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方方的新“伤痕文学”
李 婷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伤痕文学流行了很久，而且对中国文学与艺术界影响深远，现在文学界和影视界依然有人在不断地炒“伤痕文学”这碗冷饭。
最近十分流行的《方方日记》的作者——方方同样位列其中。而且这次“冷饭”不“冷”，方方还因此成为了红人。在疫情进行的过程中，方方积极记录着武汉人民的伤痕，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方方又积极号召大家记录人们所经历的“伤痕”。
在3月10日的日记中，方方建议“民间写手，组成团队，寻找到那些丧亲者们，帮助他们撰写出自己亲人寻医以及死亡的过程。当然，成立一个网站，分门别类，将这些记录挂上则更为方便。如有可能，出版数本记录文字，也很必要。”
方方的武汉封城日记，引发舆论讨论
方方的成功实际上是“伤痕文学”的成功
一些人质疑方方的成功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操作，这一点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成功不是无缘无故。
一方面，方方的成功与她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方方本人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作家，她的《软埋》拿了路遥文学奖，她的《万箭穿心》拿了第十三届百花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她的《风景》获1987-1988年中篇小说奖，被评论界认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
曾有人这样评论她的《风景》:“不仅为我们赤裸裸地叙述了一段悲惨的故事，还为我们残酷地展现，当生存的意义被现实境遇消解得体无完肤之时，也只剩下真实严酷的躯壳，考验着在生存本能中挣扎的每一个人”。可见，她十分擅长于记录伤痕。
另一方面，方方的成功在于伤痕文学盛行，有很大的市场。伤痕文学往往从小人物、弱者和利益受损者出发，通过这些人身上的伤痕来雕刻人心。小人物和利益受损者被贴上弱者的标签，其伤痕就成为了雕刻人心的最好工具。
在悲情的催化下，阅读者会把自己等同于小人物、弱者和利益受损者，然后将他们所经历的伤痛投射到自己身上。尽管自己与书中人物的伤痛并不是同一种伤痛，伤痛产生的原因也十分不同。
但是对于阅读者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阅读本身不只是为了理解自己的伤痛，更重要的是通过共情来宣泄。如果仅仅是出于宣泄，那么具体是什么伤痛，是谁的伤痛，伤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都将变得不再重要。伤痛变成了一种从具体时空条件中抽象出来的情感和体验，成为了个体进行“情感自虐”的工具，进而为个体反对他人、反对社会提供依据。
正是因为人们更多地关注伤痛本身，试图通过体验他人的伤痛来达到“情感自虐”和宣泄的目的，所以，作者只要基于自己的文字功底，尽情地刻画伤痛，极尽所能就可以了。他们甚至会将很多产生于不同场景和很多人物身上的伤痕都汇聚在一个人物身上，汇聚在一篇文章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情绪和伤痛体验。即使这样不符合逻辑，不符合现实运作的基本规律，也没有关系。
而且因为现代化的巨型中国现实太复杂，很多人并没有识别伤痛是否符合现实和是否符合逻辑的能力。在情绪化的体验替代了理性思考时，读者的识别能力还会进一步弱化。就这样，极尽伤痛、昏暗至极且毫无希望的伤痕文学直指人心，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悲痛与焦虑。
比如方方在2月16中的《武汉封城日记》文末中写道：
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记录伤痕有积极意义，问题是如何记录伤痕
对于中国来说，记录伤痕和伤痕文学的发展有很多积极意义。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的过程确实是伤痕累累的。这些“伤痕”产生的原因众多。从宏观形势来看，中国在经历了严重的侵略之后开启了现代化道路，长期受到战争（包括热战、意识形态战争和贸易战）威胁，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还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得不在极度不平等的全球竞争秩序中谋发展。除此之外，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瘟疫。
从制度探索和建设层面看，能够学习先发国家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国情不同，生发于先发国家的制度在后发国家落地的过程中会出现“制度夹生”。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由于西方的道路走不通，结合中国的国情，我国在苏联的引导和帮助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发展，虽然可以学习苏联经验，但是也会因为苏联过于强大而出现了盲目照搬照抄的问题。出现问题之后，又要开始不断反思苏联经验和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进行试错，走出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又因为试错往往不是一试就对，试错的环境比较恶劣，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对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中国又开始被动地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限制国家，推动市场发展，成为了基本的发展方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田水利建设到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各个领域都开始限制国家和集体的作用，以使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些公共领域，我们总是在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和限制国家有过大的权力之中纠结，试图实现某种平衡。但是按下葫芦又起瓢，谈何容易。
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和公共利益，国家需要不断调整政治经济制度，在调整政治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总会有受益者和受损者，比如土改过程中的贫农和地主，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的企业主和国有企业工人。再加上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现代化的，制度制定者、执行者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新的发展模式，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素质、能力又难以与新形势相匹配。这增加了利益调整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利益受损者产生的可能性。
在同样的时空条件下，相比于先发国家，国际国内形势所造就的各种大难题，使得我们要获得相应的成就，变得更加困难，也大大增加了生长于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受伤的概率。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托于制度、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影响个体，给处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好处，也在个体的心灵甚至身体上留下不少伤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与艺术工作者除了要通过文艺作品记录发展的不易与成就，个体的幸福与快乐以外，记录处于社会和家庭中个体的伤痕，同样十分重要。
记录伤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记录时代本身的复杂性，让大部分个体能够在时代中安放自己，与时代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在理解时代的过程中理解自己，反过来理解时代。另一方面，帮助人们理解伤痕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尽量降低伤痕再一次产生的可能性。
