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发展中的西化偏向

马建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最大偏向，或者说最严重的偏向之一就是西化偏向。近几十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渗透和影响，我们的政治、法制、道德、文化、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都在相当的范围内出现了西化倾向和“去中国化”倾向。文艺理论的西化倾向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方面。西化倾向给文艺理论带来了诸多不良思想观念，甚至形成了一股股错误思潮。比如，西方人本主义观念渗透文艺理论带来抽象人性论倾向，西方“现代派”观点导致非理性和反理性倾向，新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影响导致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带来的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倾向，等等。这些错误倾向和思潮进一步助推了西方理论的散播，这也是西化倾向强势渗透文艺理论的一种体现。

一、文艺理论西化倾向的表现

唯个体。唯个体倾向，实际上就是独尊个体，是个人主义。以强调主体性的名义在文艺观念上把个体抬高到无上地位，把个体价值、个体意义作为解释文艺的根本立场和基点。这个个体不是中国的个体，而是西方的个体，或者是以西方视角对中国个体的想象与虚构。这个个体具有与具体相脱离的抽象性和与社会相脱离的生物性，文艺理论由此出发去阐释作品中的人和人性。文艺理论推崇对文艺作品的相对主义的个人化解读，不讲客观标准，只讲个人主观判断。比如，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外国话现在都被搞成真理、搞成常识了。其实是西方个人主义、相对主义通俗化生长的一个酵母。如果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说的是对于古籍的理解不可过于拘泥和教条化，在文艺理论上可以理解为读者对文艺作品审美差异的节制性表达，批评的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主义；那么，“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滑向了极端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唯个体的西化表现。

崇技艺。崇技艺是指在创作方法和阐释方法上推崇西方技法，奉西方技法为圭臬。西方专业技术主宰或主导，在我国的作曲和绘画领域有着鲜明表现，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导向性。西方作曲思维、西方绘画思维、西方创作思维，可以说是全球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文艺理论方面的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文艺批评的文化转向等，实际上都起于对理论技艺的推崇，而这些技艺并非单纯的技艺，都内在地蕴含着观念的东西、价值取向的东西。接受一种技艺就意味着对一种观念或价值取向的接受。国内的一些文艺理论学者走到西化的路上，他们中有不少是首先觉得西方的理论技艺很新鲜，是我们所没有接触过的，有很多实用的意义。因此就吸收过来，并推向极致。其实做法很像邯郸学步，西方并没有学多像，自己的好的传统却完全丢掉了。在这个接受西方理论技艺的过程中，被附着其上的西方观念的细菌所感染，最终陷入西化的泥淖。

接轨论。这个最厉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倾向，即在评价标准上向西方看齐，与西方接轨。在文艺理论上，用西方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文艺实践，用西方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文艺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是好的，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这种现象使我们的一些文艺理论成了西方文艺观的应声虫、跑马场，被西方标准完全格式化了。比如，文艺理论中的审美化倾向就是如此，把一些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都以审美来统摄，并将审美定为一尊。即便是谈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要说成是审美意识形态，甚者说成是审美意识的形态，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其实我们的两个传统，孔夫子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文艺的功能上，都是更强调其教化的和社会的功能的。审美是文艺功能的一个基本的方面，而教化的和社会的功能则是根本的方面。把审美定为一尊，搞唯审美主义，是从基本理论上为“唯个体”张目。有人以此为标准极力贬低我国的革命文艺、十七文艺的艺术价值，企图将这些作品排除出文艺史。

