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战略学札记》节选 | 神多民弱，权散国乱
张文木
1. 好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少，坏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多，最差的军事方案是战事未开，就已八面树敌，四面楚歌。2010年8月，美国选择在中国黄海军演，其评价可归入最后的选项。
2. 现在的美国女人爱打仗。奥尔布赖特上任打科索沃，赖斯上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希拉里·克林顿在任则挥师黄海。从科索沃到伊拉克，美国打得一仗比一仗差，如它还在黄海动手，那美国的气数也就指日可待。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携马岛胜利余威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结果是交出香港。今天希拉里若幻想科索沃战争的“回光”能在中国“返照”的话，那结果一定是美国退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海海域，正如1814年英国退出美国西部近海海域的道理一样。
3. 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与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为正比。
4. 缺点只不过是优点的过度伸展，而缺点自身的极致表现有时也会转化成优点，比如西方人形而上学思维缺点的极致应用带来了近现代技术革命和工业文明，而东方人综合辩证思维的优势在这方面有明显的短板。发轫于西方的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又使其在今天进入自我否定，需要东方综合辩证思维的矫正阶段。
5. 有迹象表明，2009年的“奥巴马主义”与2010年年初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的讲话发生了分野。 奥巴马在向尼克松回归，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向她的前任奥尔布赖特回归。奥尔布赖特打击的目标是南联盟，而希拉里•克林顿打击的目标则是中国。奥巴马政策伤及的是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的利益，保护的是中小工商业的利益，它有利于扶持美国本不景气的民生产业；而希拉里•克林顿咄咄逼人的强势政策则符合美国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的利益。如果这一愚蠢政策不能调回，那就说明美国外交真的为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绑架”了，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政府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公司利益也与国家利益相分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盈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的衰落也就无可挽回了。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1]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和金融业的高峰。与此相应，今天的中国已替代了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人已胜过了美国人。正如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一样，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只存在于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
6. 治国者当以正为本，以奇为用。台湾问题的出现主要不是台湾同胞的责任，而是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主要盟国干涉的结果。这样，解决台湾问题，如果没有极端的“台独”事件或外来势力直接干涉的出现，就不应该有“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当年的康熙和后来的毛泽东，都没有采用这种思路，他们对台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将台湾打跑而是为了将台湾抱回。
7. 黄海，是中国海权的最核心地带，是中国海权神经的最敏感部位。触动黄海就触动了中国人民那痛苦的近代记忆；不仅如此，进入黄海，也就接近了中国内陆的政治心脏。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表明，决意在黄海动手的国家，都是准备与中国摊牌的国家。
8. 美国在中亚被拖得疲于奔命之际，又于2010年1月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目标，其战略重心继续东移。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军事“屡战屡败”的特点正好相反，21世纪初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特点则是“屡败屡战”。
9. “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却在同时发生的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美苏更是利用联合国联袂将英法逐出了中东。当时。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占领东欧，西欧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这不是美国所希望的结果。
10. “二战”之后美国翻身有赖于罗斯福联合苏联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空间。对此丘吉尔恨得咬牙，罗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纸《铁幕演说》便把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若没有艾森豪威尔的随后纠正，美国早就被英国唱衰。1945年艾森豪威尔访苏，斯大林告诉随行的哈里曼：“艾森豪威尔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2]
11.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式削弱美国。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忽悠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再次将美国拖垮。2015年，就在美国准备战略东移，再次围堵中国之际，英国又第一个响应中国倡议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令美国十分不快。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3]。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
时至20世纪末，欧洲已不动声色地收复了“二战”后失去的半壁江山，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今天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我们又听到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历史回响。
12. 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中亚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21世纪的美国也将从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基本恢复了欧洲在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版图，接下来就是欧洲摆脱美国控制。难道今后美国还要在亚洲再帮着日本恢复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利益？我们不能说美国的政治家有这个意图，但客观上却有这个可能。目前美国高层的国家战略似乎乱了阵脚。2010年美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战略操作水平却与尼克松时期判若泥云。
13. 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来推行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了。中亚更是越反越恐。后来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到东亚，以当年赖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即黄海海域。赖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与反恐战争前相比较——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赖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事演习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时机。
