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

刘德中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萌芽的“发现”

在八届六中全会后期，毛泽东写下了《张鲁传》的两个批语，这次全会也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而这两个批语显然对人民公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一个批语中，他指出：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可以说，142年创建的“五斗米道”践行了“公”的思想，是我国历史上较早进行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

在理论上，《礼记·礼运》篇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标志。如果以此为基点，那么以天下为公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就有两千多年了。

天下为公是中国思想文化中一直存在的主流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蕴含的前提就是“天下为公”，历代农民起义指导思想的“等贵贱，均贫富”也是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如果天下是一家一姓，其兴亡最多与肉食者有关。

中国文化是融合性文化。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也存在于儒家与道教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在批语中认为：

【“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

这个批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史十分重要。当然，社会主义在开始产生的时候，不可避免带有空想、原始的特点，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共同开创新局面，而天下为公是二者的中介性思想。

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这一思想的源头就是《礼记·礼运》篇。当然，孙中山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吸收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同时把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融入其中。

天下为公就是全天下人共有天下。孙中山把共有扩展到共治、共享，把主体规定为“民”，使天下为公开出了新面。在孙中山的理想社会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同享受平等幸福，消除贫富悬殊和富人压迫穷人的不公平现象。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可以消除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这一蓝图也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纲领，也是能够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并与共产党合作的根本原因。

孙中山设想达到天下为公的实践途径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成“公天下”，把官僚、军阀的天下变成人民的天下，把国内各民族融合成文明、强大、统一的中华民族；民权主义是实行政治革命，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国民享有选举权、复决权、创制权、罢官权四大权利；民生主义是实行社会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和节制资本，认为中国应以欧美为鉴，及早预防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称其为“共产制度”、“国家资本制度”。

孙中山指出：

【“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民国成立十年，那些公仆太坏了，把中国搅得不成样子，以后不用革命精神来改造民国，再没有别的希望。”】

他认识到必须与“天下为私”作斗争，他设想“五权分立”的“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可以“防止一切的流弊”。可见，孙中山具有继续革命的思想，而且存有制度设计。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的革命，显然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他的同志大部分背叛了革命和人民，少数人则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真正实现了他的嘱托，继承了他的精神。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的传承

习近平指出，孙中山强调唤起民众，深知人民是最伟大的力量，孙中山先生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他追求真理、矢志革命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深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以人民立场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贯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公有制为基础，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才能成为现实。

（一）公有制是实践天下为公思想的核心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天下为公思想的核心就是公有制。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有生产力标准，更有生产关系标准。生产关系是可以跨越的，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比较重视的。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社会主义应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但是重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要丧失自信，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甚至在生产关系上也不断后退。

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方式的本质只能由社会形态的阶级性来决定，决定社会形态异同的是生产关系。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为消灭剥削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创造条件，才能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在实践上，认为只要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搞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会导致只讲经济而不讲政治、只讲生产力而不讲生产关系。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就会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人民就会付出许多不必要的代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公有制。没有公有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如果非公经济成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实践天下为公思想的外延

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为公思想还包含着国际协商民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蕴，强调坚定不移支持国际民族民主革命。1970年，毛泽东曾说：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我们一贯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议，其思想来源即出于此，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天下为公正是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的文化根源。

【“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在毛泽东看来，帮助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主义义务，这并不是为了输出革命。毛泽东处理党际关系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照搬中国经验，反对强加于人。

（三）塑造共产主义新人是实践天下为公思想的主体

毛泽东时代造就了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先进模范人物。他们都以自己的作为和境界，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诺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也需要继续发扬他们的精神。

2017年是雷锋牺牲55周年。1963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每年3月5日是“学雷锋日”，雷锋的名字响遍全国，成为影响亿万中国人的榜样。

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无私奉献精神，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象征。周恩来把雷锋精神概括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只要共产党人不变质，雷锋精神就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不超越个人本位主义、不脱离物质刺激，就不可能建设新的社会。努力工作、日常生活中主动帮助别人、勤俭节约等，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超越性价值。

雷锋精神是建立新社会关系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多次提出学雷锋要从娃娃抓起。他说：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放弃自己民族的榜样人物就是瓦解本来高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是要找回新中国的精神灵魂。

中国共产党人对天下为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同时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四、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精神的薪火相传

要真正确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就必须走出西方中心论，立足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重写社会主义思想史。当前，人民群众希望尽快摆脱住房、教育、医疗的重重压力，人民期待早日进入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对人类文明和发展有较大贡献，就必须进一步践行天下为公。只有这样，“四个自信”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理论不彻底，就难以服人。面对时代新问题，我们必须贡献出自己的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到天下为公。

【“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9]】

天下为公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标志性因素。概括来看，习近平阐述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如下三个内涵：

一是中央领导同志要有天下为公的胸襟。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就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提高中央政治局工作水平提出五点要求，在第四点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中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

二是广大知识分子要有天下为公的情怀。2016年4月26日，在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习近平赋予了“道义”以时代意义：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立足我国国情，放眼观察世界，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实事求是、客观公允，重实情、看本质、建真言，多为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献计出力。“舍生取义”的慷慨与胆气即古人推崇的“大道”不能到我们这里失传。

三是天下为公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2014年7月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之际，习近平引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阐述自己的观点。2015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习近平再次指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在最重要的国际场合把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天下为公已成为中国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