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陷阱，当然不能让你事先知道，如果让你事先觉察，那你就不会跳进去了。
我所谓的文化陷阱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使你掉进去了，陷阱的设置者却对你叫好、拼命夸奖你，让你觉得这不是陷阱，这是温柔乡，让你觉得自己先进、文明、进步、光明、完善，让你一直呆在陷阱里面而永远不觉察。
所谓话语权，其实就是设置陷阱的权利和能力，或者是看穿陷阱的权利和能力。
在北京市下面官办举办的有关授课中，我至少每年要听若干次关于北京建城史、北京规划的讲座，所有的授课专家、老师，无一例外都要提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陈占祥建议保护老城，让新进北京的党政军民学等机关，到北京城的城西重建一个新城，做为办公地，以便于保护旧城、维护旧城的原貌，并说这是文化大事，而中 国共产党却拒绝了这个建议，云云。甚至还要引用一个外国人的意见，以便证明此说无可置疑的正确性。
大家知道，新中国为了北京人民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上根本没有听梁思成等人的建议，而是对北京旧城进行了巨大的改造，拆了城墙和城门，重新规划了街道，清理的环境。今天的教授专家重提当年梁思成的建议，当然有指责共产党没有保护好北京旧城、破坏了北京城的文化格局、导致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文化遗憾的意思。
我这样说，没有冤枉这些讲课的专家学者吧?
说起对北京城的改变或者说是破坏，我想，全国的外地人肯定立即想到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北狩，英法联军就跑到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把能抢走的都抢走，能杀的人都杀掉，然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等处园林。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攻陷北京，又一次放火，这回哄抢了紫禁城，火烧了《永乐大典》——他们不重视书籍的——。给我讲课的专家学者都是非常重视文化的，那么，我想，应该是知道这次哄抢对北京皇家所藏文化典籍的破坏的。
要说对老北京的破坏，我想，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破坏，远比新中国为发展经济、为发送城区百姓生活而拆城门、拆城墙要恶劣得多。
但是，我三年多内所听到的有关讲座中，那些提到新中国拆城墙、城门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等。注意，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那么对新中国人民政府为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拆掉城墙、城门而遗憾不已，而对英法火烧圆明园、颐和园只字不提，对八国联军焚毁、哄抢大清皇家典籍只字不提?
如果把新中国对北京旧城城墙、城门的拆除算作是文化、文物的破坏，是一种遗憾，那么，殖民主义列强对皇家园林、典籍的破坏，就不是对文化、文物的破坏吗，不是遗憾吗?
那么专家学者，为什么要厚此薄彼?
这个现象是不是有些荒谬?
我不是说这些讲课的专家学者都在包庇殖民主义列强，也不是说他们刻意指责新中国，就是他们要反对新中国。我是说，他们可能无意间上当了，上了西方话语权的当;无意间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主地对文化价值的分析判断能力。
比如，这些讲课的专家，很爱提南罗鼓巷，说美国的《时代周刊》上刊登了一下该巷子，所以，该巷子一下了就成了世界名巷。好像中国人要非常感谢《时代周刊》。实际上，他们无意间把中国文化价值的判定权，交给了外国的言论。
还有，有专家在讲授北京最新建设规划时，提到政府高度重视保护中轴路问题，邀请了外国的著名专家现场指导，哪些要保护，哪些要拆除……
再有，北京似乎还要申请若干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关于北京街巷的名称，新规划要求尽量使用最先的名称，这样显得有文化底蕴。
考虑到以上现象，我想对这些专家学者及负责北京规划中的文化规划问题的同志讲几句话。
西方，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就是曾经多年侵略中国、破坏中国文化的世界。今天，我们应该能认识到，那不是个对中国友好的世界，至少在文化上不那么友好。当然，不排除有些西方人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是，即使这些友好人士，他们对中华文化、北京文化的理解，也未必那么深刻、全面、准确，也未必那么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情况。所以，对他们的话，应该是作为参考，而总体上，我们必须有站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立场上的，适合于我国独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独立自主的思考。