14. 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以“反共”为幌子而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继而在21世纪头十年以“反恐”为幌子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美国在这些战争中的失败，说明美国没有独吞世界的能力。对美国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续的外交是与大国分享利益的外交，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略哲学的精髓。尽管美国在离东北亚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尽管从阿拉斯加出兵解决东北亚危机的有利条件并不亚于俄国，但两个罗斯福总统都面临过并回避了东北亚的挑战。前者将东北亚问题留给日本解决，后者则将出兵东北的活儿留给斯大林苏联。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忘记了罗斯福的思想精髓，为欧洲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冲在前面打倒了苏联。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回收苏联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随后使欧洲大获其利。苏联解体迄今，美国日益被“领导世界”的重任压垮。当年紧随并怂恿美国冲到阿富汗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看到了美国的颓势，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4] 。如果我们知道“二战”前的英国那段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所包含的英国人对美国人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15. 李普曼[5]是美国少有的战略思想家。他的思想可追溯到罗斯福在与苏联分治世界中有限扩张的战略，其哲学要义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李普曼知道，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其力量也只够保住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有意思的是，在英国人的宣传中，李普曼被淡化为“记者”，而将最不靠谱的外交官凯南、麦卡锡[6]等捧为“战略家”。李普曼因此在麦卡锡之后为美国战略界长期埋没和淡忘，这显然是中国古代秦国“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7]手法在当今国际思想战中的再现。看看美国一届比一届弱智的总统及今天美国不可逆转的衰落，就会知道最终赢得冷战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输得最惨的欧洲人：冷战中，美国打倒了苏联，而欧洲则借力打力，打倒了苏联和美国。
16. 似乎是上帝的眷顾，李普曼远比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幸运，1947年麦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独立和大英帝国即将崩溃的前景；1974年85岁高龄的李普曼溘然长逝，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思想通过尼克松的外交实践挽救了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经历过尼克松中兴的凯南，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可以说，他所主张的美国外交应该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 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也似乎是上帝的惩示，去世前凯南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让他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承担起美国背不动的在全球与“撒旦”斗争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
17. 李普曼的文章长期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50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注意到李普曼的观点，曾经要求印发李普曼的有关专栏文章，以供党内领导阅读研究。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8]1972年年初，尼克松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夫人江青见到尼克松，“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9]。
18. 有经验的人总比没经验的人看问题清楚：有过古巴导弹危机失败经验的赫鲁晓夫，在法国撤出中南半岛时就不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那样与美国在此一争高低；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的凯南就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莱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而有过科索沃战争经验的奥尔布莱特则对小布什和赖斯入侵伊拉克持批评态度。2005年9月24日，她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那么，不知现在的赖斯或小布什对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讲演会作何感想呢？至少没有见到这位前任美国国务卿对此有过任何支持性的评论。
19.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时间和空间；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就已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地转化。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
20. 21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已经到了由量的积累到从东亚开始的局部质变的“关节点”：美国来到黄海，日本在钓鱼岛高调寻衅，这些都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突破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海上封锁，掌握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个链条”提供了历史机遇。反者道之动，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
21. 东急西重是当今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22. 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在东部海域意在封锁中国的从日本南经台湾岛、菲律宾、巽他群岛、终至马六甲海峡的所谓“第一链条”。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链条”，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由于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扩展也有其先定的地缘政治底线和极限。我们知道，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底线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法权体系奠定的。在这个体系中，台湾——当然还有“满洲”“澎湖群岛”等——在法律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归中国，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利益一致并获美国外交承认，而与日本利益不一致并没有获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认。这就是说，在“第一链条”内有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台海统一，这些方面，中美间的矛盾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即雅尔塔法权体制中的冷战矛盾，这种矛盾中的中美关系在雅尔塔体制中是伙伴关系，而在冷战体制中则是对手关系。日本则不同，日本是受到雅尔塔体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输的战败国。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表面看是冷战矛盾，深层或本质上看则是体制（雅尔塔体制）性的矛盾。在冷战中，日本与美国是伙伴，与中国是敌手，但在雅尔塔体制中，日本与美国、中国都是敌手。鉴于此，在日本明确承认——而不仅仅是“尊重和理解”——中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之前，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关乎生死，而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于“第一链条”内，于情于理，中国都必须为统一台湾而打碎“第一链条”并将“第二链条”以西的海区变为真正的和平之海。鉴于苏联解体后，美国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强化了遏制中国海外发展的冷战政策，可以说，在打碎封锁中国的“第一链条”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是主要矛盾——这是由于美国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由于日本不仅没有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认真反悔，而且还企图颠覆雅尔塔和平体制。
