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社会中，文化模式由推崇权威、精英、逐利和垄断转化为对个体创造、多元价值、社群主义的尊重，以及对权威、精英和利益集团的蔑视与反叛。 

近些年出现的以维基解密为代表的黑客和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有在中国爆发的“恶搞”文化、“山寨”文化等，都孕育和体现了信息时代的全新理念。 

新媒介技术推动社会变迁

在经济、政治、文化力量全面重组、国际传播格局剧烈改变的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一些社会理论家开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来界定和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 

信息社会理论最早和最著名的阐释者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模式的雏形。贝尔认为，这种全新的社会生产与组织模式的主要推动者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在发达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传播与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增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逐步从工业生产转移到信息处理，从产品制造转移到意义的生产和流转。这样的变化体现在经济结构层面，就是“第三产业”或者说“服务业”超越农业和制造业成为占比重最大的经济部门，信息工作和专业人士成为“职业结构的支配性群体”。（Bell,1979）而即便是在前两种更加传统的产业中，信息与理论知识对生产的贡献也越来越大。（韦伯斯特，2011） 

在社会组织层面，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使得需要投入到体力劳动中的人口越来越少，但其生产力却不断提升。 

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带来更多的消费欲望和更多样化的生活需求，这些都促进劳动力进入新增长的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灵活化、分散与个体化的雇佣和劳动模式冲击了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基于信息与沟通平台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替代了基于共同工作和共同利益的团结模式。 

信息技术使得资本、意识、人群、技术等元素更加快捷、方便地全球流动、相互碰撞和自由重组。作为传统的权力集团，民族国家在试图继续控制和掌握这些资源的时候日益捉襟见肘。工业化时期国家之间或者国家集团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上的激烈竞争可能会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由信息技术所支持的、信奉专业主义和理论知识的全球社会。（Bell,1960） 

没能改变的资本老问题

贝尔的信息社会理论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和批评，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中所暗含的进化论的观念和对信息社会中全球秩序的乐观预测。贝尔对信息社会的描述与现代化理论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有某种内在的承接关系。社会经济生产的不同模式，采掘工作（extractive）、制造工作（fabrication）与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分别代表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这样的论述仍旧将经济转型的解释局限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技术决定论的框架之中，似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自身的资源、基础以及国家精英对新技术的策略性扶持与推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工业化国家都纷纷推出针对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政策，比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英国的“创意产业”、日本的IT立国战略等，与这种新进化论的思路不谋而合。

但是，如果我们借鉴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的观点，就会发现，信息传播技术在生产中的渗透与普及只是代表了现代以来资本全球扩张进程的一个更加激进、更加独立的阶段。 

它并没有改变资本在全球流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平衡的地理分工、资源分配和权力分化等老问题，并同时产生了数字鸿沟、信息垄断等新的全球性议题。卡斯特在分析全球信息经济的结构时指出，由于传播科技的介入，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分配更加变动不居，但大致的方向却显而易见，可以用四种形式描述处于不同分工链条上的地区：高价值生产国（基于信息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高产量生产国（基于廉价劳动力，比如中国）、原材料生产国（基于自然资源）和过剩生产国（只剩下贬值的劳动力，严重缺乏资本和资源，政府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转引自韦伯斯特，2011） 

当然，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我们发现这个分层结构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在新媒体领域，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几乎囊括了所有大型网络公司，欧洲和日本却并没有产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媒体企业。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全新的经济地理现象是全球都市的崛起。生产与管理的信息化使得全球经济中一些高度专业化和需要文化资本的业务都集中到几个基础设施（尤其是通讯网络和服务）完备、国际化程度高、具有高质量的教育和公共服务、能够吸引全球专业人才的大都市中。信息技术的主要使用者是全球都市中的金融、商业、政府、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完备地区的中产阶级。全球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不平衡性并不能依靠信息技术的升级自动得到缓解和弥补，相反有可能强化原有的全球秩序与社会两级分化。 

恶搞、山寨和聪明的"暴民"

信息社会理论另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新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公共领域民主化的问题。贝尔、卡斯特等都曾经指出，个体化、网络化、平面化的传播模式带来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巨大变化。 