但我们需要提醒的是，记录美好应该与记录伤痕并存，如此才能真正呈现时代的复杂性，生长于时代的个体生命的复杂性，理解时代中值得我们记住和继承的精神和制度，以及那些我们应该尽快抛弃的制度和改革思路。
我想，这是生长于这个国家，虽然没有直接的物质生产力，但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到的。而且我认为作为有较强阅读、理解、分析和写作能力的知识分子，文学与艺术工作者有能力深入理解时代和公共事件的复杂性，理解时代和公共事件中的个体，再通过个体去理解和呈现时代的复杂性。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在还没有了解复杂性的情况下，甚至根据“据说的”信息做一系列判断，置时代以及公共事件的复杂性于不顾，仅仅沉迷于片面地记录伤痕和煽情。
当下，文学界很多人长期执着于记录伤痕，甚至拼凑伤痕，他们记录伤痕的能力在不断成长，遗憾的是其中很多人帮助人们理解伤痕和理解时代的能力并没有成长。他们也不屑于记录时代的美好和不易，甚至觉得一些美好的东西看起来是“冷笑话”。
方方笔记（2月24日）：“听说住进方舱医院的病人，病好了也不想出去。因为方舱医院空间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点都不缺玩伴。此外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还不收钱。远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实得多。说起来，有点像冷笑话。”
他们看起来很挑剔。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挑剔的人。没错，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知道，面对着如此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在家里用手机和电脑进行“挑剔”实际上是最容易的。如果方舱那些天天穿着防护服努力陪伴病人，带领病人们跳广场舞、表演节目以使后者能够积极面对疫情的医护人员，看到方方的这段文字，不知道会怎么想。
战“疫”时期，文艺工作者不等于“揭伤疤的人”
以上讨论的是在常态下，伤痕文学的意义以及如何记录伤痕等问题。但是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又要重新理解文艺工作者记录伤痕的工作。
在战胜疫情时，我们主要有两大战场，一个战场是国际舆论战。虽然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甚至为此做出了很多牺牲。但是国外一些媒体始终在带节奏，认为疫情爆发是中国的责任，要求中国向世界道歉，为新冠在全球爆发负责。
面对这样的攻击，我们理所当然要尽自己所能与其据理力争，而不是根据一些不十分确切的信息比如“殡仪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来否定现在的“战疫”工作，给“战疫”工作添乱，也为国外某些媒体攻击中国提供了材料。
另一个战场是医院和社区等战“疫”一线。恐慌对于一线疫情防控工作而言，一点好处都没有。从过去的经验中，这个教训已经十分明显。一方面，“恐慌性”就诊会导致医疗资源被“挤兑”。另一方面，在战胜疾病的过程中，恐慌不利于患者积极和疾病战斗。
面对这一问题，文艺工作者应该利用自己的文字能力，给人们希望，帮助人们克服恐慌。但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却将大量悲观和绝望的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不仅会制造恐慌，加剧医疗资源挤兑，还会让人丧失希望，甚至陷入到绝望中，病人恢复的难度也会上升。
方方在2月9日的日记中说道：
“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平时不是没见过亲朋的死，得病而治疗无效死亡的，谁没见过？亲友尽力，医生尽职，回天无术，虽然无奈，但人们往往可以承受，病人自己也会慢慢认命。但这一次灾难，对于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亡，更多是绝望：是呼救无用，求医无门，寻药无着的绝望。病人太多，床位太少，医院也猝不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如何？”
试想一下，身处武汉的人看到一个同样身处武汉的作家写出这样的文字，他们的恐惧和无助感一定会成倍提升。像笔者这样心理素质差、泪腺发达，同时对周边发生了什么极其好奇的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估计要哭出来。而且在餐桌上从家里人那里听说亲戚中有人感染或死亡了，再想到其他人身边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估计会因为害怕和难过，边吃饭边流眼泪。我哭了之后，和我一桌吃饭的我的家人也必然要跟着难过和害怕。一家人遇到事情想要从容和积极，都会变得难上加难。
因此，面对疫情，文艺工作者要想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不仅要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升自己的格局，还应更加设身处地为疫情一线工作人员和感染者着想，在发表自己那些影响力较大的文字时，要再三斟酌、再三斟酌、再三斟酌。
在战时，文艺工作者不是一个“揭伤疤的人”。即使要记录伤痕，也要极为谨慎。关于如何记录、如何发表，要从大局出发、以负责任的态度慎而又慎。作为读者，要对伤痕文学保持警惕，对其消极作用保持警惕。
作为“武器”的“伤痕文学”
实际上，从当前文艺界所呈现的一些问题来看，笔者认为不仅是战时，平常也要对“伤痕文学”提高警惕。因为“伤痕文学”很容易成为西方国家攻击和抹黑中国的工具，这绝对不是无稽之谈耸人听闻。
《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曾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伤痕文学”，中国国内媒体就跟着转载了。
卢新华代表作短篇小说《伤痕》，记录了“文革”留给人们的沉重精神创伤
而且主导了全球文艺话语权的西方国家，有很多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利用诺贝尔文学奖和好莱坞等平台，来主导和型塑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倾向”和消费者的“偏好”。
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可见一斑：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
“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
“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他们利用这一奖项如此露骨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和意图，而我们文艺界很多人依然对这个奖趋之若鹜。不管这样的奖项，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意味着什么，也不管这一问题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1990年7月间，纽约《中报》在一篇社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中说：中国“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和它支持的国家政权对立了。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些不安定的因素还在且还会深深影响我们的当下和未来。试想一下，作为读者和消费者，如果呈现在我们及我们下一代面前的更多的是文艺工作者布满伤痕的文字，和基于前者的文字拍出来的电影和电视，那么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新中国，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在愈发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秉持着这样“历史观”的个体又如何抵御国外势力可能发动的一次次“颜色革命”和一轮轮“和平演变”？这些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而不是沉溺于个人悲苦的“伤痕文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