23. 台湾关乎中国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退让的底线。而近代史上所有侵占台湾的国家，都先取黄海；反之，获得黄海制海权的国家，也必得台湾。1895年中国失去台湾是始于甲午黄海海战，1950年中国台海两岸分离始于美国进入黄海并由此启动了朝鲜战争。这两次历史教训留下的经验是，得黄海者必得台湾，得台湾者必得东亚。台湾是东亚变局的关键，当然也是中国打开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枢纽。
24. 目前关于中日美之间的军事力量比较，更多地以海军技术和军舰吨位为参照，对中国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评价。其实，国家军事力量比较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技术运用的环境；而技术运用环境的好坏并不完全是静态即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即冲突双方各自的战略家们谋划的结果。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曾大显威风的英国洋枪，却在中国乡野三元里大雨中百无一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东南平原一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重装备却在西南山区反成国民党部队的包袱。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战前的中国，那时的黄海对中国而言就是远海。远海作战，当然技术占先。现代信息和导弹技术已缩小了地球间的距离，这时的黄海就成了中国的近海。外来的航空母舰，不管它技术装备如何先进，在这片水域，对中国大陆而言，无异于儿童游戏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国海上力量的劣势在远海，至于近海，确切地说，就是在“第一链条”以西水域，中国海军则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因为它拥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是无限的资源供给——这恰恰又是美日海军远不及中国的地方。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从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在美国家门口挑起古巴导弹危机和2008年8月美国海军在俄罗斯家门口声援格鲁吉亚那高调而来蒙羞而去的结果得到反复证明。鉴于此，中国应对近中期海上战事的策略应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近战可久，远战当速，就近而舍远。
25. 19世纪末，日本征服亚洲的计划启始于黄海，发动于东三省；当代中国崛起始于入朝作战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未来中国在东亚安全及战略地位保障的根基亦在黄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国防力量。“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原，基也，前提也。从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看，中国东北的国防力量是保障黄海海上安全的前提，中国黄海的战略力量又是保障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而台海统一则是实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整个东部制海权的关键前提。
26．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直接威胁，但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和长期占领，而无大规模占领的入侵，就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海上和山险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长期的装备和资源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因而从东海入侵并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而从朝鲜半岛登高西进后就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持续跟进。有了源源不断的装备跟进——而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地区性长期占领的物质条件、建立傀儡政权并由此造成被侵略国家的分裂或覆灭。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14年；由于没有陆基，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长短。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东北国有企业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据此观察，中国甘肃和东三省对中国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义。为了保障西域的稳定，自古凉州多好马，大规模地养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装备制造，这是平乱部队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西域可保无虞。
27．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远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下旬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重要原因是这时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而不仅仅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的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而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度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能力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28．真是历史的讽刺，当今英国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乘美国之危，趁火打劫，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860亿元人民币)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份额的33%。报告说，2006年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文件指出，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值得回味的是，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赢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0]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11] 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
29. 2009年7月28日，日本政府允许“疆独”头目热比娅访日，意在“声西击东”。东，即东海。
30．19世纪是一个有趣的世纪。世纪初有法国拿破仑的冒险。世纪中即60年代有世界大国普遍出现锐意进取而又稳健的政治家：德国有俾斯麦，法国有梯也尔，俄国有维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国有林肯，中国有曾国藩等。此间，中国曾国藩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法国梯也尔于1871年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和美国实现了国家的铁血统一。这一时期的稳健政治在欧洲造成了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以及中国的短暂稳定。世纪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再次闪亮登场：德国有威廉二世，俄国有尼古拉二世和别佐布拉佐夫，中国有光绪和康有为等。这一时期的冒失政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大清王朝的崩溃。
20世纪的历史似乎出现了命运的轮回：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对激进政治的危害有深切的体验，这使世纪中叶出现罗斯福、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的稳健政治家，他们的政治设计为世界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可到世纪末，冒失政治家又纷至沓来，在苏联有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在美国有小布什。结果在雅尔塔体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国和苏联发生“火并”，美国“周瑜”生生把苏联“黄盖”给打死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不久，美国也看到了它的黄昏，而被雅尔塔体系剥夺最多的欧洲则在与美国玩的一场场“丢手绢”的游戏中悄然崛起。
