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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大忧患而造大意境——简论毛泽东长征诗词中的民族精神

作者:朱向前   来源:中国国防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朱向前

我曾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多次谈过两个比较:第一个是诗与词的比较,词比诗好。人们常谓毛泽东诗词,其实包含了诗与词两个部分,但若以质论,词高于诗。正如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信陈毅所言:“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这种低调,既表明了毛泽东对于诗词创作精益求精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鸿鹄之志,也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但同时还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自己诗词评价夫子自道式的“实话实说”。为了论证,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量化分析——即以目前公开发表且为学界认可的毛泽东诗词69首论(《十六字令·山》按3首计),其中35首为词,34首为诗,数量上平分秋色,算是打了个平手。但若以质论,我个人认为20首左右的上乘之作中,诗只有七律《长征》《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回韶山》《登庐山》《答友人》5首左右,其余15首(如《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柏地》《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等)都为词。

第二个比较是以创作时段为界,即青年时期胜过老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前胜于新中国成立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动荡不安环境胜于平安稳定环境。

我个人认为,青年(30岁以前)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是同学、朋友、情侣间的唱和,如写给易昌陶、罗章龙、杨开慧等,基本取向是表达友情、爱情、同学情,风格尚未完全定型。毛诗词真正成熟并走向高峰乃至巅峰是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中间共约11年。而这11年,正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时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凶险万状,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凸显于此,巨大的压力带来了巨大的反弹,苦难的磨砺铸造了辉煌的诗篇,毛泽东的诗情空前迸发,先后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但是严苛以观,部分前期作品还未达到高峰,风格相对平实,如《西江月·秋收起义》:“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显然还不够飞扬、浪漫。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脚下是高山大川、急流险滩、雪山草地,面对着强敌包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这是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悲壮历程,更是闪烁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史诗。毛泽东正是率领红军创造奇迹,开创历史,以诗纪史,诗史合一的民族英雄。在生死不过一瞬间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诗兴大发,先后创作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以及长征后期(以1936年10月为长征胜利结束计)的《沁园春·雪》。如此集中的、火山喷发式的诗词创作(尤其是10月份1个月中就写出了《给彭德怀同志》《长征》《昆仑》《六盘山》4首),这在毛泽东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是仅见的,也是空前绝后的。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此后在延安相对平和安定的13年中,毛泽东反倒诗情淡然,诗作甚少,仅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寥寥4首,而且基本不能代表毛诗水平。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曾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翻译家费德林当面向毛主席表达他对毛之长征诗词的赞叹时,毛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

依我看来,这一个“毛氏困惑”应该又是典型的毛式幽默与谦虚,其实说白了也简单,就是两条:一是符合毛泽东极富挑战性的个性,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二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艺”。只不过毛泽东写的是家国之忧、天下之忧、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之忧,而且是大气磅礴地写忧造艺,写大忧患而造大意境。

毛泽东天赋大才,胸怀大志,生性刚毅、决绝,一旦认定目标便跬步以行而又一往无前,永不言败,典型的“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湘精神代表。其实,湘人这种雄霸天下的精神,300年来已为国人公认。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就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黃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惜乎,陈氏撰写此文时恐怕还未识毛君,或者只认得一介白面书生毛润之。陈独秀可能万万想不到的是,自从1927年秋毛泽东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又经过10年的以弱抗强、屡反围剿、勇挫顽锋,铁流滚滚两万五,妙计频频炼奇兵,毛泽东已经从一个虽然不名一文却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书斋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转变成了一个历经战阵、指挥若定的实力派三军统帅,他今天的发问就不是“书生意气”的“指点江山”了,而是胜券在握三军外,豪气干云一声吼:“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个力量、气势和自信,比起他的那些湖南先贤们来,要强得太多太多啦!也就是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今天的毛泽东就是湖南人的代表,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李大钊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恰为此时毛泽东的精准写照。铁肩者,湘蛮子的骨头够硬;道义者,湖湘文化之要义,经世致用,改造中国,首先要让1840年以来受尽屈辱的祖国和人民寻求独立和解放,站立起来。妙手者,大才也,500年不世出。妙手因铁肩而更妙、更有底气、更加磅礴豪迈;文章者,文以载道,载的就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昌盛的最强音。为达此目的,敢于藐视一切艰险,毫不畏惧任何强敌。这就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声,它在血火迸溅中、在浴火重生里、在凤凰涅槃间灵光乍现,转化成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吟诵出来的一首首绝妙诗词。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万马战犹酣”似的雄峰陡岭,还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巨川深河,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走泥丸”“腾细浪”而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无论你山崩地裂、河海倒流,还是雪盖昆仑、周天寒彻,我终是要“不到长城非好汉”,“三军过后尽开颜”。甚至要“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最终最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苦难深重的绝境中浴血奋战的毛泽东的心气,中国工农红军的心声,整个中华民族的心愿。

试问,毛泽东长征诗词主题何在?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把它提炼成了3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题,它如雷轰鸣,已经震荡了80年;这也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经久不衰的主因,它热唱了半个多世纪,可能还要传颂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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