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屈原的爱国主义想到文人的行操与文学的功能

穆  陶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榜样，他的高风，他的文学，垂芳千秋，令人敬仰。

一篇《离骚》，万代相传，彰显着爱国主义文学的灵魂，在“思想”中永生。它是世间的芝兰，人生的良知，民族的浩然正气。

屈原的名字，是与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史传农历五月五日这天，是他投江殉国的日子，人民百姓记住了这一天，从此，便定格于史册之上，与爱国主义熔铸在一起，成为了永恒与不朽。

在《离骚》中，屈原这样说道：“彼尧舜之耿介兮，遵道而得路”。唐尧、虞舜，是古代人们心中的“圣人”——伟大的政治家，屈原将自己的思想抱负，托之于先贤，激励自己，开导世人：为了社会发展，国家进步，应当遵循正道而行。（参阅陈子展著：《楚辞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什么是“正道”？在屈原看来，那就是为国家尽忠义，为人民谋幸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爱国主义”与“忠义”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它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屈原秉持他的人生价值观，通过诗作，表达了他的爱憎，阐释着一个普通的却是千古不移的道理：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屈原的生命意识中，最大的爱，是国家之爱，最大的恨，是邪恶之恨。屈原的文学创作，歌颂什么，批判什么，都是由现实出发的。善恶之辨，爱憎之情，在《离骚》中体现得历历分明。

文学没有国界，但作家是有国界的。屈原热爱的是自己的楚国，而不是与楚争雄的齐国。齐、楚当时并称大国，两国相交，或战或和，是对手，是敌国。屈原没有因为楚国的衰微而逃亡，也没有因为楚王对他的不信任而投奔向他频频招手的齐国。那时候的语言学虽然还没有产生“民主自由”这样的词汇，但在人们的心中是懂得这种含义的，在楚国濒临危亡的最艰难的时刻，屈原没有因私欲而去追逐“自由”，而是以自己崇高的人生信念选择了献身祖国，与国偕亡！

作为诗人、文学家的屈原，在思想中沒有因为“崇洋”而以为外国的月亮特别圆满的错觉；也没有以为外国的江山格外秀丽，朝思梦想而生“媚外”之念。由于他炽热的爱国情怀，他的所有作品的思想内涵，除了忧国忧民，便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贊颂。他对“恶”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国家大爱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蓄意“抹黑”。他对“芳芷”与“臭草”的辨析，态度真切而明朗；对爱与憎，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形诸笔端，湛湛分明。

屈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如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引叙所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朱……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48页）诚哉斯言。

文学创作，本来就是思想与情感的表达方式，作品的思想，也就是作家的思想。古代没有“作家”这个职业，载于史册的文学家，多数同时也是思想家、政治家。屈原之后，另如贾谊、陶潜、韩愈、王安石、范仲淹等等，他们的文学作品，无不寄寓着对社会清明、人类进步的思考，是把人生意识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不朽，首先是“思想”的不朽，其次才是文字。

人间世界，有真情，也有虚伪；有正义，也有邪恶。最有价值的文学，是拥抱真情，暴露虚伪，弘扬正义，抨击邪恶，而不是模棱两可，更不能是非颠倒。作为作家，既然被称作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应当对人类命运怀有忧患之心，在对人的灵魂的解剖过程中，发掘善美，针砭丑恶，让人生永远走在向善向美的路上。这是作家应有的使命。

将“饮食男女”庸俗的一面无限放大，让“性描写”充斥笔端，把淫靡与颓废任情渲染，以此煽情于读者，却以“反映人性真实”作为堂皇的理由，这是极不可取的。在当今，这样的写作，要么是一种心理变态，要么是对时代精神的亵渎。此两者，出现于文学中，均是大病伤！前者不必说了，后者可拿《金瓶梅》来做注脚。《金瓶梅》的创作意图与背景，历来学界虽有多种解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是产生于明代末年，国家社会最为腐朽没落时期的一部小说，作为时代的反映，《金瓶梅》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金瓶梅论集》，徐朔方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不过尽管有的文史专家，也把它抬得很高，但它在文学史上到底成不了高楼大厦，不能与《水浒传》、《红楼梦》比肩，只能僻居一隅，备受文明的冷落！此种现象，难道对于颓靡之作的利害关系，不值得深思吗？至于所谓“屎尿诗”之类，则直是污染环境，不堪嗅闻，却也能占有地盘，岀头露面。何以为然？令人百思不解！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是文学理论界的共识，也是文学史所证实了的。如果今天的小说，写成《金瓶梅》的样子，且被某些文坛评家捧为“经典”，这该如何理解？这样的作品是对时代的反映吗？如果不是，便是以作家的意淫来调戏人生，以阴晦的心态来调侃光明，这是对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背逆。一部与现实精神的主流相悖的文学作品，被誉为“经典”，是十分可疑的。