翻译腔。一个时期以来，不少文艺理论文章得了母语失语症，语言方式西方化倾向明显，离开西方那套学术话语体系，就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文体表达形式上则形成了一种翻译腔（或称译文体），即本不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文章，可表达形式、话语方式却似蹩脚的译文一般生硬、拗口而晦涩。台湾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就指出：“貌似‘精确’实为不通的夹缠句法，不但在译文中早已猖獗，且已渐渐‘被转移到’许多作家的笔下。崇拜英文的潜意识，不但使译文亦步亦趋模仿英文的语法，甚至陷一般创作于效颦的丑态。长此以往，优雅的中文不要沦为英文的殖民地？”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文风问题的发言时，也曾为洋八股画像：第一股：知道得少而说得多，不下笔万言，似乎就不算高才；第二股：文字晦涩，读之头痛；第三股：字句越别扭越好，思想越不明确越好，引证越多越好，自己的明确意见越少越好；第四股：公式化与概念化；第五股：看不起普及工作，看不起通俗作品；第六股：说洋话，这就是现成的话不说，硬学外国人说汉话的样子；第七股：只顾文字花哨，不顾逻辑；第八股：好用不必要的土话。 应该说，这些归纳，多数方面也是符合今天西化文章的文风特征的。如果说在上个世纪早期，白话文刚刚孵出，人们“别求新声于异邦”，把“欧化语言”看成丰富白话汉语的主要路径，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汉语已经比较成熟和比较发达，已足够能表述各种复杂深刻的现代思想，这时还以翻译腔或译文体来写作，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就格外突出了。

二、文艺理论发展西方化手法

以西去中。西方文艺理论或文艺观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传统，这是西化倾向的力量和迷惑性之所在。我们觉得正面的东西我们要学。这在逻辑上没有错误。但他们的正面的东西，跟我们的正面的传统往往是发生冲突的。比如，西方的强调个人，使人向往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本没什么错。但西化的毛病就在于，这个西方观念传导过来，就被定为一尊，认为中国的传统不行，认为社会主义的传统不行。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取向遭到破坏。还有一些西方的不好的传统，特别是有些现代文艺，习惯于张扬人的生物性本能，从生物性角度去把握所谓“人性”。这个东西也被我们的一些文艺理论所吸收，成为西化思潮的另一景观。以西去中在文艺理论上最典型的还是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借影响理论（包括文艺理论，或主要是文艺理论）影响到创作，在文艺创作上形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个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思潮，其根子还是在西化的倾向上，是“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的典型表现。

以西衡中。西化思潮在文艺理论、文学史研究上的典型作法是过“西化的筛子”。什么是“西化的筛子”呢？“西化的筛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两种不良倾向，即“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比如，西方没有“二为”方向，一些文论研究者便不赞成文艺的“二为”方向，拒绝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鼓吹文艺要远离时代，远离民族和国家，把“自我”“内心”“个人”“情欲”“私密”当成永恒主题或主宰。西方主张“契约精神”，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便给现当代中国文学来了一个法学的裁决，以法学观点去衡估文学中所表现的革命，要求纠正不合法的历史存在。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是非法的、违法的，是土匪行径；认为《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并不冤枉，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杨白劳一直拖欠不还，还出去躲债，不仅没有“契约精神”，更是违法行为。

以西释中。一些研究者直接套用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文学经典，有意无意地扭曲、损坏了中国文学经典的原有意蕴。比如，一些人对《红楼梦》的解读，有的着重挖掘书中的“女性意识”和“生命意识”，有的主要论述其“后现代美学价值”，还有人从“西方死亡哲学”视角探究其中所谓的“死亡意识”；又如一些人对《诗经》的研究，有的分析诗中“莲”意象的“生殖崇拜”意义，有的从“时间意识”“心理分析”“知识考古”角度去解读，有的论述其中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有的则对其展开“哲学人类学”思考。这些研究看起来新颖，实际上，都是套用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来剪裁文学经典，离散其整体性精神蕴涵，使之沦为碎片化的研究素材。在文艺理论上还有以西学理论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象。“意象”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核心范畴，一些研究者却从西学“格式塔”“概念整合”“精神分析”等理论出发去解读和阐释，还有学者从“符号学”理论出发系统研究《文心雕龙》，使这些范畴和著作所承载的中国美学意蕴和审美精神都被削弱了。这种研究取向，严重削弱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好像我们的文学观念只有依靠西学来论证才站得住脚，才会有学术讨论的意义和价值。