卡斯特认为，全球化和网络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公司的组织方式，出现了一种“去官僚化”的潮流。由上至下垂直管理的模式让位于更加灵活、平等、弹性的管理方式。这种“后福特制”的雇佣与生产方式导致劳动力更加个体化、专业化，以及流动性更强，并不存在传统公司体制中对雇主的长期忠诚。当然，另一方面的后果就是工会的解体和传统劳工运动的衰落，更加弹性的雇佣方式使公司得以摆脱许多福利、养老等负担，个人必须以一己之力来应对就业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增加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资本，保持自己作为知识劳工的“稀缺性”。 

但是，这种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与生产组织的变化，是在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下实现的。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和个体在市场中的流动性，极力削弱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中的群体性与组织性。对这种“互联网+”式的重新组合与调配传统社会生产的过程、形式及其社会后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在许多地方，这种社会关系的离散化以及资本的过度投机性与流动性，已经引发了社会的反弹。 

而在文化层面，这种弹性的、专业化的、基于知识和理论的工作方式也影响和重新塑造了社会生产主导阶层的精神气质。在工业社会中，主导阶层是资本精英和管理精英，知识阶层只是其管理和训导的对象，而信息社会的英雄是拥有知识和创意的个体，他们借助网络进行灵活的联络和自我管理。前者的精神气质是理性、逐利和威权主义的，而后者的精神气质中充满反叛、分享和平民主义的意识。 

阿兰·图尔纳解释说：“在后工业社会中，文化服务已经取代了物质财富在生产核心里的地位，捍卫主体的人格和文化，以对抗机关和市场的逻辑，取代了阶级斗争的观念。”（转引自卡斯特，2001） 

在信息社会中，文化模式由推崇权威、精英、逐利和垄断转化为对个体创造、多元价值、社群主义的尊重，以及对权威、精英和利益集团的蔑视与反叛。近些年出现的以维基解密为代表的黑客和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有在中国爆发的“恶搞”文化、“山寨”文化等，都孕育和体现了信息时代激进民主的全新理念。 

在《聪明的暴民：下一场社会革命》（Rheingold,2002）一书中，霍华德·莱戈德描述了在及时和移动互联媒体帮助下蓬勃兴起的草根社会运动，其核心力量就在于广泛的相互协作所带来的群体智慧。新传播科技打破了广播时代政府和大公司对传媒生产的垄断，移动互联技术的使用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从而形成了跨越国家、机构、地理和人群的流动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为全球民主的议程服务，同时也会被恐怖主义等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力量所利用。了解“聪明暴民”的社会基础和行动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与传统的权威机构进行互动、沟通和搏弈，已成为全球传播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全球公共领域的形成

长期研究民主与媒体之间关系的政治理论家约翰·基恩认为，媒体技术的创新和媒体运营的全球化正在帮助孕育出多样化的、多元的、可塑的“全球公共领域”。在那里每天都在发生着非暴力的抗争活动，这些活动所使用的手段是叙事、想象和表演。散布于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同时目睹着这个星球上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各种权力机构在公共领域中被监督、审视、表扬或者指责。 

人们通过接触从远方传播而来的故事和场景，学会了多元认同，“我们”和“他们”，“本国”和“外国”的边界日渐模糊，灵活的公民身份正在形成。因此，关于时间、空间、认同和主权的传统观念在这些全球性社会运动和全球仪式中被不断地质疑和侵蚀。（Tomlinson,2011）与此同时，传统的权力机构也在利用新传播与信息技术来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发现了“信息”和“数据”的商业价值，资本正在迅速地取代“公民”、“社区”甚至政府，成为管理、运营和设计新媒体传播平台的主要力量。在中国正在发生与美国的媒体垄断趋势非常相似的事情。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三家互联网巨头，正在通过资本运作迅速扩张其在传媒和文化领域的投资与存在，并将它们的媒体传播活动与自身的商业利益和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媒体公共性的空间被严重窄化和挤压。而传统媒体在市场的压力下，并没有站在社会一边积极争取被新媒体所殖民的公共空间，而是试图与新媒体融合，在商业传播殖民公共领域的进程中抢到一块地盘。在全球公民社会与传统权力系统的博弈中，必须关注到资本力量的悄然壮大，已经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力分配的主导性力量。公民社会与资本的博弈，将成为新的全球传播时代最紧要的议题，新媒体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特定的主体性、社会共识和政策选择。

原标题：新媒体正在改变全球秩序

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