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破坏“全民阅读”

胡新民

据有关资料，“全民阅读”活动，是2006年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舆论氛围和文明风尚，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按照这种安排，在读什么书方面，体现习近平“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方面的书，理应是重中之重。

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自从活动开展以来，就文学作品而言，最热门的书籍基本上都是“诉苦”“忆苦”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的。这给中共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2011年出版）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2016年出版）的相关内容造成了极大的尴尬。

党史是怎样记述1949至1976年的成就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于2016年6月26日正式出版发行。

据报道，该书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90多年的历史，准确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关于第二件大事，即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做的事情，坦率地说，出现在书籍报刊上的作品，体现的大都是一些党的“错误”和“教训”，以及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些在开放改革中声名大震的学者，例如吴某某，定性那是一个中国人民“无尽苦难”的年代。

翻开《党史二卷》，可以发现对那个年代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

《九十年》仍然坚持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说法，即在1949年至1976年间，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业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两弹一星”、还有着眼农业长远发展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培养推广良种，等等。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将近4亿，但人均粮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学在校生从11.7万发展到56.5万，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普及，全国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到1975年的63.8岁......，“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关于那个时期的精神面貌，《九十年》写道：“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展现了十分可贵的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

被资本热捧推销的文艺作品，都是表现那个年代的“苦难”

澎湃新闻2017年10月24日报道，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截至目前，中国纸书已经实现销售册数连续三年8%-10%的增长，成为世界图书销售增速最快的国家。最耀眼的成绩是，余华的作品《活着》至今年销售量过百万册。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诉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作者余华谈到过他的创作背景。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再到大炼钢铁运动，自然灾害时期等，作者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儿老小先他而去。后来，作者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作者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的《活着》。

类似这种控诉新中国“苦难”的文艺作品，往往很快就可以炒热。就在《九十年》出版发行的时候，知名诗人、作家邵燕祥，出版了他1958年以前的自传《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声称要把这本书“献给曾在苦难中，以爱和信任支持我、鼓励我活下去、站起来的亲人和朋友”，“献给走过非正常年代的人们”。

邵燕祥此前出版过从1958年到1965年经历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在那本书中，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都是生活在苦难之中。因此，作者希望读者“接受血泪浸透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很快被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文摘》报评为2014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获奖作品，如果不出意外，《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也会被评为某项好书。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在事太多。在各级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发起的“开卷有益”“全民阅读”等活动中，基本上没有反映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热气腾腾地建设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大量的作品都是描写那个年代没完没了地搞政治运动，折磨人民，摧残知识分子的。这样内容的书，有的还出现在“人民网”等党和政府的官方网站的推荐书目中。至于大学的中文系，还有各地的图书馆的推荐书单中，基本上没有正面评价那三十年的，而像《活着》、《夹边沟纪事》这样的文学书，则是热门书、必读书。《夹边沟纪事》被称为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顺便提一下，在1961年8月的《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上，在批评宁“左”勿右思想时，特别点名夹边沟劳改农场“违法乱纪，造成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而《古拉格群岛》是诺贝尔奖得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的名著，这本书把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推荐正面反映前三十年的书籍的。习近平就曾在文艺座谈会会上表扬了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但是随后《炎黄春秋》就登出了关于柳青晚年反思的文章。至于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选自《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买稻种》，也和魏巍的反映抗美援朝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下岗”了。

如果我们经常提供给和推荐给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精神食粮，都是《活着》、《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夹边沟纪事》和《软埋》这一类的书籍，那么他们还会相信党史上的讲述吗？这样的全民阅读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笔者并不否认上述作者有过那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他们也有出版的自由，但是，这些书反映的毕竟都是那个时代的支流。我们不能让共和国的历史空间都充满这些支流的东西。要知道，那个年代，全国人民为了使国家尽快地强大起来，尽快彻底改变任人宰割的局面，日子都过得相当艰苦。这个道理，当年生活最苦的农民，至今都还记得，他们的怨恨也最少。作为右派分子，实际上大部分过得比普通老百姓还好一些。当时的农村老百姓看到许多下放劳动的右派分子还能拿到工资的时候，非常羡慕，他们表示宁愿当这样的右派。曾经很多右派分子劳动过的北大荒，在那段时间去得更多的是解放军转业官兵，他们奉命是和“下放干部”一起建设北大荒的。右派们绝大多数只在那里劳动了几年，而绝大多数的转业官兵却在那里劳动了一辈子。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写的就是这些“下放干部”的劳动之苦。广大的转业官兵，还有一些先后上山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为建设北大荒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又有多少文学作品是讲述他们的奋斗精神的呢？