不难想见，西方人，如果到中国来，或者评价中国北京的城市发展和文化继承问题，他们应该是不愿意提到圆明园、颐和园的，也不会提哄抢故宫文物、焚烧《永乐大典》之类的事，因为这多少有些尴尬。即使真心热爱中华历史文化，可能也要回避三山五园!因为，那儿是他们祖宗的罪证。当然，我们也就应该注意到，西方人，文化观念未必与我们的相符;西方人中不喜欢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所创造的文化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就是对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西方人，可能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理解，也不那么深刻。正因为西方人文化观念与我们有很大差异，又要回避三山五园等罪证，反对、不喜欢或者不太喜欢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文化，所以，西方人在北京城市的文化规划和保护上，其关注的重点肯定要回避很多，而只把重点放在了城区!只放在共产党对旧北京城的“破坏”上。至于新中国当时的一穷二白、工业化的重要性，恐怕被他们忽略了。
他们那样想，我们不能那么想;他们忽略的，我们不能忽略。
根据上面所列举的事实，北京的文化专家，是很爱听西方人的意见的。所以，当西方人重视老城区原貌保护、忽视三山五园时，中国的专家学者也在不知不觉间，掉进了人家的话语陷阱，也跟着讲老城区原貌保护、忽视三山五园。人家指责新中国拆毁老城墙、城门，我们的专家也跟着同样指责。人家说强调梁思城、陈占祥的建议，我们的专家也跟着强调;人家指责新中国为了发展经济而毁了北京城的文化，我们也跟着指责;人家不提圆明园，我们也不提;人家说北京的街巷应该使用最古老的名称，我们也跟着这么说。
无意间，就掉进了人家的话语陷阱。
文化，是一代代人创造的;北京城的演进，也是中国人民代代创造的结果。“是古非今，厚古薄今”，打着恢复北京城原貌的旗号，指责新中国对北京城的全面改造，这是在从思想文化上否定共产党、否定新中国、否定人民政权——虽然做得很隐蔽、很有欺骗性。
比如街巷子的命名问题，老实说，新中国为北京的街巷取上新的、红色名称的事，今天已经不多见了。比如，文革期间，我附近的一条巷被命名为“红旗巷”，文革结束后，又改回了原名。
恢复古代的地名，怎么恢复呢?比如北京吧，春秋时叫燕蓟，秦汉属广阳，东汉称幽州，……辽朝叫南京，金朝叫中都，元朝叫大都，马可波罗称之为“汗八里”，明朝、清朝叫过北京，民国叫北平，请问，如何恢复其旧名?
可是，专家们说，古名的文化底蕴厚。
那么，金朝人是不是认为管北京叫南京，就显得文化底蕴深厚?明朝是不是仍然该管北京叫大都，才显得文化底蕴深厚?民国是不是应该管北京仍然叫北京才显得文化深厚?把古名称说成显得文化底蕴深厚，我看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文化。
东城区有一段路叫张自忠路，西城区有一段路叫赵登禹路。是纪念抗日革命烈士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民国年间改定。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改。现在，怎么改?难道“张自忠路”“赵登禹路”没有文化内涵，我看其文化内涵实在是太深了。如果改了，那么，是不是丢了这些内涵?
我不敢肯定地说，西方人那么重视北京中轴线两侧文化保护、避开三山五园的保护，就是要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人民政权搞文化抹黑。但，我也不敢肯定是说，西方人就肯定没有这种祸心。听西方专家学者的话，恐怕难免掉进陷阱里。
文化建设，当然不能厚古非今!大清朝直接把明朝的“大明门”改成“大清门”，从来没有认为“大明门”的文化底蕴就深厚，相反，如果那时你问“大明门”“大清门”哪个名称的文化底蕴深厚，可能直接就被砍头了。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人民政权，对北京城的重大改造、给北京城留下的各种痕迹，当然就是最有底蕴、最先进的文化!片面地拿出梁思成、陈占祥等当初少数人的建议，而指责新中国对北京城的改造，是从文化上在否定自己，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努力，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片面听取外国专家的看法，丧失自主思维、评价的能力，在文化方面不去彰显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却要恢复到民国、清朝、明朝、元朝的旧文化，是不是有点对历史虚无主义免疫力不强?
最后，我非常反感中国去申请什么“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是对中华文化的贬低，是丧失文化自尊、自信的表现，同掉进人家设定的文化陷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