人说富不过三代，家国同理。
31. 毛泽东说：“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稳定起来。”[12]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法国拿破仑用旧体制保留了大革命创造出的新文化，德国黑格尔在国家哲学中保留了革命的辩证法。保守在许多时候是巩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是人类进步中起着“历史的火车头”[13]作用的激进革命的必要补充。
32．1762年卢梭在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欧洲却还有一个很可以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这个勇敢的民族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所具有的豪迈与坚决，的确是值得有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怎样促使自由。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14]七年后，拿破仑在科西嘉岛出世。1799年年底，从埃及回到法国的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官。随后拿破仑带领大军横扫欧洲并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转化为资产阶级的法律文件，这就是“震惊全欧洲的”《拿破仑法典》。
33．目前中国国内舆论中值得警觉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亲美者反日并以此表现爱国心，亲日者反美并以此表现爱国心；至于亲英者——与当年丘吉尔、汤因比等在战后骄纵美国并由此消耗美国的策略一样——则自21世纪始骄纵并消耗中国。三者相同点在于：在中国问题上，这些人都以“爱国”名义一致主张以西方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在国际问题上，他们一致贬损第三世界，尤其是损贬朝鲜、伊朗等。
34．法国大革命中那完全顺从而不主动引导和塑造舆论的政策的结果恰恰是革命的反动。拿破仑专政和帝国是对法国大革命中那盲目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绝对标准的舆论政策的矫枉过正。
35．靠光电打出来的“盛世”，如侯宝林相声所说，“手电筒一关”后是要掉下来的。
36. 研究浪花运动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洋流运动规律；研究洋流运动及其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洋盆底构造及其规律；研究降雨量变化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气运动及其规律；研究国际事件趋势的前提是搞清国际政治的历史运动及由此形成的大国间的力学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正如在月球引力场和地球引力场中同一体重的人跳跃的极限是不同的道理一样，知道了国家的“体重”和“体质”，又知道了国际政治的“引力场”结构，那么，这个国家——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扩张的底线和极限也就一目了然。
37．神多民弱，权散国乱。
38. 看世博会上空打出的五彩光电，让人想起离它不远的钓鱼岛，在那里升起的可能是炮火硝烟。“盛世”只能在炮火中诞生并需经受炮火的洗礼和考验。
39.历史上国家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而防止后者的发生则是战略研究最难和最有价值的方面。
40．在当今中国鼓吹西式“普世价值”，无异于反季播种，简直是瞎忙活。
41．日本明确承认——而不仅仅是“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是检验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发展程度的试金石。
42．2010年12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到访江苏南京，表示：“中日间超越夫妻关系，即使吵架也不会离婚。”[15]但现在的问题是日本不承认“婚前”的“财产公证”。
我们知道，1972年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对中国政府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更是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16]
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与中国保持“婚姻”关系，这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4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义重大：有“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有了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改革开放时代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44. 对西方反华手法，我们仅仅警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17]。
45．据2011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访华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有生以来已两三次听到人们谈论美国衰落，20世纪70年代后期时尤其严重，但我的忠告是，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那些认为美国衰落并低估美国韧性和活力的人终将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18]
其实，目前人们说“美国衰落”，并不是说美国必死，而是说他老了。老是正常现象，这时身体吸取营养的能力就不那么强了，就吃不了那么多了，而与大家分享可能对美国的“健康”有利。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就是在向中国让出战略空间后度过危机的。盖茨不仅不这么理解，反而发狠说谁要说她（美国）老了就跟谁没完，要把人家“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没有自信的女人怕说老。现在看来，美国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其次，我们这里所说“美国衰落”的深层语意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而不是说美国本身的衰落。与昨天的英帝国已经衰落而英国仍在、前天的奥地利帝国已经消失而奥地利仍在、更早的罗马帝国已灰飞烟灭而罗马仍在的道理一样，美帝国之后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仍将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46.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矛盾日增和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将大批农民与土地分离并以“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名义将其推入城镇“无产者”行列，这样的政策无异于抱薪救火，其前途就是1789年的法国，其进速与这种政策的推进力度为正比。
47. 昔日英国圈地养羊，今日中国圈地盖房。养羊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而盖房加剧了经济泡沫。
48. 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过于客气的话，双方关系也就开始疏远了。礼，离也，家国同理。
49.在当下中国，坚持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所谓“自由派”的每一分“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数十倍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与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产阶级全力围堵造成的结果一样，今天中国排山倒海般的“毛泽东热”也是这些“自由派”催生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的。可以预见，中国绝对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速度将比他们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19]。
时至今天，中国这些经历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应当是：右不能极右，极右会逼出“极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盆子传》。
50.当社会进入“能拿钱办成的事就不是事”的时候，这个社会除了堕落就无事可做了。堕落包括：卖地、卖人和卖国。因为这三项是不用劳动就能赚大钱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