“人性”一词，在当今文学领域极为盛行，似乎只要写出了“人性”的作品便是真正的“文学”。其实“人性”并非奥秘之物，它是人的生命的必然存在，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与“社会性”相依存。脱离了“社会性”的人性，那就只剩下了“动物性”，把动物性与人的嗜欲着意链接，浓笔重彩，塑造形象，如此，也许能令人心动神驰，便认为这就是“艺术”了，殊不知把“动物性”的嗜欲从“人性”中剔出，融合自身的实践与想象，写岀“性典型”的人物，是用不了花费多大力气的，也无需太高的艺术水平。把这样的作品过高评价，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而言，都是荒唐的。作家在戏弄“人性”，评论家难道也甘心被戏弄吗？这是想体现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功能？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恐怕只有作者与倡导者知道。

“人性”是具有多方面的的含义的。心灵之爱是人性，为国捐躯是人性，灭私奉公是人性，嫉恶如仇也是人性。如果总是盯在“男女之性”上津津有味，便失去了“人性”刻画的真正含义，淡化了人生关怀的宏旨，其文学价值必将大打折扣，其现实意义也值得怀疑。

文学创作，“只写人性，不关政治”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辞，是不可相信的。虽然，喜怒笑骂皆为文章，山水花鸟也成佳篇，但是，当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到“喜怒笑骂、山水花鸟”之中时，它们也就具有了社会与政治的内涵。不然，为何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

屈原的《离骚》，是真正的“人性”之作。她将“香花”与“恶草”做了明确的分辨，并且与其划清界限，坚贞自守，决不与“恶草”同流共伍。屈原说：“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泽”，即污浊、卑下。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在芳香与污浊混杂的时候，要坚定地保持自己的行操，决不改变初心！由此看来，屈原人格的伟大在于此，他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千古不朽的原因亦在于此。

已故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曾经说过：“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 （褚斌杰：《屈原研究.百年屈学》，湖北教育出版社。）屈原的作品，所以具有“与日月争光”的伟大力量，首先是由他的思想决定的。他有坚定地政治立场，明确的是非观念，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从不含糊。他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楚辞.离骚》）这种严加自身道德修养、为坚持道义而不随波逐流，为天下利好而不惜以身殉道的高尚品行，放之四海，堪当古今知识分子的优秀典型。

有人认为，作家的才华决定作家的作品，这似乎不错，但作家思想境界的高低，则是文学作品生命的根基。一个既无人道主义、也无爱国情怀的作家，能够写出为人民所喜爱从而传世不朽的伟大作品者，中外古今，谁曾见过？

有人反对文学作品与政治挂钩，似乎一牵扯到政治，就是犯了文学的大忌，亵渎了文学的“纯粹”。其实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识。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政治”是无处不在的。无论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每一个人，无不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它的阶级政治属性，本是文学理论的常识。然而不知由何时开始，“阶级”与“阶级斗争”一词，却在文学话语中悄然消失，似乎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忌，这是令人不可理解的！

