虽然距今已有百年，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和思想依旧鲜活。

　　并未“落幕”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思想觉醒、浴火重生的重要引擎，它以除旧布新、大破大立的大无畏精神，将中国推向大进步的轨道。重返它的语境，回顾百年的历史发展与思想变迁，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价值。

　　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表示，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一场文化、政治和历史等的综合运动。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设想的社会改革，历经百年，梦想依旧。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仍在追求理想、良序的社会。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还未远去。

　　韩水法表示，关于这场运动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较为深入的并不多；而且，对它的认识和评价等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有人认为它斩断传统文化根脉等。有些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会发现更多内容。因此，全面、客观、理性地反思、总结新文化运动，以跨学科的视野将会把它的理论反思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形成大量高水平的理论阐释和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义务，也有实践上的迫切性。

　　新文化运动以变革社会、探索强国之路为目的，喊出了反传统、反礼教的口号，激烈“反孔”。这种主张近年来被一些人冠以“激进主义”而受到批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高力克认为，不能以今天某些人的“尊孔”，来否定陈独秀等人当年激烈反孔教的意义。他提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成为中国文化古今转型划时代的历史界标。中国文化转型中变革传统与重构认同并举，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迎接现代性的洗礼而变革传统；另一方面，文化转型又在中华文化复兴中自我调整。这本身就是变革与认同交织的辩证过程。

“问题与主义”之争启迪后世

　　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进程。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于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之后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当时社会发展风云激荡；各种思潮、学说层出不穷，广泛流行，社会主义思潮更是异军突起，大受欢迎。

　　然而，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军李大钊给胡适写信，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应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李大钊的宣示发聋振聩，澄清了思想的迷雾，点亮了思想的明灯。

　　论争过去近一百年，今天的学者可以更平静、更全面地从“问题与主义”论争引申开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力。

　　对于“问题与主义”，鲁迅先生自有看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谈到，鲁迅提倡改革国民性、改变国民的精神，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因此要提倡文艺运动。“立人”、“涵养吾人之神思”和“提倡文艺运动”在鲁迅思想中“一以贯之”。今天纪念、反省新文化运动，这条路径仍值得沉思。

　　“个体与家庭”议题重大

　　1918年，《新青年》杂志推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的命运，引起当时一代青年的共鸣，更将“个人与家庭”、妇女解放等问题推到时代的前台。时移世迁，怎样建设家庭、怎样使个人与家庭和谐相生，依然是一个时代课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强调，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之前，更直接、更触动人心的是关于“个体”与“家庭”的论述。当时，对此有正反两个命题：倡导独立自由的个体，批判桎梏依附的家庭。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视这两个命题的合理性。在现代中国，个体与家庭可被称为“双重本体”，因为两者间有着难以消融的关系，各有其价值：单纯的个体性价值观念并不足以完全支撑起完整的现代社会，单纯强调个体远远不够；用“亲亲”代替“个体”的企图也有巨大风险。

　　显然，在今日中国推进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怎样处理好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学术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5家高校院系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