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意中得知，毛泽东主席曾经专门发文支持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李希凡已经在今年10月29日去世了，要比金庸早了两天。但是和金庸之死引发的刷屏不同，李希凡的去世似乎只是默默无闻。
但是这绝不是李希凡的价值要比金庸小。恰恰相反，或许正是因为当年毛泽东主席支持李希凡这个“小人物”批评胡适的弟子俞平伯这个“大人物”那一场大讨论时所反映出来的学术界种种严重问题仍然有现实的意义，某些人才刻意冷落与回避他。笔者在这里就简单回顾一下相关的情况，供朋友们参考。
今天很多人宣称新中国迫害所谓“民国大师”，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一下50年代国家一级教授和一级研究员名录就会发现，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反共旧文人，诸如俞平伯、陈寅恪等，占了一级教授和一级研究员的绝大多数。在解放前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最多不过十之一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旧中国搞得太糟了，文化水平太落后了，差不多90%的民众是文盲，而所谓识字的人大多数也只不过是能写自己的名字和一些日常用语，有能力写出像样的文章的人在全中国也是极少极少，甚至一个县都未必能找出几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是把反共旧文人通通打倒，那么中国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文盲之国。
但是对于这些反共文人进行全盘留用，甚至继续在评职定级当中给予极高的待遇这种破格重用政策也带来了不少严重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夺取了政权，名义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实际上由于十之八九的专家学者都是反共旧文人，所以文化学术界仍然由反共势力把持。
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大多自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其实在研究中依然故我，只不过是把胡适那一套反共的“民国范儿”说成了马克思主义而已。而李希凡等人对于《红楼梦》的讨论，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展开的。
二
1953年，当时最重要的文艺评论刊物之一的《文艺报》重磅推荐了胡适学生俞平伯的作品《红楼梦研究》。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同样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到底研究出了点什么呢？其表面上也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自称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核心思想是继承了老师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强调《红楼梦》作者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自身对于这个家庭带有一定的留恋，所以这部书就不大涉及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写家庭的矛盾：
【要知笔法，先明作意；要明白它的立意，必先探明它的对象主题是什么。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一些问题，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
汪龙麟编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清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01,第510页】
然而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判断一部作品的阶级性质，不能看作者的主观意图，而应该看其客观的社会效果。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作品时，就一针见血的指出过这一点：
【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
因此，俞平伯把主观意图而非客观效果作为分析的中心，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其实是把他老师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
除了这个核心错误以外，俞平伯的研究著作当中还有着大量的常识性错误，比如说李希凡等人批判过的那篇文章《红楼梦简论》之中，第一句话就强调《红楼梦》是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把《红楼梦》之前明代直到清初的大量长篇小说全都吃掉了：
【《红楼梦》一名《石头记》，书只八十回没有写完，却不失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汪龙麟编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清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01,第506页】
三
可是就是这样一篇谬误百出，水准极差的文字，只不过因为作者是胡适的学生，是一级研究员，是“学术权威”，就不仅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而且还不允许批评质疑。
在1954年的时候，李希凡和蓝翎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对于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应该说，这篇文章写的是相当温和的，只字没有提俞平伯对于胡适反动政治立场的传承，只是进行了纯粹的学术讨论。即强调俞平伯的文学评论文章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用作者的主观意图取代客观的社会效果是不合适的，而在分析作品的历史渊源时仅仅强调形式上某些具体情节的传承而不探讨思想性上的传承也是不合适的，总体上仍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旧红学路子。
但是就是这样一篇温和的文章，只不过涉及了对于胡适学生俞平伯的批评，在发表的时候便遭到了困难：先是被力捧俞平伯的《文艺报》退稿，后来在母校的《文史哲》上发表之后，《文艺报》在转载的时候还加上了一个编者按，强调作者只不过是“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所以在批评俞平伯这个“大人物”之时，“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得知相关情况以后非常愤怒，进行了很多批注，并且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的大讨论：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嘶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对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这两个青年人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在思想领域里.究竟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呢?了解到这篇文章发表的经过后。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不允许不同声音的情况。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曾珺编著,毛泽东书信背后的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01,第165页】
四
对于这场讨论结果，笔者不敢妄谈个人见解，仅在这里一字不改的照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的评价：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是必要的，有着积极意义。对党内出现的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也有利于推动学术问题的讨论。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存在把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05,第75页】
显然，党史二卷对于这场讨论的评价是以积极方面为主的，指出这场讨论主要有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学界指导地位，和允许新生力量批评学术权威这两大贡献，问题只是过程当中有一些偏差。但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没有偏差的呢？
对照一下当下的学术界，我们就更应该明白这场讨论究竟多大的意义了。我们且不说现在学术界当中“民国范儿”簇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比例究竟有多少，单单就是允许“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这一点，今天又有几个重要刊物能做到呢？
是否名气大，职称高，级别高的人，水平就一定高？这本来就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在阶级社会中为了实现话语权垄断，这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人物批评小人物就是理所当然的，成熟的，反之则必然是不成熟，有问题的。
在这种崇尚权威的观念之下，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师门，在作品当中运用权威人士的结论。于是，学术圈变成了黑社会，观点对不对则完全不重要了。
五
就拿日前美国专家Piero Anversa心脏干细胞研究被发现造假一事来说吧。中国方面心脏干细胞研究相关论文就有16000多篇，主要是探讨心脏干细胞如何进行应用的。这一造假事件，让很多中国专家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这么多研究者难道都发现不了心脏干细胞有造假，心脏当中根本没有干细胞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是认真长期做实验的人都会发现美国专家的结论有问题。关键在于，某些专家自己不去做实验，把实验全都交给学生，而学生也不认真做实验，往往都是先预设了结果，再千方百计往上靠，实在不行就瞎编一个数据来支撑结论。
理工科尚且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就更不必说了，像前不久南京大学青年长江学者梁莹的丑闻不就刷爆了朋友圈吗：
【10月24日一大早，不少学术圈朋友的朋友圈，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篇《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刷了屏。这位39岁的青年教授梁莹在过去几年里，将她在国内几大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120余篇中文论文全部撤下。
这是一件奇闻，并非奇在撤稿这一事实——毕竟，在哈佛撤稿、清华深圳研究院撤稿等大新闻的大背景下，我们对“撤稿”也开始见怪不怪了。但是撤稿背后有无猫腻，还有待当事学校和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深入调查。
这件奇闻的奇特之处，更主要体现事发之后，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仍然脸不改色心不跳、理直气壮的姿态。
长江学者被撤百篇论文、不屑讲课还理直气壮，南大：查！|论文|长江学者|南大_新浪新闻
http://news.sina.com.cn/o/2018-10-25/doc-ifxeuwws7877118.shtml】
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难道重要的刊物没有审稿机制吗？当然有，可是这种审稿机制就和当年李希凡所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像俞平伯这种著名的专家写的文章很容易发表，如果要是引用拓展这些著名专家的文章也相对比较容易发表，而提出不同见解的文章就很难发表。至于文章写的究竟对不对，好不好，审稿人是基本不怎么看的。因此，学术界为了评职称，骗经费，就出现了这样大量的不管对不对，只管是否符合专家论断的“科研成果”。
由此观之，学习借鉴当年毛泽东主席支持李希凡等“小人物”的历史经验，建立一种平等的学术讨论范围，由崇尚权威改为崇尚真理，是终结当前学界乱象的必备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