文学及文学创作，有没有阶级立场的“是”与“非”呢？当然有的。古代有，当代也有。当代作品往往因敏感性因素与争议的存在，结论难下，于是或者被模糊处理，无人深究；或者黑白混杂，无从定谳。但古代作品不同，它经过了历史的淘洗，真相大白，且作者早已不在人世，无论他生前有无光环与荣宠，都不重要了，这时候的结论自然就能很轻易地做岀来，也就可以写进文学史了。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长篇小说《荡寇志》。《荡寇志》与《水浒传》可以说是一个题材的两部作品，都是写的梁山泊农民起义。《水浒传》中的起义者形象，是抗击封建势力的英雄好汉，《荡寇志》则把他们写成了被杀尽斩绝的“贼寇”。如此，是非就来了，那么两者谁是谁非？这就涉及到了作家的思想与阶级立场。很显然，《水浒传》的作者具有农民革命的思想，而《荡寇志》的作者则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的。这个作品的是与非，是对于文学的政治阶级属性最明显、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无产阶级作家，从来是对文学的政治思想性给予高度重视的，高尔基认为：“理智要比心灵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他又说：“文学使思想充满血和肉，它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巨大的说服力。”（《高尔基论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0——17页） 文艺作品不仅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而且作品的政治思想性的强弱，是衡量与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依据，是不能回避的。试看中国现当代小说，包括获得“诺奖”、“茅奖”的作品，有与政治思想无关的吗？没有。不与“这样”的政治思想有关，便与“那样”的政治思想有关。作者无论使用何等样式的笔法，也无论故事情节如何魔幻，作品给予人们的感受与思考，无不与政治思想丝丝牵连。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政治思想素养，或者政治方向迷失，东西不分，是非莫辨，那他的作品，无论获得何方人为地奖赏，也无论得到什么人的捧举，都是不可能成其“伟大”与“永恒”的。何以然？道理很简单：人民的文学，应当是反映人民的情感从而为人民所喜爱的，人民不认可，只有圈儿内的“兄弟哥儿们”喜欢，岂能历久行远？此等文人，欲得望屈原项背于一毫，势不能也！文学作品“艺术”造诣的深浅与“思想”境界的高低，两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而“思想”是灵魂。灵魂卑俗，文字再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悦目的纸鸢，只可在风中飘舞，是不能在大地生根的。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是与作家的思想修养密切相关的。文学的性质与功能，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不能以“游戏”视之，不能仅是使读者以享受到心情愉悦为满足。一个作家，应该具有高尚的情操与高远的心地，“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陆机：《文赋》，上海古籍出版社：《文赋集释》，张少康集释，1984年版），有怀霜之高洁，有凌云之心志，以战士的姿态，伸张正义，抨击丑恶，让读者看到真善美的可贵，看到假丑恶的可憎，从而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无论何等文学流派与“艺术技巧”，只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才是最可宝贵的艺术。

过去一个时期，文学界兴起了一个崇拜马尔克斯的高潮，《百年孤独》于是风靡华夏，成为了某些作家模仿的“宝典”。似乎《百年孤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远超过了《水浒传》、《红楼梦》、《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与理念，则逐渐淡漠，趋于式微。这种文学现象的岀现，显示着对文学“思想性”认知的微妙转变。于是，苏联时期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被冷落了，淡忘了；我国建国之后出现的某些优秀作品，例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等，也都被某些人视如昨日黄花，冷落如旧尘，少有人再加提及或研讨。因此，许多青少年由于不清楚中国还有这么多好的文学作品，而不知道去阅读。不难看出，这么一热一冷，显现岀了中国文学的思想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可以称作“变异”，因为原因复杂，本文暂不具述。

又有所谓高境界的“纯文学”、“纯文艺”者，不知发明于何时何人。若问何为“纯文学”？标志是什么？是指文字、内容、还是思想？《白毛女》算不算“纯文艺”？《小二黑结婚》算不算“纯文学”？则无能应之者矣。可见倡扬“纯文学”的人，不过或者是意在为自己立碑，或者是故意为文学制造一道藩篱。它既无文学理论依据，也无文学史例证。“纯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外文学的发展史中，都找不到它的名字与任何影响。无论是从对文学价值阐释的角度，还是从对文学创作指引的角度，都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有着哗众取宠之嫌的虚玄之谈。

国有国情，民有民意，时代有时代精神。文学应是国情、民意、时代精神的反映。离开了这个，无论如何艳异的文字，如何诡秘的故事，都是不足为训的！

文学应当是战斗的事业。建国初期，“文艺战士”一词曾经广泛流行，作家的职业受到社会广大民众的尊敬。人们深深地懂得，作家的文学作品，或如一瓶美酒，能使人陶醉而获得精神营养；或如一炷烛光，能导人前行；或如一把利剑，能刺向邪恶的心脏；也可能是一杯神经腐蚀剂，使人慢性中毒，衶经错乱，不识南北东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究竟应当制造什么样的产品，不应当制造什么样的产品，下笔千钧，不可不慎！作家的笔，就是为灵魂而战斗的武器，这战斗的任务与事业，是光荣而伟大的。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文学“思想性”的主要原因。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文学领域日新月异，创作岀版了大量文学作品，展现了文学战线的新风貌。值得格外关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不能丢弃，歪风与正气的“和平共处”不应提倡。文学的是与非，宜明辨之而不宜暧昧；红与黑，应究别之而不应混淆。要重视“问题意识”，开展有针对性的严肃的文艺批评或争鸣，这样做，对于加强文学领域的思想建设，应是十分必要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的论述，面对世界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跟上时代步代，为中国人民在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岀应有的贡献。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希望。

纪念屈原，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让爱国主义精神之花开遍祖国大地！

作者：穆陶：山东省潍坊市作协原主席。