这些以自己的经历或者局限于个人的见闻来诠释整个时代的作品，尽管偏颇片面，甚至极端，但还是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而不少通过所谓的“细节”来贬损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的，就不知道究竟出于何意了。

《九十年》高度肯定了那个时代的的六大精神，即：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大庆、红旗渠、雷锋和焦裕禄，这些年来不断地被一个接一个的“历史真相”冲击。即使对最没有争议的“两弹一星”元勋们，也不断地被动了一些“小手术”。就以2016年为例，当人们纪念邓稼先逝世30周年的时候，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文中谣言式地煽情，编出来一段邓稼先在外工作二十八年影响夫妻生活的段子：“除了旁人的不理解，甚至说三道四之外，他们自己也有生理要求。那时候她只有30岁，邓稼先也只有34岁，都有强烈的生理愿望，有时还特别渴望。”当然，时代在变化，现在崇尚物质至上、崇尚感官享受至上是大有市场而且是有情可原的，但以现这样的价值观套用到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不但违背历史事实，也或多或少是别有用心。好在国家还记得这些英雄们的功绩。2016年5月8日，最新一组《中国现代科学家（七）》纪念邮票在北京首发。“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登上了这次的“国家名片”。郭永怀和他亲如兄弟的钱学森一样，毅然离开事业有成生活舒适的美国，回到新中国，然后又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党性都很强。但有的纪念文章着意渲染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因为“据他的同僚说，1964年，毛主席接见了研究所的科学家，许多人都激动地上前和主席握手，郭永怀傻乎乎地站在原地憨厚地笑。”2016年5月27日去世的“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全国多家报刊转载了他的事迹，但有的就是“惜墨如金”，在全文转载中，独独删去了一句话“他最喜欢毛主席诗词”，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如果翻开那些“两弹一星”元勋的自传或者回忆，就不难发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为毛泽东当年的英明决策所折服的，也没有一个不为有机会担当如此光荣的任务而深感荣幸的。“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在1990年回忆道，1955年他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应邀到中南海开关于原子核的会议。毛泽东和他讨论原子核的问题，并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钱三强强烈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钱三强为中国科学家有这样的领导而感到幸运。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早日搞出原子弹的号召时，对他们的鼓舞尤其大。“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些年来就是有为数不少的媒体，出于某种阴暗心理，“长期以来宣传给人的印象是，不把为国效力搞成最惨的事，就不罢休！”

党史应该设法走出尬尴的处境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关于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的巨大成就，党史的记述可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肯定，而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基本上构成了一种具体的否定。

既然中共拥有“三个自信”，还拥有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更重要的是有九十多年打下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为什么就不能在文化艺术方面准确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主流呢？为什么就不能推出一些又好又叫座的作品，让全民阅读达到开卷有益的效果呢？

苏联解体前的情况应该引以为训。那时大量的把支流当主流的“还原历史真相”的文艺作品汹涌而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很快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解体后的苏联迅速向西方靠拢，后来的结果就不用赘述了。值得我们中国人记住的是，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俄罗斯的历次民调中，推动“还原历史真相”的主要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垫底的人物，而列宁和斯大林，支持率都比他们两个要高得多。那位《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住了18年后，看到专制帝国苏联终于变成了民主的俄罗斯，于是在1994年回到了祖国。当他亲眼目睹到物是人非、疮痍遍地、人民极度贫困、贪腐横行的祖国时，终于有所醒悟。在他80岁生日时，他公开拒绝了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并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罗斯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他还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所谓的“还原历史真相”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没有必要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也绝不会愿意走那样的弯路。尽管我们有这种“道路自信”，但绝不能也不应该掉以轻心，不能放任那些历史的支流不断侵蚀历史的主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为什么不多宣传党的好的传统？如守纪律、艰苦奋斗等。为什么我们的电影不搞这些题材，加以艺术概括？”邓小平后来在提到这个好传统时说道：“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

如果搞好了邓小平提倡的文艺创作，全民阅读才有可能避免被历史虚无主义干扰和破坏。可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形势又改观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