以西代中。这主要是指西方的理论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个传统误作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某音乐学院曾与德国学者合作一个研究项目“中国—德国音乐教育比较”。在非正式场合，德国学者开玩笑说：“你们采用的完全是德国音乐教育体制（中国音乐教育仅仅是中国版的德国音乐教育，从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到作曲‘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和配器，无不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教育），因此不存在‘中—德比较’，而只有‘德—德比较’。”文艺理论上的西化倾向跟音乐教育是一样的，西化渗透时间既久，以至于一些人已经直接把我们所学到的西方文论直接当做自己的文论了。这是个比较危险、不容易摆脱的做法。比如我们传统的木兰从军的故事，本来是讲以利他为主的“孝”道，而美国迪士尼拍摄的动画片《花木兰》，则把主体转化为以利己为主的“自我实现”。如果我们直接把美国版的花木兰读作中国本有的花木兰，就会出现以西代中的现象。

我觉得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我们已经觉察到了一些文艺作品具有西化倾向，是西化思潮的表现，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所有被发觉的危险，都不是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淹没于、沉沦于西化的作品之中而不自觉，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价值、西方情感、西方道德所感染和俘获，并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代国人应该是的样子。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长期的西化思潮激荡，在一些文艺领域，人们已经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了。

西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着力渗透，还有一些学者“以洋为尊”。但最为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资本，特别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以及作为其附庸资本。资本既带有生产的属性，又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既带有剥削的属性，又带有西方的属性。当我们的生活中充斥了肯德基、麦当劳、美国电影、法国香水、德国汽车、日本动漫，当西装变成我们的正装，当留洋变成一种镀金，当西方品牌变成我们的奢侈品，当英语进入到我们的国民教育全序列，当我们搜索崇拜谷歌，手机崇拜苹果，定位必须GPS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强烈感受到西方资本的强大同化力。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西化倾向是西方资本追求的目标，也是它们所达成的一个结果。文艺理论的西化倾向在这里正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三、如何应对文艺理论发展上的西化倾向

要树立文化自信，树立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新思想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文化自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给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可以说，树立文化自信是抵御西化侵扰的根本举措，是治本的举措。中华民族要维护文化安全、增强民族精神独立性，给自身增强对于西化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是最要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把文化自信提高到如此高的程度。

要重视文艺理论对价值观的承载，要在研究中贯穿价值观认同意识，不能搞所谓价值中立，或什么零度价值。因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主要还是价值观认同。我们的人民能够从文学艺术等优秀民族文化产品中寻找到一种深刻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不仅是指语言上的认同，更重要或者说更基本的是价值观的认同。这个价值观是我们民族文化产品的灵魂所在，是根脉之所系，只有真正承载着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读者才能从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比如，中华民族的优秀文艺往往是张扬人的社会属性，张扬人的伦理本质、道德本质，更多从伦理角度去理解人和人性。而西方更多从个人，甚至生物本能的角度去理解人。我们就要从理论上明晰传达出哪些是要继承和弘扬的，哪些是必须要拒斥和批判的。

要重视构建我们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我们文艺理论、文艺创作反对西化思潮，就要提高或增强文艺观念中的中国意识或本土意识，理论上首先要做到民族化，文艺创作要增强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文化和文明辨识度。要知道，中国人的文艺形象不能只体现在皮肤、眼睛、头发等生物学特性上，更要体现在精神和心灵的特性上，体现在情感、文化和价值观的特性上。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自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根与魂。重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或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在借鉴西方理论方面要来一场扎扎实实的民族化运动，就是要在精神文化领域打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使我们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

要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我国文艺理论科学发展的定海神针。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坚持不好发展不好，文艺理论的基础、根基就会动摇。我们有些高校不开设马列文论课，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学报不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有的高校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推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去，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很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有的高校文学院近两年受学校奖励论文200多篇，其中没有一篇马克思主义文论论文，没有一篇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文艺讲话的文章。先不说解决研究的“强不强”的问题，根本就连“有没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当然，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我们要把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好好建设起来，发挥好引领和指导作用，我们的文艺理论才能更好进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